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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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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是海洋也是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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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旦喇嘛的今生今世

   廖天琪采访

   

   1933年班旦加措诞生在一个富裕的藏族家庭。父亲是地主,虔信佛教。班旦11岁时剃发为僧,在帕南的嘎东寺出家。后来进入拉萨附近的哲蚌寺的洛色林佛学院进修,接受了全盘正规的佛教义理教育,师从印度高僧仁曾丹巴大师。1959年3月,达赖喇嘛被迫流亡,西藏人民抗暴失败,中共开始大批逮捕康巴战士和平民,并将大量僧侣下狱。班旦因拒绝出卖师长,被捕入狱,判刑七年。他因忍受不了酷刑和饥饿而逃跑,逮捕后加刑八年。15年刑满后,又留场就业十年。1983他终获自由。三个月后,因张贴主张西藏独立的大字报,他再度被判刑八年。1992年,班旦在度过了33年牢狱生涯被释放之后,逃往印度。他以劳改营的幸存者的身份,现身说法,向世界指控中共政权的反人类、以及宗教和种族迫害的罪行。班旦喇嘛將他的一生經歷, 從童年、出家、入獄、反抗、逃亡的經歷寫成一本動人的傳記》(Fire Under the Snow,London 1997),該書現已由勞改基金會出版,書名《雪山下的火焰》,班旦加措著/廖天琪译, 2003出版,300 页,定价18 。班旦喇嘛现定居达兰萨拉。今年3月间班旦到华盛顿参加“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十五周年纪念庆祝会,筆者对他进行采访,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的仁青塔西担任翻译。

   

   问:你出身于富裕家庭,父亲是地主,跟班禅喇嘛的父母亲又是邻居,按书中的描写,共产党来之前,西藏的乡村生活悠闲有趣,你童年时代接触过贫穷的农民和牧民吗?他们的生活如何?

   答:我家在拉萨和日喀则之间的山谷中。小时候我跟邻居家的孩子们玩,他们家比较穷,看见他们的房子和厨房的灶都比我家简陋得多。西藏历来是个不平等的封建社会,有穷有富,我曾经去过藏南穷困的地区。不过在“旧社会”中,并没有听说过有病死、饿死的人。而共产党来了以后,五十年代进行土改,一般人的生活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实行公社制之后饿死很多人(书中提到连在八十年代还有饥荒的情况)。

   以前人们生活自由自在,牧区比农区富有,但是农民有办法赚外快。早期,每次的法会,总有农民去帮忙,完了男人可以得到十八块大洋,女人十二块大洋。也有人到印度做生意,来回跑。

   问:以前有钱人家作兴至少送一个男孩子去当喇嘛,这是小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机会,你家如何?

   答:我十一岁时出家,还有个弟弟也当了喇嘛。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都会读书写字,也学过梵文。有钱人家一般聘请喇嘛(或普通人)当家庭教师。有钱人送孩子进庙要送很多“见面礼”,穷人家孩子去当和尚不用交钱。

   问:你的祖母认为你是个高僧转世的。你信转世轮回吗?相信自己下辈子会变成什么?

   答:我信奉佛教,自然相信转世轮回,我相信下辈子又会转世成为一个喇嘛。

   问:回顾你一生的苦难经历,这和佛家一般说的生老病死相去甚远,你个人和西藏人民所受到的痛苦是人为的和制度性的残忍所导致的。你怎么从宗教和哲学上来解释?

   答:人生的痛苦有两种:一种是普遍性的,人生在世,人人都要面对的生老病死,属于这一类。 另一种是突发性的,这是人为导致的,非常规性的。像中共不断地发动各种运动,为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中的痛苦”,是突发性痛苦所带来的结果。

   问:藏人是大自然的子民,单纯而朴实,为什么遭受到这种灾难?

   答:从佛教观点来说,不论民族、人类还是个人的命运都和因果轮回有关,因此要积善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是短暂的。积的“因”有时候累集了几百年才见“果”,而不是一代代就因因相报了。我相信西藏人民有一天会过好日子的。现在我当喇嘛积善德,而我以前受的苦可能是因为积了恶德。

   问:佛教中的四戒:不杀生、不偷、不谎、守独身。监狱中很多以前的僧侣都自杀了,你也曾经想过走这条路,这算不算违反教义?

   答:佛教里说自杀是最大的罪过,因为生命是最珍贵的,不可杀生,轻生更不好。在中国人的监狱中,每个人必须出卖、检举别人,这是出家人不可作的。有些僧侣在狱中自杀,这固然违反教义,但是却也避免了出卖他人。有些人神经脆弱,受不了折磨,而走上此路。

   问:你在狱中的三十三年,经历了饥饿、禁闭、半年手铐、两年脚镣、吊梁毒打、电棒捅进嘴里。什么是你最痛苦的经验?

   答:出卖和揭发别人最折磨我。党要大家表忠诚,要求每个人检举他人,这就造成有些人对难友上线上纲的指控,和子虚乌有的诬陷。我最怕这种批斗和奖惩大会,说了假话害人,不说假话害己。但是一开始害人,害了一个,就会再去害一百个,精神就堕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个人的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伤了(如果不死)还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溃,就永远失落了。

   问:你恨不恨中国人?

