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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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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立宪”的虚假

所谓“七一讲话”的期盼落空后,大陆精英们又将热情转向“第四次修宪”,呼唤通过“党主立宪”来推动政改。在大陆,推动政治改革的期望和努力一再受挫,精英们大都认同:既然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主动权在中共手中,那幺,成本最小的政改方式只能在当局主导下进行,也就是由党内开始。所以,寄希望于中共内部的开明派,采取迂回策略谈论政改,遂成为人们的无奈选择,出自智囊之手的“政改报告”私下流行,公开张扬的“政改行政化”和“政改法制化”,等等,“党内民主”被炒得沸沸扬扬,再次激起了许多大陆知识分子“致君尧舜”的热情。

     特别是十六大前后,大陆主流精英们的依附惯性之深入骨髓,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

     只有一心体谅统治者的难处才是善意的,一味原谅统治者的失误才是宽容的,顽强地拐弯抹角地进谏才是负责的,从字缝里读出“新政”的微言大义才是智能的,在统治者恩准的范围内发言才是理性的,全力追捧统治者的任何一点点善治才是建设性的,承认改革的政绩合法性才是现实的,在接受改革的主导权由官方操控的基础上的出谋划策才是负责的,等待恩赐的小康且吃饱了就感恩才算良民,……

     总之,或以“上折子”的卑微姿态仰视统治者,或以道义优势原谅道义劣势的宽容姿态原谅暴政,才是民间的“政治正确”。而民间的体制外角度和无权者立场、争取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和扩大民间的独立资源的诉求等等任何言行,即便不是恶意的,起码也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不现实的、不宽容的、破坏性的。好象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已经很“宽容”了,也好象独裁体制内部已经开始生长着“自觉亏欠”反省萌芽,只要民间施以宽容的雨露,政权就会做出“知耻近乎勇”的回应;也好象中国已经存在着一个专门与政府唱对台戏的独立民间社会了,再不缓和与政权的对立立场,再不主动寻求与政权的合作,就只能是两败俱伤,在两种悲惨结局中进行最差的选择:要幺是政权对民间反抗的更刚性的镇压,将导致更深重的人权大灾难,使政治改革更为难以启动;要幺是底层暴民发动的革命,将改革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最后结局很可能是玉石俱焚的社会秩序解体。所以,用制造政改导致“崩溃论”可怕前景,为“跛足稳定论”的绝对合理进行辩护,已经成为最流行的思潮。

     现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核心议题之一便是修宪,使本来就已经被热炒的“党主立宪论”再次升温。然而,我认为,把“党主立宪”视为渐进改革的可操作方式之一,与欢呼“党内民主”的思潮一样,不过是依附性精英们对政改路径选择的迷思,其前提是放弃民间立场而完全依附于中共当局。

   一、被中共独占的中国宪法

     玩弄漂亮词句,向来是中共的拿手好戏,看看中共在夺取政权前高喊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漂亮词句(参见笑蜀所编《民主的先声》一书),再看看中共掌权五十多年的独裁统治肆意践踏人权的历史,中共几乎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重复漂亮词句,而漂亮词句掩盖下的丑陋统治也是每天都在重复的现实。“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绝非胡锦涛的发明,而是中共掌权之初就宣称过的,只不过每一任党魁所用的表面词句“与时俱进”罢了。然而,无论在陕北的地方割据时期,还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何时放弃过他们一党对公权力的垄断?何曾把人民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即便不提中共已经制造和正在制造的人祸,仅就现政权强调“依法治国”而言,中共的权力自私也昭然若揭。

     权力自私必然导致权力狂妄。中共想代表什幺就自行宣布代表了,根本不必征得被代表者的同意,中共也不觉得在宣示某一政纲之前,有必要征询被代表者的意见。事实上,现在的依附型精英们所津津乐道的“党主立宪”,绝非渐进式的政治改革法治化,因为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常识一再表明,中共体制一直是“党主立宪”的体制,所有的“制宪、修宪、释宪和行宪”,哪一次不是“党主”?中共何尝让他人染指过“根本大法”的制定、解释、修改和实施,而且中共的行宪,只在实行宪法规定的“坚持党的核心地位”上全力以赴,而对其它宪法条款则采取束之高阁的态度。然而,那些力主“政治改革法制化”和“党主立宪”的精英们,却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政治常识。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现行宪法“已经不错了”,关键不在于“修宪”,而是“如何落实宪政”。

     改革时期的强调“依法治国”,之所以被视为巨大的进步,只因为有“文革”式的无法无天时代的背景,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党权至上”的制度现实:如果就中共将宪法中的其它条款束之高阁而言,可以说中国是“有宪法而无宪政”;但如果就中共坚定不移地实行党权宪法而言,决不能说“有宪法而无宪政”,而只能说中国的宪法不是“人权宪法”而是“党权宪法”,中共在实施党权宪法上从不含糊、从来坚定不移,从来一以贯之。问题只在于:党权宪法的文本本身就违背了普世正义的“人权至上”和“有限政府”的立宪原则,而是始终把“党权至上”作为立宪的核心原则,对政权机构只授权而不限权,对公民权利只有文本上的列举而无事实上的保障。也就是说,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宪,皆遵循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普世立宪原则,其宪政进程就是不断完善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和扩展基本人权、自由的过程。这一原则和这一进程,在根本上与党权至上的党国体制相冲突。同时,宪政是由立宪、修宪、释宪、行宪、违宪的审查与追究构成的一套完整体系,任何一环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宪政的流产。

