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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玷污的新闻自由

   10月28日晚间,央视二套《对话》节目。这是一次大陆传媒巨头自家人的家庭式party。关于中国传媒改革的公开“探讨”,一直以来是讳莫如深的禁区。央视,至少《对话》节目有所尝试,似乎让全国受众感佩,但是,该期节目内容不伦不类,只是把老百姓常发泄的牢骚,老调重弹,在电视里公开了一下而已,跟传媒改革不搭界。受邀的三个嘉宾是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还有中宣部的高级官员。再看看选择的现场观众,大部分都是各地报业集团、新华书店集团、省级电视集团的头脑人物。
   
   有幸赶上了最精彩的现场观众提问的后半部分。一位嘉宾在阐述大陆传媒“官办市场化”运作时,强调四个不放松:党的宣传咽喉作用不放松;党领导媒体不放松;(党)干部管理媒体不放松;国外(民间)资本介入传媒不放松(大意)。心被一句句话揪紧。原本较为开放、自由的《对话》节目,一下没有了先前张扬深入、咄咄逼人的风格。主持人平等对话的“必杀技”气势去哪了?这样重要的节目,观众期望听到不同的声音,多元的观点。按理说,既然来了现场,那么,就应该遵循这样的游戏规则——平等、坦诚、交流。但这次节目,各方在心态上表现迥然。具体到《对话》节目,那只黑色的话筒,交给谁,说多久,是由主持人掌控的。在这次《对话》节目中,还是流露出了硬伤,即现场提问的观众是事先确定的。先是代表主流声音的官方媒体老总提问。一个出版局的老人问道“传媒如何市场化?”(大意),被嘉宾很轻易地应付过去了。主持人点名提问的大众报业集团和深圳报业集团两个老总,拿过话筒就开始工作汇报兼介绍经验——资产、广告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多少(大多增幅在20%以上)等等,与传媒市场化的话题风马牛不相及。言下之意,大陆传媒“国有市场化”都很成功,足以抵挡WTO后,未来外资和民间资本的觊觎。但给观众的感觉,这不变相成为一场政绩汇报会了吗?也是,在亿万听众面前,当着在座领导的面,向全国人民汇报“传媒市场化”的政绩,真够难为这二位的了。他们的表情着实尴尬和无奈。
   
   “传媒国有市场化”这是哪家的理论和实践?是否市场化不是自己说了算,国际上有衡量的等级标准。如果说国营企业市场化,至少大多数同类产品还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竞争,那么,现有的传媒“国有市场化”,它们的竞争对手是谁?是各地党报,还是同台的各频道?再退一步,从“同宗”媒体竞争的无序化、无法化讲,国有媒体的整个市场获益,远远被新闻机构资源的重叠浪费所摊薄,许多小报小刊小台仍然在吃财政补贴饭,纳税人冤啊!难道传媒市场化不看重经济收益?

   
   看着这档节目,猛然就联想到现在各电视台纷纷热播的“皇帝清官剧”。错过这次节目的朋友,不妨把剧情里的皇帝、大臣、百姓跟节目里的各色人物摆在一起想象,怎么都不过分。央视堕落到这个程度,跟这次节目的气氛倒是非常吻合的,这恐怕是节目策划人没有料想到的。
   
   据央视网络主页介绍,《对话》节目组配备很强大的策划班底,网络了京城各界名流大家。节目流程精确到每个提问话题等细节,由主持人把握每个话题的开头。还好,他们为了不是太尴尬,太赤裸,也不排斥虚实结合的意图,一些知名投资机构、民营传媒、发行机构作为点缀,还有地方台的年轻编导受邀做现场观众。其中一个年轻女编导被点名发问——国家支持国家级、省级(计划单列市)电视台发展,限制其他地方台,那么,其他地方台及人员就面临倒闭和失业,怎么解决新闻人员失业问题?声音打颤,底气不足,心态不正,连嘉宾也笑她“不够自信”。
   
   光线电视、当当书屋、美国新闻集团等老总,这几个真正在市场打拼的老总显然有备而来,他们的提问很有份量,几乎都是封闭式提问。
   
   ——据报道,大陆上空每天有500套国外电视信号,等待中国传媒市场开放就俯冲下来,政府如何应对?(大意)
   ——民间书刊发行机构的批发权何时放开?如果放开会优先外资机构吗?(大意)
   ——(国外)新闻集团能够控股传媒吗?中国什么时候向国外开放传媒市场?股份占多大比例?什么时候允许进入发行环节?(大意)
   
