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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诗人吴非——上海作家的牢狱史记(之1)——

   以下对话井蛙简称“井”,吴非(中文独立作家笔会成员)简称“吴”。时间:2004年2月23日,星期一,地点:上海。
   
   井:您当时(80年代)是现代诗歌的领袖级人物,您能简单描述当时上海的文学环境吗?也就是说政治干扰文学的环境。
   吴:79年民主广场之后,我们大家都以在街上张贴各自的诗歌、文学作品来相互联络相互认识的,也就是相互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陈接余、胡俊等人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当时大家都很热衷于谈论外国的文学观,接受他们的新诗论。在我没写诗之前读了北岛的诗,觉得很漂亮,后来自己开始写诗,就不认爲他的诗很好。因爲我的诗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我们都不在乎官方的承认,就是发表在官方杂志报刊上。(我的诗在当时是很先锋的。)既然如此,官方的政治干预作用不大,当然我们也谈论政治,但更关注的是诗歌的命运。我是创造“纯诗歌”的诗人,诗歌应该是没有别的杂质的与语言与文字的对话体。我创立了“主观意象派”诗歌写作。你问我受哪位作家的影响?我想是因爲法国的一部叫《橡皮》的小说对我有很深刻的影响。他说读者可以一边读一边擦,不留任何倾向性的东西,擦到最后也不留痕迹了。看完就擦完了。我的“主观意象派”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井:不在乎官方的承认,是说你们也有创办地下刊物吗?
   吴:对。我们除了自印诗集外,还创办了诗刊《南方》,与《海上》几乎是同时出炉的。1984年。我们《南方》的主要成员有:亚木、戴之。我一直想创办一本个性化,有代表性的诗刊。因爲我认爲生命的意义在于独特。
   
   井:据说您曾经入狱,具体在什麽时间、地点?他们爲什麽要逮捕您呢?
   吴:是的。我在1986年3月1日(与诗人默默相差不了几天入狱)被逮捕,地点在卢安区收容审查所,中山南一路844号(现在这里是小学)。一共被关了50天。当时有一条什麽收容审查条例,可以将疑犯拘留3个月。我不知道他们爲什麽要关我,也不知道要关多久。总之,糊糊涂涂进去,也糊糊涂涂出来。那时候,他们把我关起来,直到两周后才跟我谈话的。
   
   井:请您描述当时监狱里面的情况可以吗?比如,那时的警察跟现在的有什麽不同?
   吴:警察并没有体罚我,但刑事犯人一开始的时候倒有欺负我。比如吃饭排对的时候。我觉得我并没有搞政治,所以跟政治无关吧。收容审查所里面没有现在的抽水马桶,只有一个大木桶。10几、20十人挤在一间小牢房,就是一个挨一个的那种拥挤。一天到晚靠墙蹲著,等他们送饭进来。当然非常难受,我非常渴望自由,我想,只要能恢复自由,怎麽样都可以。真的,自由非常非常重要。因爲我在里面是没有盼头的,不知道他们要拿我怎麽样,不知道会关多久。牢里的刑事犯告诉我,就象插队,最轻的就劳教,重则判刑。直到把我放出去的那刻,我还以爲他们要转移我到别的地方。
   
   井:他们有一套法律程式定你的罪名吗?
   吴:没有。前后总共审问我3次,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审问。一进去时,把衣服都脱了(剩下一条短裤)检查。后面的一些细节都不记得了。
   
   井:你认爲您当时无辜入狱与当时创办《南方》有关系吗?
   吴:不知道。他们并没有提及。
   
   井:那次入狱,对你日后的生活(特别指精神上的伤害)有没有大的负面的阴影?
   吴:没有吧。我现在很健康,从精神到肉体都很健康。
   
   井:你是党员吗?
   吴:不是。也不可能。
   
   井:你对中国现阶段的出版、言论自由度有何看法?
   吴: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唯奇说过一句话使我很震惊,他说,在他执政时,他没有查禁过一部电影,一本书。但即使这样,他也被大家认爲是个极权主义统治者。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出版言论自由的表面了。
   
   井:中国在89年之后的作家群体的普遍写作状态与之前有何不同?
   吴:之前起码有好些刘宾雁那样的作家。之后就少了甚至缺乏。由于官方的整肃,所以大家都有意回避“时政”问题。
   
   井:最近大陆、香港都在抄“爱国论”,您认爲您爱国吗?
   吴:当然。我想几乎每个公民都爱国的吧。
   
   井:爱国等于爱党吗?
   吴:未必。社会应该不断进步的。
   
   井:好,谢谢您接受这次访问。
   
   --转载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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