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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港版)序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1];“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2]。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3]照此观点,怎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即已取得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4]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双方的合作因此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宪政,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就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而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于是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战开始之时,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共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后,百年国耻已洗尽,租界收回了,不平等条约被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以世界五强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时人们多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957年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5]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炼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在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若仔细地研究《历史的先声》的内容就会发现,当年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甚至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这位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是中共最早的党员、罗素的朋友,在他写的《民主原则》中对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6],然而他却据此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左派学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却反而更足;尤其是当苏联于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时许多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一文中称“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7]苏联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当时的我们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他的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社论还专门引用了这段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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