   答:西藏发生的悲剧,是制度造成的。汉人也有好的,我也遇见一些有同情心的监狱管理人。大饥荒的年代,有一个专门给军营送水的年轻汉人士兵,他有时给我一点吃食,让我免于饿死。他被调走时,我哭了。最让人害怕的是监狱里的审问员, 但是连这种人里面也都有好人,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问: 你始终对中共的统治抱有深度的怀疑,认为只有当西藏成为独立的国家时,人民才能从痛苦和压迫中解脱出来。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你的看法不是和他的政治主张相左吗?

   答:我的确主张西藏独立,但是这和达赖喇嘛的主张没有冲突。达赖喇嘛认为在一国的框架中,西藏应取得真正的自治,他把藏人能过幸福的生活这一点放在首位,如果这能够做到,独立也就不是必须追求的。但是中共政府往往是不能信任的,它的宗教和民族政策说变就变,至少以往的几十年是这样。我不了解汉民族的文化,只知道中共政府坏事作尽,瞄准西藏,就像一把拉满了的弓,西藏人一有动静,箭就应声而出。现在我们只能在无奈中寻求妥协,通过国际的监督和国际协议来解决西藏问题。

   

   附:西藏监狱有史以来首次犯人的示威行动— 摘自《雪山下的火焰》

   1990年冬天,当局和政治犯之间的对峙发展成为正面冲突。12月15日发生在一名青年政治犯拉巴次仁身上的事激怒了犯人,我们于是组织了扎奇监狱的首次抗议活动。拉巴是拉萨第一中学的学生,由于在学校成立了一个叫“雪狮”的主张独立的组织,就被判刑三年。拉巴被逮捕后,关进嘎扎看守所,在那儿受到残酷的刑求。到了扎奇之后,又被一名叫白玛仁曾的警卫毒打,白玛的名字就是残暴的代号。毒打所造成的严重内伤,使拉巴几乎不能行走,他的整个身体象老人那样弯曲着。他一再说胃部非常疼痛,我们给他一些藏药,洛桑建议他去医疗室看病。

   每次去看病,拉巴都被医生赶回来,说他装病。有一天夜里隔壁宿舍传来呻吟声,大家都开始喊叫,“拉巴!拉巴!”喊声越来越大,但是警卫那边毫无动静。其他宿舍的犯人也开始参加呼救,不久整个宿舍都淹没在一片“有人要死了!”的喊声中。

   一辆三轮救护车开进大门,拉巴被送到医院去。那天晚上我们得知他被送到拉萨警察医院,但是当天晚上又被送回监狱,医生说查不出严重的内伤。晚上他的情况恶化,再一次被三轮救护车拉走,拉巴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

   第二天早餐之后,我才听到这个消息,一个在医务室工作的犯人走进我们的宿舍,把消息告诉了洛桑丹增。洛桑僵立在那儿,眼泪从他的面颊流下来。我们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作什么。拉巴死亡的消息在政治犯中间很快传开。在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扎奇发生了。

   洛桑丹增把他床垫上铺着的一张白床单撕成两半,在一边他用很美的西藏文字写着“我们哀悼拉巴次仁的逝世”,在另外一边他写下“我们要求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然后我们象举旗帜一样将这两条床单举在身前,慢慢从屋内走到院子中去。

   第七组犯人发动一场示威游行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传遍整个监狱。洛桑丹增和白玛拿着第一面旗帜走在前面,格桑次仁和嘎丹加塔拿着第二面旗帜跟在他们后面。当我们走出院子的时候,激动地发觉分队其他小组的犯人也排成四行站在我们后面。我的监狱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抗议活动,大家都沉醉于自己的大胆和勇气之中。

   分队大约有一百五十名犯人,全部加入了抗议的队伍,唯一的例外是一名几个星期内即将被释放的犯人。队伍向行政大楼走去,其实这离宿舍不到一百米,短短的距离走起来好像有几里路那么远。

   通常在早餐之后和出工之前,中间有九十分钟时间留给大家做个人的事,所以我们作的准备工作没有引起注意,队伍穿过院子时也没有警卫看到。直到我们走到行政大楼前面,才有一个站在楼前的中国青年士兵发现,他立时满脸通红,显然非常害怕。队伍在他面前几步之遥处停下来。他匆忙奔进办公大楼,门砰的一声在他身后关上。我们站在寒冷的空气中,十二月中旬的气温很低,但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寒意,内心的激动使得周身暖和。突然有一个小门被推开了,警卫们冲出来迅速把我们围在中间,有人拿着武器,有人手持长电棍。在远处的一堵墙上,机关枪已经架起了。“你们干什么?”监狱长大声叫道。

   洛桑丹增用中文向他说了一些话。

   “昨天夜里有一个犯人死了”,科长说,“他叫什么名字”

   大家同时开始大声喊着:“拉巴!拉巴!”

   “谁是你们的领导?”科长问。大家喊道,“我们没有领导”。

   藏人科长是精明的人,知道要舒解目前紧张的情况,最好的办法是让每个人都发言。犯人们慢慢地平静下来,原来内心的愤怒逐渐舒缓,因为第一次能够自由地被允许发言。科长答应会彻底调查拉巴的案子,所有失职的人都将受到惩罚,也宣布会调查犯人被殴打和虐待的情况。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11/17/2003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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