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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制制度的头号忠臣:国家总理

   

   

   

   

   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凡六任总理: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六任总理一半是技术官僚出身。以民间的口碑,周恩来、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这几位是胜出者。对这四位善意的评价是:亲民,温和,清廉,任劳任怨。怎么都不能否认,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中国民间几千年崇拜“清官”的愚昧传统,是以放弃公民权利和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

   如若把总理们摆放在全球视野,用普世价值观对他们来作纵向考量,这些政治官僚呈现出共同的局限性:他们只是中共人治制度的“守夜人”,而不是中国民主化的“清道夫”—当民意与执政党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首先千方百计维护的是中共“家族”的利益,站在反人民的一边;他们没有,或者试图超越中共一党独裁并做出颠覆,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展示出一个政治家的伟大抱负和胆略。

   抛开政党立场而言,他们的个人政治作为,只局限在修复层出不穷的政权统治漏洞上,甚至不惜忍辱负重收拾制度作恶带来的社会震荡事务上。中国问题,首祸是一党专制制度。人文、道德以及三农、失业、贫富严重错位等问题,都跟制度设计密切相关。制度腐败,民权不在,喜欢流眼泪的总理们,于国何补?如果以人民意志作为一架天平,一边是专制制度,一边是民主自由,总理们一任接一任在加重制度一侧的砝码,他们为什么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本文试图对中国社会的“大管家”国家总理阶层作以浅析,意图廓清中共作为执政党人治本质的一个侧面。华国锋作为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过度性人物,本文不作分析。

   

   

   “不倒翁”总理 周恩来(任期27年,1949——1976)

   

   周恩来(1898——1976)是中共元老之一,性格谦卑、温和,善于见风使舵。作为中共的“重臣”,跟毛泽东等高层有很好私交,是中共第一代可数的“不倒翁”之一。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很少受到遭受排挤打击。斯诺(《西行漫记》作者)如此评价周恩来:“他是一个书生出生的造反者”。中共用暴力夺得政权,靠独裁维护执政的合法性,暴民运动在中国延续数千年,最终原因归结在文化上—民主宪政资源短缺。书生总理却不惮作出这方面的努力。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度与大独裁者毛泽东沆齑一气,残害同党和人民,他从来没有站出来公开制止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残暴行为,对“四人帮”的暴行也听之任之。

   据《晚年周恩来》一书披露,周恩来在毛泽东迫害致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阴谋中,扮演了帮凶角色。周在文革中确实保护了党内外一批人。不过周不仅要看毛的脸色行事,还必须兼顾林彪和江青的态度。而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周也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签字抓了不少人,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如彭真、贺龙、陶铸等人的案子上都负有重大责任。但是几十年来,中共对这段历史一直采取了捂着盖着的态度,真相不能大白于天下。1981年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其实是很不彻底。

   十年文革,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关口,周恩来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捍卫人民利益,更没有勇气退出中共。这些都大大降低了他作为一个卓越政治家的色彩,充其量是个没有民主理想的“良臣”。周恩来尽管两度留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但他的思维里纠结着传统“谋士”浓厚的忠君思想。眼睛朝上不朝下。他的所作所为都围绕着“忠臣”角色打转,不敢越雷池一步。他首任中国总理长达27年之久,为后来的接任者树立了忠臣典范:只在中共体制内寻求变革,从来没有野心敢挑战极权专制。周恩来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他所以受到人们的拥戴,在于他是一个次恶者。

   

   

   悲剧总理 赵紫阳(任期7年,1980——1987)

   

   第三任总理赵紫阳(1919——)。1970年代末期,他尚在四川省委书记任上,很务实。从省委书记到国家总理,“包产到户”他是积极策划者和响应者,被人称道为温和的改革派。1980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从华国锋手上仓促接任总理职务,华国锋仍保留国家和军委主席职务。恪于错综复杂的中共派系争斗,初期赵紫阳难有建树。1980年代,中国的民间言论空前开放,一部分原因跟中共党内权力争斗正酣,无暇顾及民间社会有关,主要在于残暴的十年文革结束,民间开始觉醒。这一时期,中共对社会的控驭力失范,但这正是一个正常社会萌芽的常态,社会内生的强劲变革力量,就象一个承压太久的弹簧,舒展起来。

   农村土地承包制,让农民获得了最初的实惠,农民尚能安居乐业。但也为农民后来大量沦为被政府掠夺的流民埋下了伏笔。如果土地产权私有一步到位,让农民早日摆脱土地、地域和户籍限制,那农村城镇化,将会提前到来。农民出身的中共领导者,反而没有这样的智慧和胸襟。现在,三农问题不光考验着中共的执政能力,更严重困扰着未来中国的发展。

   中共庞大的集权体制,利益内倾,权力内部分配,使得中共极端“家族化”。专制思维,论资排辈严重制衡个人权力扩张,政治领袖难以展示个性魅力。1987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三届一中全会,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职务,总理由李鹏接任,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自毛泽东以来,中共权力安排惯于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有时候连他们也搞不明白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战争年代,高度集权,便于决策提高效率,但在和平时期,风险非常明显。毛专权搞个人崇拜,严酷清除异己,内耗严重,致使社会变革成本加大。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就是例证。但是,中共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推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策。赵紫阳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显示出领袖风范,执政号召力隐含在垂帘听政的邓小平阴影之下。这从赵紫阳在报给邓小平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可以看出,全篇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邓作批示“这个设计很好。”