     在中国,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实施,中共治下的立宪历史已经接近半个世纪了,但从来没有真正触动过党权宪法,不仅是立宪原则与普世正义相反,而且在宪法演变的过程中,既没有对立宪原则的不断修正,更缺乏违宪的审查与追究的制度,五十年的宪法演进过程中,居然没有处理过一起宪法争议或违宪案件。而没有独立的行宪和违宪审查制度,即使是宪法已经赋予的权利,公民对这些权利的诉求也是难以实现的。恰恰相反,中国宪法,既是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党权至上体制的加冕,也是为不同时期的中共政权及其党魁进行歌功颂德的“党谱”。正如刘少奇把1954年宪法的宗旨概括为:“宪法草案把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作过的许多事情都写上了;把现在已经开始做、以后应当做又能够做的事情也写上了。”当时的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在讨论五四宪法草案时,对宪法作为中共统治工具的性质做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他说:“宪法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巩固统治阶级的专政,将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机构规定下来,巩固下来。”而这种把法律作为执政集团的统治工具的思想,早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中就有明确的表述:“法律是统治阶级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法律和国家一样,只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再进一步追溯,这样的表述来自前苏联的,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法学家维辛斯基就赤裸裸地公开宣扬这种独裁主义的法律工具论:“法是以立法形式规定的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则和为国家政权认可的风俗习惯和公共生活规则的总和,国家为了保护、巩固和发展对于统治阶级有利的和惬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以强制力量保证它的施行。”(以上所引证的资料,请参见郭为桂:《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初期的历史命运》一文,“宪政论衡网站”)

     用今天中共高官的时髦语言来表述,就该换成“依法治国,既是为了将党的意志及其大政方针法律化,也是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现在,中共又要“党主修宪”了,已经宣布成立以吴邦国为首的修宪领导小组,正在进行第四次修宪的准备,然而,这种事先张扬的修宪的核心内容,不过是为又一位垂枪听政的太上皇的“宪法加冕”而已——将老党魁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写进宪法序言。套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第二次修宪和第三次修宪,是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领导作过的许多事情写上”,第四次修宪是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和江泽民领导作过的许多事情写上。”

     直到现在,中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经过三次修宪后,仍然规定中共作为领导核心的至上地位。也就是说,在权力就是法律、中共永远伟光正、有权就有思想的中共体制之下,中国宪法根本就不具有现代宪政的基本品质,而仅仅是党纲的意识形态宣示,是一党的权力意志转化为国家大法,是每一党魁的“思想创新”变成最高法律,是一党的阶段性权益性的统治方针政策变成“修宪”的根据,甚至是把某些根本不具有法律特征的党国口号塞进宪法。如,昨天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今天是“以计划和国有为主而以市场和非国有经济为辅”,后天又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这样的修改,与其叫“与时俱进”,不如叫“随机应变”。再如,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劳动光荣”、“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等一党的宣传口号写进宪法,真可谓“金口玉牙”。中共修改宪法与其历史编纂一样,想怎样写就可以怎样写。

     过不了多久,老党魁的“三个代表”又要入宪了。如果在中共17大上江泽民全退而胡锦涛连任党魁,并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力,说不定“新三民主义”也要挤进“伟大思想”的“与时俱进”的行列中,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最新成果”。果真如此,从“毛思想”到“邓理论”到“江重要思想”再到“胡更重要思想”(现在,还无以明之“胡锦涛思想”在宪法中如何表述,故而先假定为“更重要思想”吧),加上洋祖宗马克思主义,被众多“与时俱进的思想创新”充斥的中国宪法将变得愈发拥挤,也该更名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思想汇展中心”的展览指南了,而偌大的中国便是“伟大思想的汇展中心”,十几亿民众只能作为参观者和学习者。随着“伟大思想”的不断“与时俱进”,中国人就有福了,因为可以“活到老、学到老。”

     一句话,中共宪法不过是包装党国体制和实质人治的“伪宪法”。

   二、为一党私利而立法释法执法

     当下中国,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已丧失了感召力和劝诱力,经过跛足改革的民间,权利意识空前觉醒,毛泽东时代对民众的强大精神控制不可能得到恢复。所以,中共的维权只能越来越依重于两大策略:一为经济高增长,二为加强法治。十五大以来,中共高层对人大立法工作格外重视,打着“依法治国”的旗号大量立法,致使法网越来越密。而最大的悲哀在于,中共政权不断强调的“依法治国”,似乎得到依附性精英们不加思索的肯定,被誉为高明的“法制化”转型策略。

     中共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利用与“法治化”这一国际潮流接轨的表面宣示,来争取国内民意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以便增加其政权的“内外合法性”,其中,由于加入WTO的压力,使中共的经济立法还有某些局部进步,即用“依法治国”的手段来达到获取政权合法性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用更多的法律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使其对内镇压的恐怖统治“合法化”。特别是随着各种社会危机和民间不满的加剧,底层维权运动向组织化扩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于是,将民间反抗消灭于分散的萌芽状态,便成为中共的既定方针,“恶法治国”也就愈发成为中共维持稳定的杀手锏。在这方面,中共完全不顾立法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不但通过修改宪法来适应其统治策略的变化,而且飞速出台一个个“恶法”,比如1982年的“收容遣送办法”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9年出台的关于“示威游行”和“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1999年的“邪教法”,2002年颁布的《互联网管理条例》等,以及逼迫港府就23条立法,无一例外地是“恶法治国”的典范。更有甚者,中共的人大仅仅是为了满足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力偏好而随意立法,如为法轮功量身定做的邪教法,就是为江泽民个人的权力恐惧而立法的典型。以上法律都是中共意欲把打击异见的传统手段加以合法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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