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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封锁比SARS病毒更可怕

   SARS突发当属不幸,新闻信息垄断当属不幸之中的最大不幸。受众就象裸露在荒原上的羔羊,灭顶之灾的大风暴即将来临,却被蒙蔽——官方说病毒得到有效控制,一切都很稳定,依然风和日丽。广东SARS大面积暴发,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还在信口雌黄,散布谎言。
   
   有媒体记者坦言,这是一次机遇,一次新闻人的职业机遇。但是,在初期,他们报道的上限也只在医院,各地政府采取哪些隔离、补救措施方面打转。某些领导将表面上宣传sars,作为显摆政绩的大好机会。传染病人,家属怎么样了,几乎没有报道。媒体在作秀,各地政府也在作秀。我们这个民族,喜欢造弄庞大的运动声势,媒体更喜欢煽情,有谁关注个体生命,关注病死的个体。当局非常善于把一个公共事件,甚至危机事件,导演成一次全民运动;政府善于把社会事件政治化。全国第一个萨斯病人,据说来自广东中山。他的染病过程,生活环境,这对公众都是有警鉴作用的原始资讯。敏感的广东媒体不会想不到。多好的新闻素材,但是没有见诸报道。正常吗?确实正常;不正常吗?确实不正常。新闻自由度如何,在这一问一答中立见分晓。
   
   在公开报道中,没有看见病死者名字出现,至少笔者认为,身染萨斯不是耻辱的事,也不牵涉个人隐私,及时通报,可以减少交叉感染,得到及时救治。中国内地、港台,按官方统计死者累计已达200余人。他们的年龄、性别、死亡时间、发病、确诊、可能感染渠道等等,都对公众有效预防萨斯具有参考价值,对专家精确判断大有益处。毕竟病毒还在流传。它跟水灾、矿难并不一样,那是一次性的,矿难死者的隐私值得尊重,事件值得记取。灾难突降到个体身上,非常不幸。没有理由用道德标准来测度。道德是什么?道德等同于伪善。我向来厌恶道德,厌恶用道德判断事物。我宁可相信法律(好的法律)。如果用道德来维护社会运转,那我们只有倒退向中世纪,倒退向野蛮,倒退向更大的专制和独裁。

   
   媒体站在自搭的道德高地上,在专断地指责那些退出一线的医护人员,称他们是“逃兵”。让人愤怒。香港各大医院在抽调一线医护人员时,主管都会主动征询医护人员的去留意见。退留自定,决不强制。央视在采访广东一医院护士长时,问有没有想过退出?那护士长答,我怕别人说我是逃兵。人都有软弱的一面,那些说不怕感染病毒的人,倒成了活神仙。那些怀着惊惧,依然赴在第一线的人们,让人敬佩。在民主制度下,媒体扮演的是社会公器的角色。如果媒体仅仅被一个利益集团掌控,哪里还有新闻自由可言?哪里还会有客观真相?哪里还会倾注人性,关注个体?
   
   在最近的一次旅行中,我亲眼目睹民间防病毒的某些做法。住在长沙市区,半夜时分,总被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吵醒,糊里糊涂,不知道外面在干什么。在一家餐厅用餐,门外突然鞭炮又起。才想起来,赶忙向服务小姐打问,她答,他们在驱赶非典。搜遍当地媒体,没有发现只言片语来报道这种荒唐的行为。这种愚昧方法,当然是一个新闻事件。在“报喜不报忧”,捂、盖、压的意识形态里,“皇帝的新装”总是出现在媒体的新闻理念里。再联想到网络里飞舞的“民间治非典”的种种偏方和谣言,这岂不是新闻自由缺失的反弹和暗合?“竖子不成器,遂使流言泛滥”。从来没有听闻香港民间扮神弄鬼抵御萨斯的行为,为何?市民素质高之外(主要是应对灾难的心理素质强),政府透明,媒体客观是主要原因。事实也证明,香港遏止萨斯的能量是高效的。这不能少了媒体的一份功劳。
   
   初期,隐瞒疫情,政府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而新闻媒体听信政府摆布,不据实报道,同样让人不齿,这是所有新闻人的耻辱!新闻垄断体制不打碎,民间办报不开放,新闻自由只是海市蜃楼。假如再发生类似社会突发事件,仍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无辜生命。报业集团、刊物集团、电广集团不代表新闻体制市场化;开放书刊发行渠道,舍本求末;经济市场化不代表新闻自由,更不代表政治民主化;制度创新,政治文明,不是天上掉馅饼,必先从言论新闻自由起步,舍其,无疑就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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