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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徘徊在丑陋中国身边的一只聪敏的狼

   之所以用了“丑陋的中国”,是因为费正清一生进入和研究的是突变混乱的近现代中国;“聪敏的狼”比喻他学术目标执着、凌厉、全面的学者品质。费先生研究重心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不全是因为他的生命停留于那个年代(1907——1991)。原因何在呢?知名美籍华人史学家余英时的见解能够采信——费氏对繁杂久远的中国史海考证没有兴趣;再者,他25岁始学汉语,中文始终不大溜光,晦涩芜杂的文言文是一道坎。言下之意,研究与自身几乎同时代的近现代史,是一条学术“捷径”。
   
   至少,费氏有功于中国。他的关于近现代中国及东亚研究的学术成就,几乎没有人能够超越。四次修订完善成名作《美国与中国》(初版1948),可见他治学的严谨。中美建交之前,这本书几乎同时摆上了尼可松和毛泽东的案头。尽管费正清一直不承认他的中国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为美国几任总统提供了决策参考,但是,他的自传里还是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中苏关系恶化后,他建议尼克松及时主动向毛泽东示好,依据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向来自恃天下独大,有要外族(国)主动朝贡的传统。所以,1972年,中美隔绝20多年后,尼克松首次访华,东西方迥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定格在那幅全球震惊、寓意丰富的历史性画面上——尼可松面带微笑,疾步走下总统专机,大老远伸出双手,大跨步走向站在原地不动、神态矜持的周恩来。这幅画面太传神了!抛却学术研究的细枝末节,实用、发现、流传、使用是学术研究的目的。《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的巅峰之作,代表了他对中国的全面见解,是中美比较研究的教科书,也是美国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活地图”;《剑桥中国史》、《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1842——1854》则代表了他学术上专精的造诣;《费正清自传》是我最为推崇的,大跨度广视角的描述中,见识了一个西方学者在点点滴滴细节上的侧面。他的学术著作数量惊人,在此不便一一列举。
   
   费正清对中国介入的深度,当以20世纪30——40年代为最;其二,多种身份出现,1931年首次以牛津大学在读哲学博士身份来到中国,时年25岁。考察海关贸易、学习中文、短期兼职清华教师,主要为了撰写博士毕业论文。40年代先后两次来华任职:驻华大使特别助理、战略情报局官员、驻华新闻处处长。中美建交后的1972年,他受邀访华,凋敝的国情,受难的朋友,几乎让他没有收获;其三,交往人物杂且多,跟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留美背景的大学教授专家,国共两党高层人物,都有很好的友谊,梁思成林徽英夫妇、蒋廷黻、金岳霖、胡适、殷海光、乔冠华、龚澎、斯沫特莱、斯诺、郭沫若、茅盾等等。他始终是一个对中国怀有好奇心和同情心的学者,所以,他们数十年的交往,可谓君子之交。对于国共两党,他站在美国利益角度作出判断,除此而外,没有太强的好恶之别。费正清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却适合中国。”他解释说,“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不同,社会秩序不同,民主、自由、人权、法制都是西方的独特产品,并不能移植到以农民为主体而又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中国。”他当时的判断,现在看来显然已经过时老旧了。假若能活到今天,他的史学观大概也会与时俱进的。因此,在他的意识形态里,无论国共两党,只要谁能够维持中国的有效统治,他就支持谁。1943年,他就敏锐地判断出国民党已现颓势,不会久远。

