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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而为,突显新闻垄断危机

   5月22日,深圳报业集团与南方都市报广告客户之争,再次白热化。南方都市报(下简称南都)愤而发难,将两地媒体交恶的内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媒体垄断,利益之争,新闻法缺失,再次突现。还记得2001年上半年,深圳报刊发行公司联手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封杀南方都市报(简称南报)在深圳的发行摊点,酿成当年大陆报界的最大丑闻。
   要想了解两家交恶的来龙去脉,不妨对各自的架构和背景做一简介。
   南报属于广州南方报业集团,是其子报之一。1999年进入深圳,专辟一叠“深圳生活杂志”,由时任南报采访部主任的杨斌(现为南报副总编)统筹,只有一名记者卢嵘(现在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做记者)。年底,大肆招兵买马,深圳新闻部和广告部陆续成立,原南报广告部负责人之一的徐海峰调任深圳广告部任经理;卢嵘任深圳新闻部主任,从深圳法制报跳槽而来的王*春,后升为任副主任。新闻部下属10人左右;广告部先后建立地产部、时尚部、家电部等,专职编辑两人,专职广告业务员约30人,全面介入地产、家电、通讯、汽车、医疗医药、美容旅游广告肥地,采取高提成(10%)和版面大幅刊登软文的方式,一方面刺激广告员拓展客户,或者说争夺客户,另一方面,优惠吸引客户。某些版面由个人承包,比如医疗医药版和美容版。这些业务员统一以主持人面目出现,版头有广告行业负责人姓名,广告业务员撰写的广告软文都署名发表(方便联系业务)。2000年,“深圳生活杂志”改为“深圳新闻”,深圳的新闻和广告单独成叠。年中,又将“深圳新闻”改回“深圳杂志”。深圳新闻部分,直接由广州编辑完成;深圳广告部分,基本在深圳制作、编辑完成,这两部分再由广州合成、印刷。次日清晨,由广州的大货车运来,在深圳南方日报大楼下就地分发给报贩。8点之前,铺满深圳数千家报刊零售点。后南报在深圳宝安报社设立分印点。
   南报率先在公共车体、户外和电视做广告,大肆推介南报的品牌,开了深圳先河。
   “做深圳人自己的报纸”

   “深圳零售量最大的报纸”
   “我来了,我看见……”
   深圳办事处(两部)人员工资,统一由广州审核发放。深圳制作部圄于南方报业集团的官僚体制,申报的办公用品,迟迟不被批准配备,只有两台电脑。后员工将自家的电脑、传真、办公台搬来应急。深圳新闻部和广告部,两个部门独立运作。由于远离广州本部,少了掣肘、论资排辈,再加上优厚的奖励机制,深圳良好的竞争氛围。一伙年轻人热情很高,拼命写稿,在深圳当地媒体看不见的深圳新闻,南报都有报道。让读者眼前一亮。
   “南山卫生防疫站设置‘性病’陷阱,坑害数百无辜者事件”
   “潲水油事件”
   “无良外商非法搜身工人事件”
   “立交桥事件”
   “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直接促成普通市民作者与市长对话”
   “触摸深圳现代化”
   “深圳地理”
   “深圳宝贝”
   这些记忆里的新闻事件,由南报独家或率先报道、策划;一些栏目,几年经营,已成品牌。它们成就了南报在深圳“报业大佬”的地位。广告触角也地毯式覆盖深圳的各个角落。短短一年多时间,南报令深圳人刮目相看,发行量直线上升,几欲超过龙头老大深圳特区报的发行量。南报初期就是这样在深圳杀出一条血路的。但并没有引起深圳本地报纸足够的警觉。
   2000年后半年,南报将战火直接烧到了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的屁股底下,几成围城之势。广告客户,纷纷转投南报,两报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读者不断流失。南报这只来自埠外的“刺猬”,强势突占深圳的新闻和广告资源,让深圳几家纸媒如坐针毡。南报实实在在“嘲弄并羞辱”着深圳本土媒体,强力挑战深圳纸媒“无为而治”的垄断地位。深圳纸媒恼怒至极,但也奈何不得。憋得久了,便生生发生了2001年的封杀丑闻。就象一名深圳某报记者所言:“这样下作,嗨,这叫竞争吗?有本事办好自己的报纸啊,这是深圳新闻人的耻辱!”
