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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监狱手记》(6-7)

(6)人圈

   

   监仓跟猪圈一样,猪尚有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吃得好睡得香,养得鳔肥体壮,等待屠戮;而等待收审犯人的是遥遥无期的羁押,仅够活命的粗劣饭食,污浊拥挤的容身空间,随时面临殴打的恐惧,丝毫没有人格尊严。所有的罪恶应该得到刑罚,在他们得到惩罚的时候,健康权、吃饭权、医疗权、放风权、休息权、阅读权绝不应该被剥夺。就人道待遇而言,所有的中国犯人都值得同情和悲悯,不管他们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

   李敖曾说,坐牢必有四失:时间、朋友、敌人和空间。昨天、今天和明天都被拷贝的一模一样,时间不被用来学习和创造,生命也就失去活着的价值;朋友关心着你,却被高墙隔断,有的朋友也对政治犯敬而远之,惟恐被无端牵连;政治犯的敌人不是私敌,而是庞大严密的制度,你被投进监狱,你的敌人就意味着暂时少了一个反抗者;空间就是六面水泥墙,时间久了,思维就围着局促的空间打转转,变得迟钝起来。台湾国民党的监牢跟大陆共产党的监牢,管制手法确实很相像,甚至连打饭洞的位置和大小,都丝毫不差。在李敖著作《快意恩仇录》,台湾早期“台独”领袖、时为台湾大学学生谢聪敏著作《台湾的黑狱——谈景美军法看守所》都有详尽记载。李敖跟国民党独斗几十年,斗死老子蒋介石,又斗儿子蒋经国,非常罕见。中国大陆许多人误读了李敖。李敖的价值,首在几十年公开反对国民党独裁恐怖统治不屈不挠的姿态;其次才是作为作家、政论家的李敖。今天中国大陆独独稀缺的,就是象李敖这样铮铮铁骨反独裁的斗士,李敖是所有求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收审所的日子,每天被打饭、开关钢板门和电视机等标志事件,划分为几个时间段。清晨6点,值班狱警拿着钥匙,哗啦啦依次打开监仓,时不时吆喝“起床,起床了。”听到开门声,头脚交错挤睡在一起的囚犯,从水泥地板上爬起来。每人身下垫一条所里配发的浅红色毛线毯,长2米、宽1.5米,对折铺在身下当被褥。将毯子折叠整齐,然后拿到水泥炕上,交给值日犯人。每个人都给自己的毯子做了记号,或在边缘某个位置用线头打结,或用笔画上符号,不会搞混淆的。家属送进的衣物打成包裹,晚上睡觉当枕头。冬天所里发放三合板,铺垫在水泥炕上隔潮取暖。然后,犯人拿着毛巾、口杯去厕所排队刷牙洗脸。当过兵的犯人,会被安排专门整理被毯。毯子靠墙叠码成高约50公分的一长溜被垛,外面用较新的毯子裹住,被垛捋得有棱有角。白天任何人都不得靠坐被垛,包括号长和狱头。每天的值班狱警都会趴在监视窗检查内务,然后评比,通过每个监仓的喇叭里公布。洗刷完毕,全体犯人排成两排坐在过道,等待开早餐。其他人安定下来,值日犯人拿着撕下的一块毛线毯,屁股撅得高高的,张开两臂弯腰擦拭地板。随后,依次将毛巾三折对叠,整齐地挂在钢条上。

   半个小时左右,会听到叮叮哐哐的声音,外役犯人拖动竹箩筐、大水桶,顺着仓号送早餐、开水。有饭票的犯人,可以用来买包子、馒头、油条和糯米团,其他人是没有早餐的。每天两顿的囚饭,每人一大勺劣质米饭,一勺水煮菜。劣质米饭里经常有老鼠屎、小石粒;汤菜里难得看见油花子。亲友直接把现金交给管伙食的狱警,然后由狱警兑换成等值的塑料饭票,隔几天发放给犯人。午晚餐都会有加菜,只能用饭票买。加菜是伙房单独做的,油水很足,每份都有几大块连毛带皮白嘟嘟的肥猪肉,但是,营养、味道要比囚饭好多了。有时加餐也有烤鸭、烧鹅、烧鸡。一只烤鸭60元。在1994年前后,这几乎相当于内地中小城市一些人的月工资。这仅是监狱黑色经济的一部分。香味飘散在监仓,对那些面黄肌瘦、饥肠漉漉的犯人,确实诱惑很大。每个周末,加餐一次,所谓加餐就是一大块红烧肉,大者一两,小者半两,人人有份。外役犯人按人头配肉块,要多也就多那么几块。肉盆由号长端着分发,按犯人地位高低,肉块从大到小。为此,常常起争端。

