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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两代信仰不曾消失:我与父亲琐忆>

父亲对公产党可谓坚贞忠诚,他投入了一生热爱着这个党。而我却选择了不同的路。
   
    ——题记
   父亲80高龄,中共党龄60年。11月将过80岁生日。
   我仍然不在身边。30多年从来不曾给父亲送上一句祝福。
   那天晚上,老爸破天荒打来电话。他不经意地说:“今天全家聚餐了,就差你不在……”。这样互报平安,都习惯了,我没有太多在意。次日中午,兄长来电说起昨天是老爸生日。我直怪为啥不早告诉我,兄长支吾其辞。言下之意,告诉我也是白搭。攫取父母之爱,没有止境。在这种惯常和无意间,我蓦然觉得自己很自私。
   我是家人永远的恶梦。
   94年4月18日,母亲罹患心脏病去世。四天后,我才得知噩讯。那时,我远在海口。适逢我服务的那家周刊社倒闭,正在汗流浃背,上串下跳,筹办一个承包来的海南省司法局某杂志社广告部,晚上,躲在屋里,写89事件回忆录。打我记事起,母亲就是满头华发,操持着七口大家的日子。考上高中,我第一次离开家人,去我出生的陇东小城西峰求学。父母和弟妹,仍被下放在四十里外的小镇上。高中毕业那年,我的家庭结束十多年下放,返城。
    小时侯,我们问父亲为什么不回城?父亲常常沉默不言。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会苛责我们几个孩子,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与其说父母让孩子自由成长,还不如说,他们没有精力管教我们,任由我们兄妹五人野性长大。母亲会埋怨父亲只顾工作不顾家,党叫去哪里一点怨言也没有。成年以后,我的职业跟文化搭界后,父亲教导我,要关心政治,看清形势。但我做什么,他从来不会干涉。我有了自己的信仰,逐渐明白了,是这个党给了父亲一切,他对党绝对忠诚。这个党成为他的精神信仰,是他心里的上帝;这个党,是父亲的“父亲”,他的文化、荣誉、工作、家庭、幸福晚年,都是这个党给予的,否则,他永无翻身之日,还是一个文盲农民,将终老在贫瘠的黄土高原。所以,我理解了他对党的忠诚感情。父亲对信仰忠贞的态度,我足够的尊重,甚至欣赏。虽然,我三次未经法庭程序,被这个党莫须有定为“反革命”,投进牢狱。父亲承受了怎样的煎熬,多少次在内心诅咒“逆子”,但是,我没有违背良知,不愿做一个这个制度的顺民罢了。我试图说服父亲,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彼此尊重,几乎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好在时间可以疗治伤口。我与父亲,彼此宽容,彼此妥协,才维系着浓浓父子情。
    大学毕业那年,赶上89事件,从北京返回兰州,我被投进监狱。整整455天。第二年初秋,我顶着光头上刚冒出的短发,拎着简单的行囊,怀揣“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返回家乡。母亲已患心脏病在市一院养病。家人一直瞒着我。一天,姐姐幽怨地向我哭诉:“妈得心脏病,都怪你……”我暂且放弃南下的打算,昼夜陪伺在母亲病榻前。母亲的身体,时好时坏。父亲离休也好多年,兄弟姐妹也都工作了。失业半年后,我在一家文摘类小报《读者之友报》谋得编辑职位,捡回大学校报编辑的爱好。它是一家民营文化公司主办的,挂靠在市文化局名下。一年后,我承包了报社,自任主编。聘用了4个人。我们组织起“中华读者联谊会”,注册遇到麻烦。省市部门答复,他们无权注册全国性组织。特意去北京,在民政部未获注册。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刊司司长的梁衡,还是写信鼓励我们。我们继续以会员形式开展读书活动。会员遍及全国,最高达到5千人。由于过去的经历,我在当地公安局挂了号。九十年代初,10多万人的内陆小城,还是很封闭的,但不乏人情味。绕来绕去,总有朋友关系。公安局内政科的人有时来转转,彼此打个招呼,他们会去文化局了解我的近况。再说,我当个小主编,老实了许多。按规定每期报纸都寄给市、省新闻出版局审查、存档。