   赵紫阳赶上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空前活跃的年代,但是他没有抓住机遇。中共极端紧张民间自由运动。1979年以魏京生等在北京西单墙贴出“政治现代化”标语为标志,随后北京高校学生介入基层选举,中国民主思潮开始兴起,推动自由化运动不断扩大。1984年、1986年,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和自由,这可看作1989年大规模民主运动的预演,中共将前两次民主运动定性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对此采用默许的态度,他还没有还权于民、顺应世界民主潮流的念头。

   社会主义不需要自由,中国不需要自由,人民不需要自由,这就是中共一贯的逻辑。中共的执政理念,仍然跟封建王朝一样,将自己与人民看作“父子”关系。老子管儿子天然有理,儿子造反,大逆不道。在中共内部是以君臣体现父子关系的,原理也一样。赵紫阳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反对中共派军队镇压,敢于跟邓小平叫板。在中共执政史上,这是罕有的一次总书记造反。很动情的一个镜头:赵紫阳在天安门看望劝解绝食学生,他说:“同学们,你们好!你们还小,还年轻,不象我们,我们老了,不中用了……” 时任中共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在侧。胆识不足,跟民众脱节,赵紫阳错失了颠覆中共政权、顺应民运的大好机遇。自此,赵紫阳的政治生命终结,在中国人面前消失,至今被软禁达15年。他是一个悲剧性政治领袖。中国历来的“宫廷政变”,都是内部自相残杀,这跟统治者历来严酷镇压民间自由结社,难以崛起足以抗衡的反对党有直接关系,使得高层革新派无法仰仗到民间政治力量资源。

   

   

   “公子”总理 李鹏(任期11年,1987——1998)

   

   李鹏(1928——)是以根正苗红、最早一代“太子党”身份出现在中共权力舞台,连任两届总理,一届人大委员长,在中共权力核心盘居达16年。其父为中共早期烈士李硕勋,他后被周恩收做养子。李鹏在中共圣地延安完成他的初级教育,在延安意识形态清洗最为严酷的年月,李鹏是被佑护者,更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旁观者。这与形成他内敛,圆滑,阴诈的个性,不无关系。1955年,李鹏从莫斯科动力学院学成归国,在东北底层的水电厂干技术工作11年,文革开始,始进入北京。

   这段经历,看似流放,实则欲升故放—在中共权力圈子,为培养自己可信赖的接班人,惯于如此,以为其积累政治资历和经验。这跟历朝官员科考晋阶有所不同,中共要高明许多。李鹏的“中共公子”身份,在十年文革期间,出乎意外的顺当,且先后官至北京电力系统革委会主任、局长、党组书记。与其他“中共公子”,比如刘少奇儿子刘源,邓小平公子邓朴方等等,遭受揪斗,甚至丧命、残疾,形成天壤之别。这跟他有个左右逢源的养父总理周恩来有直接关系。

   受到的恩惠庇护越多,革新和背叛的主观愿望就越见式微。李鹏从小浸润在红色政权的氛围中,骨子里潜藏着优越感,因而,他的执政理念呈现守护形态。自他1983年从水电部副部长跃升为国家副总理,逐渐进入权利中心,他的保守政治观念,越来越清晰。他扶正次年,中国爆发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李鹏亲手签发“戒严令”,密合邓小平派军队屠杀北京民众,让全球震惊。李鹏在“六四”屠城中的狠毒,是他作为一个独裁领袖的最大罪恶和耻辱,冷血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将近15年了,“六四”成千上万的死伤者,魂魄仍未得到安置;留给死难者家属的伤口,仍未弥合。中国在全球社会主义破灭的前夜,历史性地选择了“六四一代”,他们用年轻明澈的生命,肩起了历史使命。历史痕迹慢慢淡化,血仇可以放弃,但是,罪恶不该被淡忘,屠城的血债仍将得到审判,这将是对中共独裁历史总清算的血案之一。李鹏们没有想到,“六四的孩子”不断在成长起来,将与专制制度展开持久的角力。

   屠杀的恶果,在随后几年遭遇民心强力反弹,通过社会整体衰退间接地表露出来。在李鹏的政治生涯里,这是唯一一次遭受到的滑铁卢。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中国民心不稳,中共乱了方寸,遭遇空前的执政危机。但在国家机器的强大护卫下,“老人政治”发威,邓小平在南方转了一个圈,将中共的危机导向经济市场的开放,喧嚣一时的“姓社”意识形态,急剧扭转到“姓资”,这是中共极不情愿的被动选择。社会危机及时转嫁和化解,李鹏连同中共履险度过。

   自由市场经济,本来早就是中国的选择,但圉于当局的保守、封闭和愚昧,限制了中国市场经济跟外界的连接。中国改革,从来都是在社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以后,被迫推动的。但是,急剧推进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带给经济和社会的混乱是显而易见的。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倚靠邓小平支持,强势对通货膨胀进行“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收效巨大。这让李鹏的愚顽和执政乏术,完全现露出来,但是,他的忠诚和听话,很被“邓核心”看重,才使他没有象杨家兄弟被邓利用之后,一脚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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