   
   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侧重于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考量,而不是经济、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尽管他早期在华旅行考察研究,多从海关贸易、传教士入手,这跟当时英美人士介入中国的职业广度和深度有直接关系,他来华的目的很明确:贴身观察和介入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并推介给美国。他不是觊觎东方财富的冒险家,他早期尚是一个典型的学院式自由主义学者,对苦难的中国感同身受。同时,他对外国人享受的“治外法权”颇不以为然,显现出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但当中国命运发生重大逆转——抗战、内战,也是恪于他的美国官员身份,他原本的自由主义学者色彩暗淡了,他观察中国的角度转向了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指向的实用主义,但这些丝毫没有改变他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国共两党精英的友谊。在抗战大后方重庆,他维系着双方气若游丝的学术期刊和情报的交流,疏通中国学者留学美国的管道,提供电影放映设备,资助生存窘迫的西南联大教授,提议盟军在延安设立观察所。这些作为,既是官方行为,也是个人行为,关键是他不带任何政治偏见认真去做了。他一贯秉持着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和正义。50年代,他对台湾的“自由中国”雷震事件倾注关心,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道义上声援为言论自由抗争的台湾自由知识分子;殷海光被台大开除,身心生活陷入困顿,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基金给予金钱支助。
   
   费正清卓越的学术带头能量和优秀的交际能力,不能不提到。1935年,费正清携妻第一次离开了生活了4年的中国,其间,他的爱情在古老的中国开花结果。自此,他的画家夫人威尔玛几十年追随费正清朝向东方的脚步,夫唱妇随。战时她曾任美驻华使馆文化官员,对中美文化交流颇多贡献。哈佛大学历史系早前也有近代远东史的选修课,一则教授们没有在中国的阅历,二则普遍不懂中文,只是可有可无的偏门课目。1936年,费正清来到大学母校康桥(哈佛)任历史系教师。几年努力,学习中文的大学生有了一定数量。尤其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被动卷入二战 ,与中国同为盟国 ,战事需要大量中国问题专家,客观需求推动了研究中国的热潮。早在珍珠港事件前4个月,费就被华府征召加入为战争服务的学术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费正清在40年代,先后两次以美国政府官员身份重返战时中国的缘故。1955年,福特基金会支持下的东亚研究中心成立。上世纪50——80年代,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达到了极致。费正清数次飞往中国周遍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台湾、香港、苏联考察旅行,跟当地的中国问题专家交流。除了日本、香港和台湾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水平,其他让他大失所望,但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交流渠道,还不至于让他绝望。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研究,不单是停留在书斋里,他在全球织成了一张研究中国的学术网。这张网的源头就是他任职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而跌荡多变、封闭保守的中国大陆,隔海而治的台湾、殖民地港澳,也为世界各地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课题。余英时跟他共事20余年,对费正清有很高的评价。一流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50年代美国主流社会反共产主义的“麦卡锡年代”,也遭遇清查被推上法庭。所幸没有足够证据,他又回到了学术前沿。
   
   他的研究触觉延伸到日本、苏联,并以高龄发奋学习日文和俄语。所以,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再加上哈佛大学权威的学术研究号召力,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培养的东亚史博士,几乎垄断了美国一流大学的东亚问题研究机构。康桥的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研究中国问题能量巨大的平台,有海外最大的中文图书馆和出版社——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出版社,由此确定了它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霸主地位。哈佛—燕京出版社至今还与大陆合作出版学术著作,曾传言被查封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即由三联和哈佛—燕京出版社合作出版。近20年,大陆许多人文学者都有在此研修的经历,比如王若水。另外,福特基金会也支持了大陆许多的学术活动。
   
   费先生开放自由的学术观,同样在两个女儿的管教方式上淋漓地体现出来,宽容、开放、尊重。以他蜚声国际的学术成就,他不迂腐专断,相反,他们给了孩子个性和兴趣的发展空间。她们各自选择了钟情的专业,从事平淡的职业。这也是一个大学者风范的注脚。
   
   费先生是一个高度争议性的人物,而中国人对他的看法也颇多,因为他的中国近现代研究,跟美国国家政策密切相关,他的治学观符合美国人一贯的实用主义精神,因而亦彰显它的普遍和典型意义。但是,不管怎样,费先生主流的西方实用主义观,无意间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了看清自己真实背影的另种视角,这是他留给中国人的最好遗产,足够了。
   
   9月14日是费先生谢世12年忌日,谨以此文纪念!
   
   原作于2002、10、12 修改于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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