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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人士何永全──上海作家的牢狱史记(之3)──

   

   井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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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6月19夜 住在西渡的朋友带了一个民运人士何永全来,我们初始感到讶异,自我与一梁的婚礼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不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跟我们谈了他的经历──被迫害的历史。

   何:一开始我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后来这个信仰完全毁灭了。我在监  狱的5年里,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

   井:您是民主党成员吗?

   何:不是。我没有参与民主党,但我跟李国涛是朋友,前两天刚见过  他。

   井:您还坚持写作吗?

   何:我这两天正在写关于宪法的文章。就是在监狱里,我也坚持写  作。以前在第一看守所的时候,我的眼镜被他们没收了(白天给  还我,夜里收走),一来防止我自杀,二来防止我在夜阑人静的  时候写东西。但是当时没有笔,想写也不行。只有在写申诉书的  时候,他们会给墨水和笔。当时,我把墨水滴在一个器皿里,用  牙膏沾墨水写。你晓得吗,我把牙膏卷得尖尖的,这样才能写点  东西。

   井: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方法也能写东西呢。当时,您在监狱里写  了什么作品呢?

   何:在我进监之前,我跟我的女友准备结婚了。写些思念女友的自由  体的诗歌,当然,后来她嫁给别人了。我现在只记得一句:“多  少伤心事,留在黄昏里。”现在想来,仍感遗憾。

      我放出去时,这些作品他们没有检查就让我带走了。我也感到讶  异。

      我是被关了15个月之后才判刑的,之后辗转到了第2看守所,再  而转到上海监狱──著名的关押政治犯的提篮桥监狱。第1看守  所最多的时候关27个犯人。牢房是木头做的,铁栓铜锁,喏大的  牢门两个方形的洞眼,为的是让外边的人可以窥视里面的动静,  另一个是方便他们送饭的。房子很高,铁窗很高很高,根本看不  见天日。几乎是密封的,水泥做的抽水马桶,洗刷全在里头。由  于长期不见阳光的缘故,我们都生疥疮。

   井:得知自己被判刑5年,有何感想?痛苦吗?迷惘吗?

   何:我的情绪比较复杂。一开始感觉到怕、气愤。但我自己心里有  数,最少也得关5年。所以,特别大的痛苦并没有。我的痛苦是  遭受打击之后的错位──就象牙齿错开了一样。痛苦随着时间一  点一点地收回来。我曾经跟一位诗人谈过我的牢狱感受。我说:  “像旅游,人总得出去一次。”他笑我,可我心里是沉重的。记  得预审的时候,他们只给我两个粗馒头。我想我也得吃!一直审  到晚上11点多,没睡好,看守所里的人不断地增加。天亮之后,  大家只好坐着,背靠墙壁,盘腿坐好,看监规。刑事犯较多,政  治犯较少。

   井:您能谈谈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一些情况吗?

   何:被判后,我上诉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就把我转到提篮桥监狱  了。他们一开始就提醒我:(一)不准跟别人谈你的案件。  (二)不准违法乱纪,不能与别人接触。我提着沉重的行李,几  乎拖不动了──人虚弱的缘故。在那里,两星期甚至1个月才放  1次风……

   井:对不起,什么叫放风?

   何:就是让犯人出去喘喘气。一个10几平米的地方,矮墙。警察在墙  上走来走去,来回巡逻,手上拿着电棍。地上是石子走道,当中  有些花草。时值春天,我第一次看到一种象剑兰一样的花朵。我  趁机摘了一朵。那时广播正在播放蓝色多瑙》河,我对着头上的  太阳──掉眼泪了。

   井:在提篮桥几个人关在一起呢?

   何:三个。我一进去的时候,监房门口就站着两个老头。他们告诉  我:“上头关照我们,这是个很重要的犯人,要看好他。是你赎  罪的机会了,死死盯着他!”由于发生了警察打死犯人的事件,  我们由3人变成两个人,但不准彼此说话。再后来,他们就把我  一个人关在一个牢房里。

   井:一个人关难受呢、还是多人难受?