92年,我受邀去北京参加某报社举办的笔会。笔会组织拜访了臧克家、韩作荣、牛汉等人。返回后,我以报社名义,在全国发起“六盘山杯”诗歌大赛。大赛广告在上海《文学报》、《诗歌报》、《诗潮》等发布。征文,评选,编辑,找出版社,花费了一年时间。最后诗人阿红介绍认识了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老板傅天虹,他也是香港的一个诗人。93年,诗集《走上街头》由香港金陵书社出版了。台湾、新加坡、香港的一些诗刊社,陆续都有约稿。这年4月,母亲仍躺在病床上,我狠心离开了小城,我太压抑了。一路漫游,我登上了迷乱自由的海南岛。
    父亲离休后,还担任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党支部书记。虽然家人纷纷反对,他仍然乐此不疲。他热爱共产党组织,党的信念融入了他的骨髓。每个礼拜,他都会组织老头老太党员,在家里的客厅开学习会,读报学文件,聊天拉家常。母亲得的心脏病需要静养,因此,常与父亲拌嘴。只要我回家,父亲不失时机总要给我上“政治课”,提醒我注意当前形势,别再捅漏子。
   我记得89年9月,小妹陪着65岁的父亲,从千里之外家乡,来甘肃省劳教所探望我。记得那天刮着大风,是在下午,我在三大队九中队服刑快两个月了。在入所的第一天,长长的耷拉在脖颈的蜷曲黑发,被一把锋利无比的剃头刀刮得精光。用手摸脑袋,肉乎乎的,一点不扎手。每个月,会这样“受戒”一次。在漫天灰尘中,我们正在篮球场筛选煤炭,和着黄土打煤球,准备过冬取暖用。我满脸黑灰,饥肠漉漉,喀、喀咳嗽着。忽然,听到值班干警喊:“刘水,接见!”。我被带回号子,擦擦脸,拿了两个小马扎,走出大铁门。竟然是父亲和小妹,远远站在一排飒飒摇摆的杨树下,大风刮起了他们的衣角。站在亲人面前,我咬着嘴唇,说不出一句话。父亲沉默着。小妹在旁边嘤嘤哭泣。干警在旁边看守。
    过了好大一会儿,父亲破例给我递来一支香烟,平静地问我:
    “你咋不给家里说一下?!”。
    当晚,父亲和小妹住在劳教所招待所。第二天,父亲带了好多食品,特意买了一本红塑料皮笔记本给我。嘱咐我写日记,要好好服从管理。这个日记本记录了我被囚禁的每个日子,一直保存在家里,94年被警方搜走,失去踪影。
    1924年,父亲出生在陕甘宁边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爷爷留下的几亩薄田不足以养家。父亲打小就干农活,打短工。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为了填饱肚子,他19岁跑去当了兵,第二年加入中共。跨过黄河,在山西前线抗击日军。父亲参加了许多著名战役。胡宗南进攻延安,国共部队在华池城恶战。县城夷为废墟。父亲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竟然拣了一条命。半年后,父亲部队路过家门口,老奶奶早以为父亲死了,哭瞎了双眼。父亲的文化教育都是在战争间隙自学的。解放后,部队驻扎在兰州,父亲调到西北野战军后勤部,先后在部队办的速成中学、财贸学校学习。55年全军授衔时,被授予上尉军衔,连职。58年大裁军,被编入地方兵役局,现在武装部的前身。50年代,军人很吃香,父母结婚时,母亲还不满20岁。就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情景一样。不过,老爸官运不如石光荣顺,一直没有捞个师长、参谋长当当。一辈子也没有大起大落,十多年军旅生涯,没有挂过彩。家里那口很精致结实的红牛皮箱子里面,保留着父亲的军人家当:三枚军功章,内衬钢圈的大沿帽,宽宽的武装带,红边银星的肩章,红绒领章,八一帽徽,一套夏军服,一件军大衣,一双圆头高帮黑亮皮鞋;皮箱的绸套里,插着父亲的许多军旅照片,荣誉证书,军人通行证。年轻的父亲,全副武装,英姿逼人。照片都是授衔以后拍的。他没有留下一幅战争年代的照片。我想,恐怕跟《激情岁月》里褚琴“骂”石光荣差不多——骑个破马,挎个破枪,象个胡子。这个皮箱装在一个大木头箱子里,母亲有时会把它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晒,防霉虫。上幼儿园放学回家,我翻出照片问母亲,这是谁。遭来母亲一顿臭骂。