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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领袖杨勤恒──上海作家的牢狱史记(之4)——

   

   井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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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4年8月24日

   地点:上海宜川四村

   杨勤恒先生于1978年参加过人民广场运动,1982年被上海警方逮捕,第一次被判“反革命罪”,入狱两年。监狱地点是上海臭名昭著的关押政治犯的提篮桥监狱。第2次入狱是1994年。他被上海警方以卑鄙可耻的手段栽赃嫁祸、说他贩卖白粉的,再次入狱3年。监狱地点是上海市第一劳教所。他把这里叫做“大丰集中营”。1998年又一次被捕,关在“大丰集中营”里3年。他被中共政府陷害入狱长达8年。为了结束中国一党专政,为中国民主运动,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中国人的光明未来,他失去了自己可贵的青春和自由。然而,他仍在继续努力与独裁政权抗衡。他的精神继续激励着民主运动的年轻一代。

   井:我、还有其他的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都希望知道您当年为何  返回中国,继续承受中共的打压和迫害?

   杨:说来话长。就从我去美国说起吧。自从我最后一次出狱之后,生  活已经不堪忍受了,除了被迫害和监控外,我要面对的第一个残  酷的现实就是生活。这么多年来我的家人为我付出的已经够多  了。我的弟弟对我实在太好了。但是,他那时候失业──下岗  了,根本无法养活我。而且,我对海外的民运充满了憧憬和希  望。我以为他们在海外才是真正的在搞民运。出于许多的对民主  运动的希望的幻想,我决定去美国。于是,我直接到美国驻上海  领事馆。我不是象其他人那样按照程序去办理签证,是第一个不  按程序办理的人。我什么都没有,连表格也没填,就直接去见领  事。他接见了我。我道出了我的经历和处境,要求美国领事馆给  我去美国的签证。可是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后来,我被当局逼  得实在无处藏身,只好躲到乡下的亲戚家去过活。其实,我的那  些亲戚都被监视着。所以,我还是不自由。我特意让他们知道我  的生活其实只是干干农活而已。半年之后的一个黄昏,我的弟弟  致电我表弟家,说美国领事馆答应我去美国了,要我立刻赶回上  海。于是,当晚我的表弟就为我买了火车票,我趁他们不在意的  时候,从浙江老家溜回了上海。

     美国那边为什么答应我去美国呢?是因为我的真实经历和海外好  朋友们的帮忙,我才得以成功的。

     在美国期间,像我这样一个不吃民运饭、到基层打工的民运人士  是少之又少的。我之所以回国,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海外的民  运不起色。一些著名的民运领袖,在海外并没有做出什么实在的  事情来,反而名声非常不好。其实美国人是很支持中国的民主运  动的。我们自己人不争气。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问我是不是  跟魏京生他们一夥的?我每一次都得费很大的唇舌来解释我们民  运人士之间各种关系。

     其二:是因为美国的中共特务特别多,几乎无处不在。我们队伍  当中经常相互怀疑、相互攻击。试问,这样的民运队伍能干出什  么来吗?

   井:真没想到。我倒比您更感到意外。

   杨:是的。我当初的理想幻灭了。我们在美国要举行一次民运的活  动,人数若可以超过30个就已经很成功了。但是,我们就是不成  功。有一次,记者因为人数少,就老把镜头对着我们几个主要成  员,因为没有别的人在,所以,很无奈。中国的民运最成功的要  数香港了(举起一只很童真的大拇指)。50万人跟着上街游行,  试问,谁做得到?你能吗?你做给我看看。他们是真的在搞民  运。所以,我把理想重新带回来了。我认为民运的主流还是在国  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海外,三个中国人坐在一起,大家不发  言、不做事就相安无事,但是,一发言、一做事,好了,那就有  人去攻击对方、去抹黑对方,弄得大家都无法把事情做好。

   井:这种“窝里斗”现象也许就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特征。共产党革  命时代留下来的文化后遗症吧。那时候不是人吃人、狗咬狗的时  代吗?文革就撇下甭说了。高行健得诺贝尔奖不是有无数的中国  人在戳他的脊梁骨吗?说他得这个奖是因为别的原因,说他的  《灵山》根本不是小说,看不懂云云。

     据说国内的民运人士成为国家安全局的“线人”的也不少,确实  如此吗?

