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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大午事件看基层政权的掠夺性

   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判三缓四、个人罚款10万元、公司罚款30万,当庭释放收场。他是“吸收公众存款”还是“民间借贷”,公众、专家有不同看法,且当存疑。孙大午的儿子孙蒙对某家媒体说:“我父亲这次完全是因言获罪”,也许是另外一个注脚。这是一桩糊涂案子。民营企业正在上升为中国经济的主流地位,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制度保障,跟政府部门的磨擦和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只不过因为孙大午有很高的知名度,将这种紧张关系显形化了。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已经沦为掠夺性政府。这个观点得到高层的默认。从“孙大午事件”的一些细节,可以捕捉到政府与民营企业关系紧张的事实:孙大午被人认为很“抠门”,逢年过节,一箱鸡蛋就打发了常打交道的政府官员;集团从来没有单独的招待费;被一些人看作“不会做人”、“特立独行”,不喜欢巴结讨好政府官员,更不会“进贡行贿”官员;倒很喜欢跟学术界人士来往,以农民企业家身份在北大等学府演讲;把当地土管局、税务局告上法庭,但以败诉告终,罚款数百万。
   
   孙大午打破了惯常的官民游戏规则。再深层次挖掘,他的个人经历颇能说明问题:他当过兵,以营职军官身份,转业在县银行工作,后与妻子等农户承包土地,辞去银行的“肥缺”公职。他谙熟官场之道,也就对官场的“厚黑学”比一般人看得清晰,他却选择跟政府“不合作”,常人很难理解他。孙大午主动放弃“保护伞”,他在狱中的一首短诗,是他心路历程的最好写照:从来不信传世作/天行健/地怎说/纵然已近天命年/仍西望长安/诘啧蜀道/惟有男儿本色。大午集团曾经名列全国民营企业500强,资产上亿元。集团所在的村落,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五脏俱全,俨然一个“农庄帝国”。他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缺席,与倒闭的华西村、大邱庄领袖不同的是,他每月拿工资2000元,高龄父母仍在捡破烂。他赢得人们尊重,不是靠“财大气粗”、“霸道”。他的真实意愿是与当地村民“共同富裕”,不管他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实际上践行着 “政府是靠不住的”平民立场,在他身上体现出最朴素的民权意识。但同时,他的所为,显然首先是从集团利益的角度出发,但是他以学校和医院等实物投资,客观上帮助和“取悦”了政府。自己能够做到,而政府做不到。这就是他坦然自信的所在。他“取悦”政府,却从不主动讨好官员,所以“得罪”了许多人。这些官员感觉颜面无光,主要是从大午集团捞不到油水,因此,大午集团在土地、融资、纳税等等关口,处处受到他们的刁难和掣肘。孙大午想的简单了,以为办学建医院修公路足够让地方官员显摆政绩了,没有料到他们的胃口很大,不光要政绩,个人腰包也不能空着。
   
   与其在法律层面解读“孙大午事件”,还不如在政治权利层面分析来得准确。在中国,所有的经济、文化、社会规则,都能在政治制度里找到明确的答案。将一切经济行为通过政治手腕来解决,一方面说明,占据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依然遭受歧视,仍然被排在政治秩序的边缘;另一方面,财富上的“富豪阶级”并不意味着天然地享有“富豪阶级”的政治权利。那些中产阶级、草根阶级就不用提了。富豪阶级获得政治权利的机会,毕竟要比下游阶级的机会大得多。这里不是指享有政治特权,基本人权对哪个阶级都是平等的。财富和权利的错位,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强大实力与政治专制构成的畸形社会形态,失去平衡,非常容易使社会深层矛盾以一个突发事件爆发。堂堂一个资产上亿、信用良好的企业,为什么在银行贷不到款?为什么受到土管、税务、工商部门的人为刁难?这是揭开民营企业跟政府关系紧张的钥匙。在当下,政府占有的政治资源、司法资源,甚至新闻资源,别说一个小小的大午集团,就是整个民营企业阶层,都是无法抗衡的。中国现在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摸着地雷过河。连体制内的学者李慎之临终前都拼老命疾喊: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了。私产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证,民间资金大量外流就是其一的证明。数量不少的贪官携国家巨资外逃,也是对一党治国缺乏监督的反讽。

   
   孙大午的不合作姿态、平民立场和财富能力,造就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他危难之际,获得各方专家广泛的同情和帮助。于他个人而言,短期羁押就获得自由,有喜有悲;而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却是悲大于喜。“孙大午事件”因经济原因而起,各方势力妥协,以一个似是而非的司法罪名作为阶段性的了结。制度缺陷,应该由政府检讨,由官员引咎辞职来不断弥补,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不应该由一个民营企业家来背负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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