   这时,节目高潮才真正到来,三位嘉宾的回答不提也罢。主持人就象一个“媒婆”,尽捡双方的好话说,或者打圆场,全然忘记了话题本身的交锋。
   
   央视收视率表明,新锐《对话》,高居榜首。原来的主持人沈冰、张蔚对平等对话把握的很有分寸。面对的无论是官员、明星嘉宾,还是专家嘉宾,全不放在眼里,不留情面,提问敏锐大胆,让这些嘉宾面露尴尬,头上冒汗。这才是对话应有的质感、深度和风格。对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为了沟通。可惜现在同质化了,少了个性。没有了尖锐和犀利,《对话》节目正在沦落到“电视party”的境地。笔者一直很喜欢美国CBS《六十分钟》对话节目,主持人华莱士“咄咄逼人”的提问,常常让观众跟随进入政要明星的内心世界,听见他们真实的想法,过瘾得很!发达的互连网、卫星传输等高端技术,正在把地球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封闭和垄断的高墙正在坍塌,公众的眼界在敞开,比较之后,观众对本土传媒有了更多更高的期待,这样的期待是有理由的,谁又能够打断公众的选择和期待?同时,不断发育的市场经济,客观上对信息的诉求更为强烈和迫切。因此,官方话语里的传媒“国有市场化”,是自欺欺人的肥皂泡沫,实则就是信息的封和堵。传媒改革滞后,是在拖市场经济的后腿,负面效应已经逐渐显露出水面。
   
   相对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大陆市场最后一块肥肉,最后的晚餐,只剩下传媒。许多境外传媒大财团(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香港亚视等)虎视耽耽盯着这块肥肉,哪个不是垂涎三尺?这个最美艳的“裸体”,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市场经济逐渐发育完善,将欲遮还羞地褪掉一件件外衣,还原她信息渠道和社会公器的本来面目,回归它社会良知和公正的角色。
   
   传媒市场化,就意味着媒体的企业化运作,它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发行权属于法人和全体股东,法人和股东可以是公民,不单是政府部门。香港、澳门和台湾媒体,在传媒市场化方面,有相当成熟的运作模式,很值得借鉴。
   
   按官方说法,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暂时不开放,某些行业逐年开放,这也是受WTO保护的。那么,传媒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吗?是谁说了算?这实际只是台面上的话,实质上是,如果传媒真正走入市场,就意味着开放报禁,还老百姓的知情权、经营权和选择权,直接打破50多年来新闻垄断的格局,告诉公民事实真相,将政府及既得利益者纳入“第三种权利”的监督之下。再者,新闻监督将长驱直入抵达政治改革的内核,伴随其它制度设计的介入和整合,共同打开民主制度的第一道大门,进而使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直接监督,保证不被虚置,真正行使和享有宪法赋予的教育权、工作权、福利权、自由迁徙权、出版、结社、选举与被选择等等一系列权利。
   因此,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众权利诉求的第一道坎,对当局则意味着是最后一道防线。
   
   新闻自由是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有赖于更全面更彻底的立体市场化和民间的推动,新闻自由是个宝!
   
   背景资料:个人实证了解及观感
   
   一、 同类对话节目比较
   《对话》重嘉宾,主题严谨明确,着重经济方面;《实话实说》同样重嘉宾,话题侧重社会大众方面。两个节目话题时有交叉重叠,功能不太明晰,缺乏深度。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属于漫谈式对话,嘉宾基本固定,话题无所不包,轻松贴近,但缺乏互动性。
   
   二、个案简析:深圳特区报业集团
   深圳特区报业集团(9月30日,政府行政行为兼并了深圳商报,现属有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深圳都市报、香港商报、晶报、深圳画报及游遍天下杂志,号称全国最大的报业集团)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但是,销路如何却是读者决定的。深圳市场最大的零售报纸却是来自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份额也不少。2001年3月,终酿成“南报封杀”事件。期间,南报遍布深圳大街小巷的所有零售报摊,遭到深圳本土媒体所属发行公司联合封杀,连续十多天,南报工作人员走上街头派发报纸。深圳本土报纸的“市场”意识、报纸低劣质量,由此可见一斑。深圳某媒体记者私下里就讲,这也太卑劣了,有本事把报纸办好啊!但是,垄断性使地域性诉求很强的房地产广告(每年2亿多)、汽车和电信类广告(二者合计约2亿),不得不选择本土媒体。这就出现了广告投放媒体和受众喜爱媒体分属两家的怪现象。以此个案来证明,官营媒体某种程度是与市场脱节的。垄断性的广告高收入证明不了媒体质量的好坏。再者,纵观大陆平面媒体,哪个的发行量不是水分多多?还有有偿新闻,行政命令强制摊派订阅,侵犯知识产权、著作权也是屡见不鲜。夸大发行量唯一的目的就是钓商家的广告,欺骗商家和消费者,也不排除打肿脸充胖子,多捞其它实惠。就笔者所知,在香港虚报发行量是要坐牢的。因此,打假很有必要从媒体开始,讲诚信首先从媒体开始。不打破官方全面垄断媒体的体制,即使新闻立法,也只能够部分解决上述弊端,再说,清朝最早颁布的新闻出版法《大清出版物律例》还被废除了。所以官方所言的传媒“国有市场化”是无法可依的,无法可依还叫市场化吗?在涉及市场法制化方面,所谓“中国的国情”,绝对不是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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