   其余时间,犯人要么靠墙坐着发呆,要么爬在水泥炕沿上写信,要么三五人围在一起玩扑克牌,自制的象棋和麻将。没有书可读的。日子每天如此重复。

   犯人小团伙,是以“锅”为标志的,意为几个人饭菜混在一起围堆吃饭。每锅2—5人,主要由那些有饭票的人组成,也有以省籍老乡组成的。每锅就是一个利益体,实行“共产主义”,食品和用品,成员平等享用。即使一支香烟,也是轮流吸。锅里有成员受到欺负,其他人都会出手帮助,群殴都是这样引起的。每个监仓结成的“锅”,一般在3、4个,也就10多人,大多数人势单力薄。

   收审所犯人,没有与亲友见面的权利;进出信件,全部通过管教检查,严禁涉及案情、监仓内情。半年以后,我才获准通信。关键字句,我用英文表示。管教问起什么意思,就随口编一个。

   大多数囚犯是外省籍的流动打工者,在海南岛几乎没有亲友。好多人关了几年,从来没有亲友送衣物用品,全靠掠骗新犯人的。管教会不定期叫出犯人了解动态,犯人一般都会隐瞒实情,担心遭受牢霸报复。牢霸找借口打人很容易,比如说你伸腿挡住了他上厕所的路,踹你几脚,打几拳。锅里其他成员,也会这样找借口出手。天天如此,日子就很难熬了。海南籍犯人,家属送钱物方便,条件相对优越,财多势大。有时候大陆人结成一派,跟海南人群体殴斗。双方打红了眼,声音往往传出监仓被值班狱警听到,武警就会出动。从不问青红皂白,全仓犯人会挨个受到武警殴打。打架的犯人被拉出监仓,直挺挺扒在烫人的水泥地上,警棍、电棒齐下。只听见大院某个角落传来哭爹喊娘声,打人场面是不会被看见的。收审所常用这种野蛮手法警示全监所的犯人。闹事者被暴打之后,被拖到禁闭室关押。

   所里会不定期检查监仓,突击搜查危险物品,入所时衣物上的金属都会被剪掉,比如牛仔裤拉链、纽扣,偶有漏网留下的。比如铁器,牙刷把磨制的凶器,都藏在包裹或被毯里。如果查出,没有人会承认的,所有犯人都会受到竹片或者皮带殴打。

   惩治女犯人,狱方更有绝招。那是全所犯人“观赏”露天节目的机会,难得一遇。7号监仓有个外号叫“六十万”的江苏籍犯人,系窝藏、销脏罪嫌犯,据说案值60万,外号由此而来。“六十万”老婆关在南侧的30号女仓,与7号仓遥遥相对。他老婆估计是打架被戴了脚镣,大骂女管教,被拉出监仓。我们看见肥胖的中年女管教左右开弓搧她嘴巴,她大喊大叫,围观的男管教冲上用脚踹,然后拉到院子正中的喷泉台阶上示众,羞辱她;她被按跪在水泥地上暴晒,惩罚她。室外气温至少50℃。间隔一会,将她投进喷泉水池子,降温,拉上来继续暴晒。全监所犯人喊叫着拿她取乐。“六十万”趴在铁门上压低嗓子直叫“老婆,老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六十万”是个小老板,交人不淑,被盗窃犯老乡加害。他人很乐观,整天嘻嘻哈哈的。他喜欢唠叨:帮老乡处理旧货,自己没有赚一分钱,怎么会判他们夫妇。我给他分析,如果警方调查物品是老乡盗窃来的,你的销赃罪是铁定的,六十万案值会判得不轻。他消沉一两天,又恢复原样。收审所犯人普遍存有侥幸心理。他的亲友每月买饭票2000元,他让管教送几百给他老婆,然后趴在仓门上喊几声通知老婆。关押几个月,他吃得白白胖胖,肚皮大得吓人。牢头都顺着他,骗吃骗喝。他好在从不仗势欺人。每顿加菜,他会把牢饭的汤菜倒给弱小的犯人;值班狱警给他偷带进整条香烟,他会挨个每人发一支。关了半年,夫妻双双逮捕,他大哭着走出仓门,被送往看守所去了。