   深圳特区报系,2002年之前,下属深圳特区报(市府机关报)、晶报、投资导报(后与香港星岛日报合资成立深星时报,现停办)、深圳风采周刊(现改为深圳周刊)、香港商报(借壳原香港商报,实际由深圳特区报一手编辑发行,现主要在珠三角发行)、汽车导报、焦点杂志;深圳商报系(市委机关报)下属深圳晚报、深圳都市报、深圳画报(2000年似改为旅游天下)。深圳特区报与深圳商报合并之前,两家为争夺广告资源,时有龌龊,互使绊子,互不买帐。2002年2月,两报在政府的旨意和撮合下,深圳商报系并入深圳报业集团。原深圳特区报业集团社长吴松营继续担任新报业集团社长,原商报社长黄扬略任新报业集团总编辑。
   两报系合并,表面是资源整合,实质上合谋完成对深圳有限广告资源的更大垄断,而读者照样读不到发生在深圳的重大新闻。据说,编辑发行仍然相对独立。南报在深圳的卓越成功,让南方几大报业集团跃跃欲试,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在2000年先后觊觎深圳市场。羊晚的新闻周刊短暂在深圳有一定的发行量,现在已经没有了踪影,连羊晚也退出了深圳市场;广州日报,仿效南报套路,开辟“深圳杂志“叠版,但东施效颦,终未获得深圳市场青睐,2003年2月,黯然而归。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今年在深圳零售报摊已经难觅芳踪了。
   广深媒体的正面交锋,暴露新闻垄断带来的恶果,不但媒体自己要吞咽,媒体诚信遭遇危机,而且,读者的知情权受到极大伤害。新闻每体的无法无序的恶性竞争,新闻立法成为不能绕过的一道坎。媒体扮演的党的咽喉角色,正在遭遇来自市场的空前质疑和反弹。打个比喻,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就像唐僧,媒体就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那个威力巨大的紧箍咒,就是现存的媒体体制。孙悟空纵有天大能耐,也没有真正的自由,还要遭受兄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极”的内耗。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财经、南风窗、北京青年报等极为少数的媒体可归属“孙悟空”一列,戴着镣铐在悬崖上舞蹈。哪个是“猪八戒”、“沙和尚”,你们一一归类吧。
   新闻自由,在新闻立法空白的今天,完全走型和变异——我们不乐观地看见,媒体对自身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的追求,越来越侵害媒体应该扮演的社会公器的形象。要对当今大陆媒体下个确切的定义,确实要费一番思量——二元怪胎。一方面,媒体的社长、总编、台长由宣传部任命(网络媒体除外),另一方面,媒体广告和发行走市场的路子。这种二元形态,让媒体如同其他国企一样,官本位盛行,唯上不唯下。这种二元变异形态,让99.9%的媒体割据一方,控制地域舆情,垄断广告资源,玩弄读者知情权。那些所谓的新闻人,职业操守沦丧。记者、编辑拿红包、礼品,那是公开的秘密。发行量、收视(听)率、点击率,几乎是所有媒体最大的谎言。夸大,无非是欺榨广告客户投放广告,欺骗受众购买。在香港,虚报发行量,报刊头目是要坐牢的。更有许多所谓核心刊物,公开向急于评级评职称的作者索取版面费。媒体腐败,由上可见两斑。
   新闻法,成为当今中国大陆社会最为迫切的诉求。只有新闻法,才能使新闻自由成为可能,但仅仅是一种可能。 “言论自由”尽管写进了宪法,我们有言论自由吗?新闻自由尚且距离中国人遥远,白字黑纸的“言论自由”,成为戏说,就不奇怪了。大清朝尚有一部新闻法《大清出版物律例》,何不早生100年?民间办报,开放报禁,在今天市场经济社会,条件已经烂熟,能使各种利益集团诉求透明化。公民社会,呼唤民间办报,催生宪政,体现政治文明。腐败和丑恶,暴露越彻底,社会成本和风险将有可能降为最低。瞒报非典就是一例。
   假如良知缺席,媒体将沦为毒瘤,
   假如媒体缺席,社会将丧失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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