   何:我问过其他民运人士,当时他们都是一个人关的。而我也喜欢一  个人呆着。可以毫无顾忌地看看书、写点东西。

   井:您是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被判5年徒刑的?听说您参加过  1978年的人民广场运动?

   何:1978年,人民广场运动一开始是由于几个穿军服的军人发表演说  的,主要是对文革的看法。上海人传说这些人都是从北京来的。  我们与乔宗林等人也参加演讲。当时,我提出要办地下刊物,陈  军当时是我家中的常客。我们一起创办了“振兴社”,林牧晨创  办《海燕》。我们卷进了包括《今天》等人来上海交流的全国性  的旋风之中。《民主之声》创刊后,我们手上的东西全军覆没  了。第1期由陈军负责。第2期的时候就开始选举人民代表了。  1979年,傅申奇贴大字报要求竞选人民代表,当然后来落选了。  不过,大学选区徐邦泰却成功了。围绕着《民主之声》,内部分  化了。我当时主要负责《民主之声》。浙南等地的民运分子创办  了《责任》,代表华东地区。传闻当时所有的民间刊物都被当局  取缔了。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措施。上海这帮人都纷纷到北京聚  集,准备举行一次“民主运动”。傅北上了,但一去再也没有回  来。全国动乱了。当时我在宁波,当局不允许我随便出入。我提  出返回上海,朋友们建议先到杭州,但杭州形势也不乐观。《责  任》再次出版,各地的朋友都一一被捕。此时,由于经费短缺,  《责任》只好暂停了。这是1981年了。

      1983年,公安局找我了。1983-8-19(简称8-1-9)刮台风,下午  就把我逮捕了,先送到我们厂里的保卫科,接着送我到第1看守  所。他们要我签逮捕证。(兜了好些圈子,《责任》停刊了1年  多了。彭真追究责任吧,来个大清洗。)

      他们判我的罪名是“反革命叛乱罪”。我是第1被告(被判5  年)。王建伟是第2被告(判3年)。杨勤恒是第3被告(判2  年)。秦林山是第4被告(判2年)。

      我在牢里的时候,也就是1985年,他们听说我写了一篇《回顾与  总结》的文章,还到我家里抄家。(由于这篇文章从未发表过,  故我怀疑有人透露了风声。)结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我家的楼  梯口一个绿色的箱子里搜到了。(苦笑)

   井:释放之后,您当时的生活困难吗?

   何:我在1988年8月18日释放。我出来后第一件事要面对的是生存问  题。我没有工作,连三顿也顾不上了。没有工资(5年牢狱,不  管有没劳动都每月给我们3块钱,1个季度举行1次评奖:1等奖10  元,2等奖15元,3等奖20元)。我主要靠家里救济,5年等于空  白,家里最多每月给我20元。

   井:出来后,当局仍然迫害您吗?

   何:出来后,我真想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消失。张汝隽1990年被捕,  把我也卷进去了。我逃亡到江西,呆了1年多,他们出来了,我  才回来。他们到处找我,写公函到我家。我哥告诉我若不出现就  把我的户口也取消了,作为“消失人口”处理。当时我已经成家  了,我只好又在当局的眼里出现。后来我躲到宝山区做生意。他  们要求我每个月给他们打电话。当然我没有打了。宝山区公安局  找我,我说,“你们若看我不顺眼,我就离开算了。”他们说:  “没这等事,你跟朋友之间有往来吗?”我说:“我跟朋友没有  往来。”他们问:“对中国有什么看法?”我说:“中国若大  乱,我一定会卷进去。否则,我不会。”他们走后,每天都有流  氓找我,一进来我的店里就朝我的鼻子上来一拳。警察在旁边  看。店不多久就关门了,我因此丢了30万。

   井:您认为民运的希望在哪里?

   何:在于提高整体百姓的民主意识。

   (于上海西渡)

   --------------------------------------------------------------------------------  200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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