小学时,排练舞蹈《我参加了解放军穿上了绿军装》,母亲把兄长的红卫兵旧绿军装改小给我穿上,父亲拿出他当年的帽徽领章给我缝上。但是,这些帽徽领章跟70年代解放军的太大不同,因此,同学们都喊我国民党。后来,帽徽和领章被我玩丢了。军大衣、皮鞋、上衣,兄长上高中、插队时都拿去穿了,很风光了一阵。给我只剩下一条黄色军裤,高中时穿着,皱巴巴的。我考上学,父亲把皮箱奖励给我,陪了我几年。89年,兄长探监时顺便把皮箱拎回家,又交回给父亲。小时侯,父亲留存的几十粒手枪子弹,也被我偷偷翻了出来。捅破弹壳,把火药收集起来,掺杂石子铁钉,再灌进大的步枪空弹壳,在弹壳屁股上接上鞭炮捻子,安放在水泥地上,对准一大群飞来飞去觅食的麻雀轰炸。
    70年代初,全家下放农村,父亲贬在庆阳县的一个小集镇白马粮管所工作。我在城里上小学,早加入了红小兵。我转入的白马小学,汇集了许多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下乡知青,这些老师多才多艺。新学校还没有一个红小兵,我团在口袋里的红领巾,虽然皱皱巴巴的,但让我大大虚荣了一番。那时,我家借住在畜疗所的地坑院,窑洞。没有电,没有收音机,没有书籍。粮管所偌大的水泥院落里,整齐地排列着又高又长的粮仓。储备着战备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每年7、8月份,社员交公粮时,就把小麦摊在水泥地上晾晒。粮管所养了几只看院狗,很凶猛。白天拴在后院的果菜园门口,晚上就放开看护粮仓。那只长毛黑狗几次咬了我。于是,让弟弟放哨,我偷偷溜近狗舍,躲在粮仓后面,拿着父亲给我做的打麻雀玩的弹弓,夹着小石子,拉长皮筋猛射击那条咬我的长毛黑狗。狗扑闪着嗷嗷怪叫。我拉着弟弟赶忙躲进前院放风车的工具间。后来,被喂狗的炊事员发现了,向父亲告了黑状。单位人都叫父亲“刘老干”,可能是父亲资历老的缘故吧。父亲从来不骂我们几个孩子,更不会动手打我们。从此,父亲给我定下规矩,要来单位玩,行,但要我每天看他订的《解放军报》,别乱跑。我还真听话了,主要是报纸上打仗的报道很多。连载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是写云南边疆剿匪的,还有79年的自卫还击战,都把我给迷住了。一直到初中毕业,我都喜欢翻看《解放军报》。早就翻烂了兄长的一小箱小人书。偶尔能看到老师的《少年文艺》、《少年文史报》。那时,课外书非常稀少。四年级,开始看胡乱搜罗来的《青春之歌》、《高玉宝》、《水浒传》、《西游记》。那年代,全国流行的就那么几本书。五年级,我自己拥有了第一本杂志《延河》,是父亲出差给我买的,奖励我参加全县小学生作文比赛获得第一名。但我还是喜欢往粮管所跑。乒乓球案就摆在大办公室中间。他们下班后,我就可以跟父亲的同事玩。冬天,打完乒乓球,手上冻裂的伤口,流着血水,疼痛难耐。父亲总给我涂抹上眼药膏。我纳闷,眼药膏怎么能治冻伤呢?反正手不痛了。父亲在单位有一间10平米左右的宿舍。有电灯,有一个挺大的玻璃门书架,整整齐齐摆放着全套马、恩、列、毛著作,全包着牛皮纸封皮。我好奇《怎么办》书名,记住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泛黄的书页,没有我想得到的答案。一个少年大脑里经常冒出希奇古怪的为什么,但是,没有人,没有书本告诉我。还翻到了一本医书《汤头歌》,里面的植物插图吸引了我,照着描画,瞎玩。父亲书架上的所有书,我都乱翻个遍。每本书上都有父亲留下的划线和注解。有时,还会翻出夹在书页中的香烟盒,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父亲的读书心得。我大喜过望,把香烟盒抖罗出来,五颜六色,铺满了桌面。打三角板,是我们那时热爱的玩乐方式。偷偷摸摸把香烟盒全折成三角板,拿去跟伙伴煽输赢了。在中国70年代色彩单调的年代,那可是一个少年最大的财富,满载着我的想象……兄长把那一箱小人书交给我保管,我个人财富含金量,大大上了一个台阶。再不玩三角板了,全给了弟弟。大概在79年,父亲单位买了台彩色电视机。晚自习后,我总跑去敲开单位的大铁门,串进会议室看电视。有时,父亲让我住在单位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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