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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家的牢狱史记(之7)

   

   作者:井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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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感谢魏泉宝先生远在纽约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间2004年11月15日。

   井:首先请您谈谈您的第1次入狱时间和地点。

   魏:1979年5月12日我第1次被上海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原因是人民广场运动。我是77届的应届生,是“请愿团”的组织者。我们的理念是:要就业、要生活、要自由。我们这批毕业生与其他共100多人,从人民广场游行到上海劳动局,在劳动局大楼绝食3天3夜。但政府不予理会。他们说:“你们的事情国家会安排。”我们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5月12日我们“反革命集团”的6个人被公安局逮捕。地点是上海第一看守所。为何被称为“反革命集团”呢?我们组织了“上海人权理事协会”这个团体,纲领就是要以武力推翻中共政权。当时以我为首的地下刊物《黎明》创刊了。我们就在自己的刊物上写宣扬文章。我被抓的时候才18岁,当时我真的害怕:从来没进过派出所,何况是看守所。我被吓得痛哭流涕。他们哄骗我说:“如果你把人民广场的事坦白交代,我们就放你出去。”我相信了,就把事情的原委向他们说清楚了。但是,他们不但不放我,反而把我撵到关“四人帮”余党的牢里。那里尽是些打砸抢的犯人。那里的犯人跟我说,被关到这儿的人都要枪毙的,最少也得15年。我想这可惨了!不过,我想如判15年,我才33岁,出去还是一条好汉。没想到被关了19个月,胡耀邦上台“平反冤假错案”就放我了。

   井:当时您在看守所里健康如何?

   魏:我得了肺结核吐血,牢里每天都吃不饱。1980年11月23日保外就医,到提篮桥监狱看病。当他们准备起诉我时胡耀邦就上台了,但没有平反,说不予起诉就放人了。出去后我在虹口区一所小学当教师。公安局政保科经常找我,警告我不要跟民运人士来往。我说我早晚死在你们共产党手里,有什么好怕。

   井:你的第二次入狱是因为什么呢?

   魏:这段时间有一个叫沈忠良的人混在我们一帮小青年堆里,他比我们大20多岁。当时我就怀疑他是“线人”,因 我被抓了后,事情也牵涉到他,但他却安然无恙。他曾经在青海被劳教了很多年才回沪的。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我们的“反革命集团”纲领也是他提出的,他跟我们说要暗杀共产党。一次,他和其中2个民运人士尝试偷越国境,2个被捕,而他却没事。后来他竟然诱惑我去劫持飞机。你知道劫机是要判死刑的,他们的目的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我假装接受他的安排。1983年8月30日他给我们买了机票和两把匕首,要我去组织人准备31日到虹桥机场。31早上我带了4个人,一起到人民政府控告黄埔分局沈忠良教唆我们劫机,我把机票匕首交上去给他们看。他们叫我们在外边等,区小时后,他们叫我们到上海市公安局去告。就把我们赶走了。于是我就写文章到《解放日报》、《民主与法制》揭露此事。没结果。最后到上海检察院,不到2小时,公安局就把我们逮捕了,罪名是“劫机罪”。把我送到上海虹口分局三河路的收容审查所。

   那里实在太恐怖了,关了3个月可以说天天受尽折磨。他们怂恿刑事犯人打我,不让睡也不让吃。等我饿得几乎昏倒时才给一点点东西吃。他们放我有三个要求:一、不准对外宣扬此案;二、出狱后不准教书。三、不准对劫机事件提出控告。我签了字就出去了。可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我还是不断地写信,给叶剑英、田纪云、胡耀邦,还有北京最高法院等。当时他们都有回信,说会处理。但是事隔3年也没有音讯。上海这边说他们内部已经处理了。我要求知道结果,但没有。后来见到沈忠良,他向我道歉,说是领导的意思。我愤怒地吼:“领导叫你去杀人放火你就去杀人放火吗?!”

   1988年我做生意,1992年他们说我偷税、漏税要罚款30万。我没有那么多钱,跟他们讨价还价后以“取保候审”出去被罚12万。他们提出:“有两条路你可以走,一、不跟民运来往;二、不做生意。”那时我是法人代表,就偷偷地申请了护照,通过美国的朋友,于1994年逃亡到美国。

   井:请您谈谈从香港闯关回中国的那段经历。

   魏:当时我与王炳章等人正组建中国正义党。1998年10月31日我和张林商量要以合法的手段回去中国。11月7日遭到深圳罗湖海关拒绝。又返回香港,我们就打算偷渡回去。到广州的第3天,突然街上出动了很多警察查人,我就在大街上被4、5个警察拘捕了。还戴上镣铐,把我送到广州黄华路的第二看守所,关了7个月。我在里头绝食抗议!我问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判决书上写我嫖妓。我愤怒了,我问我在大街上怎么嫖妓呀?!他们说要不给你个“贩卖毒品”或“走私”怎么样?!我说可以呀,那也比在大街上嫖妓好呀!他们见这个罪名过于牵强,就改判我没有嫖妓,但判我偷越国境罪。我问什么叫偷越国境?回家也叫偷越国境吗?他们说这不是他们定的。

   我在看守所里闹得鸡犬不宁,所长说不要我了。上海公安局来了,他们说广州人很野蛮,我们上海人比较文明,叫我回上海,他们会调查此事。于是我就被文明的上海公安局戴上镣铐送到静安区看守所关了3个月,他们并没有调查我的案子,就把我转到大丰集中营的二大队一中队,就是关王一梁、李国涛、杨勤恒、戴学武他们的地方关了两年多,与广州加起来共3年。

   刚到大丰的那天,所长在大门口恭候多时,我嘴上叼着押送我的警察送的香烟,他一上来就把我的烟拍掉,说:“魏泉宝啊魏泉宝,我们等你等到现在啊。”(我第一次到大丰)我也不客气地拽住他的衣领:“我今天来这里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他一气之下就下令为我拍照,我就举起胜利的手势,他命令我放下手。我说,“把我的手砍了不就举不起来了嘛!”后来他们要我蹲下,我说,“把我的腿砍了我就站不了了!”

   那里的伙食太差了,尽是烂菜叶加又脏又肥的猪肉,连猪毛都有,看了想吐。连猪都咽不下去,别说人。我火了,就到操场上抗议:“抗议迫害人权!抗议克扣囚粮!打倒共产党!”早上叫,晚上他们就给我们吃鸡腿了。牢友们说已经很久没见鸡腿了。

   他们不让我上诉、不让我写信。2001年11月11日,我从大丰回上海。1月之后王若望病逝纽约。我与韩立法、杨勤民等因为开追悼会被抓。2002年2月1日我回美国的一段时间里,上海警方没有停止对我们的监控。

   井:谢谢您!

   -----转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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