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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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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和党主人民的悖论
·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在贪官和资金外逃的背后
·胡锦涛的撒钱外交
·虚幻盛世下的“祭孔”闹剧
·斯大林的残暴和女儿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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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重读《狱中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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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矿难与虚假制度——为悼念矿工亡灵和诅咒冷血党权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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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质外交游戏何时了?
·老外看不懂中共官僚
·被戏谑的钦定荣辱观
·马英九的民主牌
·一点突破 满盘皆活——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的民间维权
·盘点冰点事件——大记者VS小官僚
·反道德的钦定“荣辱观”
·樱花的中国劫难
·连战出任中共政协副主席指日可待
·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胡布会——制度对立支配利益相关
·西雅图的笑脸和华盛顿的板脸
·关于自由的论证
·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写在劳改基金会主办“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
·谁是公共资产流失的首要祸魁
·无视私有产权的五四传统——以胡适为例
·如何对待权贵私有化的“制度性原罪”
·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
·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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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媒体改革和葬送新闻良知的审判——“南都案”评论之二

   广东报业一直是媒体改革的先锋,当《南方周末》在整肃下失去锐气之时,《南方都市报》的迅速崛起,接续了媒体先锋的角色。特别是在2003年,“南都”在SARS危机和“孙志刚案”中的杰出表现,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信誉。正当“南都”北上京城创办了《新京报》、准备在政治中心一展身手之时,一场大灾难突然降临。所以,“南都冤案”对中国媒体改革的负面影响,将是巨大而多方面的:

   1,阻止媒体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大陆媒体也自发地开始了转型,逐步由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在这一转型中,对于那些锐意探索改革路径的先驱者来说,最大的制度瓶颈便是产权模糊和法制不健全的灰色制度陷阱。特别是在传媒领域,媒体受到具有悖论性质的双重挤压:党的政治正确和市场的利润第一。媒体既要扮演“党的喉舌”,又要满足“受众趣味”;既要服从“党管人事”,又要适应“市场竞争”;二者之间的冲突又无法调和。“喉舌”要求舆论导向符合统一的主旋律,而受众要求多元化的真实信息;媒体领导层要服从党组织任命,而市场又要求在竞争中选拔人才。南都高层之所以身陷囹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掉进了“灰色陷阱”。

   众所周知,《南方都市报》曾经是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通过俞华峰和程益中等人的努力,仅用三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六年后实现年广告收入13亿元,创造了中国报业市场化改革的奇迹。作出如此杰出的改革成就的南都高层,本应得到制度性奖励,区区几十万奖金的分配并不过分,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得到褒奖,反而遭遇牢狱之灾。事实上,即便南都高层在决定员工报酬分配上有违规之处,也绝非他们本身的错误,而是新旧体制交替的灰色时期之必然。何况,大陆媒体又有几家没有过类似南都的内部利益分配。为什么偏偏是南都领导层遭此横祸,而其他媒体则安然无让?审判南都高层的台面理由是“贪污”、“行贿”和“受贿”,而台下的理由是因他们屡屡偏离了喉舌立场,没有与广东当局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特别是被《南方都市报》的舆论监督置于尴尬地位的某些广东高官,他们一直在伺机打击报复。此次审判,就是借经济犯罪之名来行打击报复之实。

   显然,这次判决作为司法构陷,是对南都的改革奇迹的彻底否定,不仅否定了南都领导层摸索出的卓有成效的改革经验,也使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严重受挫;不仅否定了以往的广东高层对敢言报纸的保护政策,也让作为媒体改革先行者的广东形象严重受损。

   2,扼杀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自发努力。由于喉舌要求对媒体的限制,在日趋激烈的市场角逐之中,大陆媒体很难靠“严肃化”来立足市场,大都只能争相以“娱乐化”来争取市场。然而,在娱乐化泛滥的媒体竞争中,南方报业集团却独辟蹊径,以关注国计民生和敏感时事的严肃取向,以大胆直言和深度报道的民间倾向,而成为激烈的报刊市场竞争中的最大赢家,获得了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为中国媒体的改革提供了另类的成功示范,也为走向新闻自由的渐进道路提供了路标。毫无疑问,南方报业的三报一刊是中国传媒业的宝贵财富,理应得到全社会的珍惜。

   而现行广东当局,先是整肃《南方周末》和关闭《21世纪环球报道》,造成了广东媒体的萎缩。好在,《南方都市报》的崛起使南方报业集团的开明形象得以延续,也使中南海新主人的“三把火”有了来自传媒界的闪亮。然而,这次审判对媒体改革的打击远甚于以前的历次整肃,不仅是对中国最开明媒体的扼杀,使媒体改革的广东橱窗砰然关闭,也是对新闻体制改革进程的整体打击。南都案给其他媒体的教训是:当下中国的传媒市场,只有那些没心没肺的娱乐化媒体、或拒绝新闻良知的媒体,才可能生存下来且获得暴利,而谁再想以严肃导向和推动新闻自由来赢得市场,就只能是死路一条,遂使媒体业的竞争陷于“劣币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

   3,逆淘汰必然导致德才兼备的优秀新闻人出局。在媒体仍然被官方视为“喉舌”的制度瓶颈中,中国媒体走向独立的内在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优秀媒体人的自发推动,正是他们的开明观念和新闻良知的觉醒,他们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对职业道德的顽强坚守,才使南方报业的改革模式历经挫折而延续下来,严肃媒体才能在打擦边球的夹缝中寻求渐进的点滴改良,起到“半吊子第四权力”的作用。

   俞华峰、程益中等人正是现代观念的先觉者、新闻良知的实践者和职业道德的坚守者,他们经营《南方都市报》的成功,赢得了同行的敬重、知识界的赞誉、读者的认同和党内开明派的肯定。然而,广东当局以新闻管制制度为后盾,非但不鼓励优秀新闻人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试验,反而对他们进行恶毒的司法构陷,使媒体改革的实绩变成了改革者的罪状,使稀缺的媒体人才变成大牢中的囚犯。这,无疑是对所有追求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媒体人的当头棒喝,将中国的新闻良知置于动辄得咎的改革恐怖之下:不改革媒体死,但搞垮媒体的缺德经营者却安然无忧且赚得暴利;改革媒体活,但救活媒体的有德改革者却可能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

   中共现政权正在高倡建立“现代政治文明”,而“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新闻自由。一个肆意构陷新闻良知和打压开明媒体的社会,不可能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新闻队伍,也不可能培植出独立的第四权力,逞论新闻自由的现代文明!

   2004年6月18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 (6/18/2004 1:10: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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