   杨:嘿,那种“线人”绝对比搞民运的人士更多。

   井:为什么呢?都受过中共独裁政权的迫害,也遭受过牢狱之苦,为  何最后还得跟丑恶握手?被他们招安?我实在弄不懂。我的理解  是,应该对这个政权更有切肤之痛才符合逻辑嘛。

   杨:恐惧。因为他们都被逼得无处可活了,有的是被威胁利诱,有的  是经不起多次迫害与磨难。很多人因此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一切可  以赖以生存的手段,所以逼不得已就“合作”了。

   井:能否谈谈您在“大丰集中营”里的一些情况?

   杨:2001年我在“大丰集中营”里,恰逢春节。李国涛刚被逮进来。  我们正为了春节“大买帐”──买东西过年嘛。家属每个月都会  给我们钱,但是不能放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为的是要防我们身  上有钱逃出去。所以,所有的钱都在军警手里,我们可以去买东  西,钱就在里头扣除。李国涛他刚刚进来,家属还来不及送钱进  来,人家都在大买帐的时候,他一个人坐着。我看不过眼,就从  自己的食物中分给他一箱子食物──方便面呀、腊肠之类的食物  ──给他送去。你别以为我们可以自由来往,送食物是件很容易  的事情。不是的,我们虽然被关在隔壁的牢房里,但是,彼此不  能谈话,连打个招呼都不行。我是怎样把一个箱子送到隔壁的  呢?趁军警不在意的时候,由于我的牢房里都是刑事犯人,他们  是来监视我的,我就兜着箱子冲到隔壁牢房,把箱子给了李国  涛。

   井:哇,好险啊!

   杨:是的,确实很危险。我才不管他们会拿我怎么着呢。后来被通风  报信了。军警队长得知此事,把我训了一顿,把那个箱子从李国  涛手里兜了回来。当时我是这样跟他们吼的。我说:“最近不是  在放电影《红岩》吗,人家国民党时期的监狱犯人都能相互帮  助,难道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反动派’吗?更没有人性  吗?”是有用,他们都听呆了。不过,队长后来偷偷地跟我说,  不能明目张胆地那样“互相帮助”,也不能送那么大的箱子。最  后,他建议我把东西减少成一小包,然后他帮我送给李国涛。在  集中营里,共产党自己的工具都有不乏对民运人士充满敬佩之情  的人。

   杨:1994年我受劳教的时候,是在大丰集中营一大队。1998年那一次  是在大丰第二大队。以前的政治犯是关在一起的,后来是一个中  队关一个。我们跟刑事犯人关在一起,他们都有笔,而我没有,  纸也封锁。我就把笔芯藏在棉裤里头,偷偷地写些日记呀、小诗  之类的文字。直到出狱的时候,我都把这些用烟纸等纸张写下的  小纸条带出来,连劳教的判决书都是原件的。看到这些小纸条,  我都很感动。

     还有,我在大丰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写信被军警训斥。他们说  我的信文内容有敏感字眼,不允许我写信。我就跟他们吼。另外  一次,是在劳教所的法庭里。他们的市政保、区政保等人都到齐  了。我是原告,他们是被告。我自己读申诉书,读完之后我就破  口大骂,骂他们卑鄙无耻,骂这个卑鄙的政权。四周都是军警。  他们并没有阻止我骂。

   井:那您认为民运的希望在哪里呢?

   杨:民运的精神本来就体现在超于政府步伐的。我们这些人已经不属  于自己了。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的未来,我们匹夫有责。我比从  前更加成熟了。

   井:您最近写了什么作品?

   杨:我一直想为“大丰集中营”写一首诗,最近完成了:

     “为了民主和自由  朋友们都到了这里……”

   (2004.8.27完稿于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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