   监仓里拥挤,整天吵吵闹闹。只有在晚饭后,别人在看电视,我才能静下心,凑着昏暗光线,读那本《英语900句》。我几次要求转到小仓,都没有被批准。关押久了,总想惹事。许多犯人靠打架、挨打来发泄郁闷。犯人听觉都特别敏锐,凭脚步声能判断出是哪个值班狱警从值班室走过来;观察院子里鸟雀、老鼠神态,获悉院子里是否有人走动。有的狱警会压轻脚步,躲在监仓外监听。

   

   (7)“判你12年”

   

   7月下旬,正处海南岛的高温季节,监仓温度达40℃。我的身体营养严重不良,全身开始浮肿,脸部、四臂、脚腕和头顶象充气皮球,累月不见阳光,苍白透黄的皮肤紧绷、晶亮;进来不久就剃了光头,头皮按上去象松软的面包一样没有弹性。身体接近极限,我必须为捍卫生命权做出努力,至于如何判决,已经不重要了。

   一次提审,我刚蹒跚挪出大门,陈晓琨迎过来搂住我的肩膀,笑着说:

   “不错啊,刘水,你白了胖了!”

   “是,我还活着!”

   看见我胸前的道道伤痕,他们追问,你打架了。我回答是武警打的。他们让我撩起衣服,查看背上的伤疤,什么话都没有说。

   走进审讯室,我径直坐在犯人的水泥凳上。审讯依然追问我跟哪些人有来往?谁参与写作?准备把书发行给谁?我一口咬定自己一人写作,没有其他人参与,发行由香港出版社安排,我不参与。他们又拿出征订单,问我如何解释?我说,事先跟出版社约定,会反馈一部分书籍由我发行,具体怎么发行,还没有最后敲定。

   最出乎意料的,他们从案卷里抖落出一大堆资料,委实让我大吃一惊。我在1989年演讲、游行的照片,中学、大学和89年坐牢的日记本,诗集《走上街头》,以及我跟臧克家的合影。不是担心泄露了什么秘密,而是这些东西都保留在甘肃家中,他们难道专程去了家中调查取证?我猛然想起来,前几次审讯,他们多次问在家乡还保留什么物品,放在什么位置。他们逼问地非常详细,实在记不清楚了,我随口提到这些物品,保留在家中二楼的书柜和一只木箱子里。当时他们又问起书柜和箱子的样式和颜色,一下引起我的警觉,满口回答忘记了。

   我出狱返回家乡甘肃庆阳,才从父亲口中得知,原来海口公安局委托当地警方去了家里搜查。第一次被父亲拒绝了,后来老干局出面说服父亲,才拿到这些物证。这些物证对海口警方没有什么意义,并不构成给我定罪的证据。事后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对于我十分珍贵的日记本和照片,都被海口警方借口遗失,及至出狱也没有归还。但是,在这次提审中,他们不明就里总试图发现新线索,我没有兴趣回答。他们说我不老实交代,极为不配合他们破案,并且严厉告诉我,以他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最少判我12年。恐吓,虚弱的恐吓!

   我适时提出改善关押条件,享受与其他犯人同等的通信权利。李科长听到这里,怒气腾腾,用手指头戳着我的眼镜指责:“你父亲也是共产党老干部,怎么教育出你这个反革命儿子!你不老实交代,看我不关死你?”审讯中断。此后4个月,海口警方办案人员消失了,以前频繁的提审突然停顿下来,我确实很不习惯。我明白警方用黑狱的恶劣环境在惩罚我,并借此摧毁我的对抗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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