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京不特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京不特文集]->[启蒙和《启蒙的辩证法》(一)]
京不特文集
·京不特简介
·第一个为什么----献给小群(Joan)
·同驻光阴 (学林出版社出版) 序
·一、对大地的应许
·二、给南方的定义
·三、甘霖沐地
·四、霞光流水 夜色无边
·五、万花盛开 我心芬芳
·归远之辞
·
·向北:京不特小诗一集
·第二。冷冻季节
·第三。向北
·第四。夜色夹进书页
·第五。碎石刺破日子
·第六。十一月二十一日:京不特种种说(关于怎样建立人生秩序)
·第七。病症
·第八。劣质音乐及其它
·第九。春天聋了瞎了
·第十。在除夕所写下的
·我对六四的一点看法
·幼稚和罪行
·启蒙和《启蒙的辩证法》(一)
·启蒙和《启蒙的辩证法》(二)
2006年
·关于一部女性主义色情片的采访
·记忆就在这时打开了那个年代
·天佑华人(话剧·下)
·京不特: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欢迎在此做广告
启蒙和《启蒙的辩证法》(一)

引言
   在这个文本之中我将谈及关于启蒙、西方现代史中启蒙精神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的文化批判,虽然我能够感觉到,不管是关于启蒙还是关于启蒙批判,文本的展开都将涉及一些理解上的含糊点,因为启蒙主义兴起的时代正是欧洲哲学的繁华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欧洲哲学家,从培根到笛卡尔、洛克、休谟,然后以康德作为转折点(经过罗曼蒂克)而进入德国唯心主义,诸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经过青年黑格尔主义而通往马克思主义),以及晚期罗曼蒂克(通向叔本华和尼采),所有这些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都以自身的方式被卷入启蒙和启蒙批判的问题;而反过来,启蒙的渊源又涉及到希腊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基督教。在这样一个三十页左右的文本中我不可能详尽地进行完全的描述,但我将尽努力勾划出重要的轮廓。而说到阿多诺,他的著作不同于那种分析哲学家们的枯燥乏味的文字(比如说,斯特劳森的《个体》),然而这一类著作恰恰是"难读"的一类,尤其是在重新阐释的时候。正如哈斯[1]所说,这一类哲学著作如同古典音乐,如果反复阅读,尤其是在得到了新的精神体验之后,读者在每次重新阅读中都能够从文本中得到新的理解。所以在这里我只能期待自己对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作出一种表面化的阐释,并且相信在以后更深入于阿多诺的著作之后而再重新进入《启蒙的辩证法》时,我必将得到更多意外的启迪。在我的文本中,我将首先描述启蒙运动在欧洲的背景及其先驱者,并随年代而概述启蒙时代本身,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启蒙人文主义,然后那对《启蒙的辩证法》有着重要影响的德国哲学传统的两条主线索--唯心主义传统和(对理性的)批判传统。而在文本的后半部分,我将对《启蒙的辩证法》中四篇文章作出阐释性的概述。《启蒙的辩证法》的作者为阿多诺和霍克海姆。一方面因为我的本意是打算集中于阿多诺的文本,另一方面因为我自己没有读过de Sade的著作(在霍克海姆的文章"补充文本之二/尤丽叶特或者启蒙和道德[Exkurs II /Juliette oder Aufklaerung und Moral]"中引用了大量de Sade的文字,而尤丽叶特本身就是de Sade小说中的人物),所以我将在我的文本中跳过霍克海姆的"补充文本之二"。另外,我也将忽略过《启蒙的辩证法》的最后部分"手记和未定稿Aufzeichnungen und Entwuerfe"。-----
                  启蒙之前

     希腊人自然是一种有着内在法则的整体,世界的内在特性和发展都由这法则决定。比如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有其自身目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关于自然及自然中事物的因果关系的学说中有着目的因(causa finalis)和自因(causa sui)这样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潜能之物总是在追求实现自身而成为现实之物;而那最终的和完全的现实物也就是上帝。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的理念学说把世俗世界看作是对于理念世界的摹仿,一切有相世界(即影形世界)中的万物都只不过是理念世界中理念的不完美的镜象,而在那理念世界之中则有著作为世界内在法则的"世界之魂"。同样,道德上的善与恶对于柏拉图来说也是永恒和绝对的理念,而人类则追求关于这些永恒理念的知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和目的论的)世界观对于后来的基督教神学来说是一片现成的肥沃繁衍地。基督教神学哲学家奥古斯丁从新柏拉图主义之中得到启发,并且继承了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对于奥古斯丁信仰是高于知识的。人被上帝的启示之光照亮而得以"启蒙解浑沌"。而由于人的原罪,人世间的所有悲惨不幸,诸如疾病和自然灾害,都是来自上帝的惩罚。[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宗教以道德意义为人世间的悲惨现象作辩护而使之合理化。]在文艺复兴之前,教堂是赋一切其它事物予"合理地位"的权威,因为世界和人都是上帝的作品。托马斯-阿奎那发展了一种对于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哲学思想的综合,――那自然法则对于阿奎那正是沟通上帝和人的环节。在他拒绝了安瑟伦的本体论上帝证明的同时,他把所有自然中的"奇妙现象"作为上帝的安排而以此来证明上帝的存在。[2] 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和安德莱阿·费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这两部著作一下子把天体和人体弄成了一种机械。此次自然不再是上帝的具象显现的地方,而只能作为纯粹的、不带任何神圣意义的自然现象了;而人类也不再是被遗弃在自然中的失乐园者。人试图把自然理解为一个巨大的机械体系。自然不再是人类的榜样,而世界则不再是如同经院哲学所信仰的那种"具有其自身目的"的世界了。奔向启蒙的人们确信自己是告别蒙昧无知的世纪而进入一个被理性、科学和人道照亮的时代。由科学发现和欧洲外殖民航海冒险所带来的自信乐观精神激励着这样的信仰:人及其世界能够通过无穷尽的进化而得以人工地完美化。启蒙信仰的最关键的核心是人的理性的威力,"知识就是权力"[3];而这个权力不是什么来自彼岸的东西,而是今生此世的、在于人自身的权力。因为受到牛顿对于的力学和光学诸定律的发现的激励,人们于是向更远前进而要去发现所有那使得自然和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在理性给出了"合法化通行证"之后,无限前进的信仰进入了一切领域,--知识、技能,乃至道德伦理。[看起来剩下的、尚未被以理性的名义来"给定依据"的,就只有艺术(或者那美学的)和宗教了。然而科学自身取宗教之位而代之,并且努力使得艺术的东西科学化。]
   正如汉普森在他的《启蒙运动》所写的那样,启蒙运动"to a remarkable degree,aperiod when a culture of the educated man was thought to take in the whole of human knowledge".[4]在启蒙时代之前出现在欧洲的两大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已经为人文主义铺平了前进的大道。在弗朗西斯·培根(被称作是"实验性哲学之父"[5])之后,事实上我们能够把十七、十八世纪的一部分欧洲哲学家,诸如勒内·笛卡尔、巴儒赫·斯宾诺萨、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等,视作是启蒙运动的先驱者;而牛顿则为现代人带来了物理学而取代了那圣经的权威。笛卡尔以其"工具性的怀疑"作为其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不是在神学之中寻找,而是以那"确定而明显的"、人最终所无法怀疑的东西作为依据。笛卡尔所发现的这无可置疑的东西就是一个"在思考之中的自我"。在笛卡尔思考其"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他把确定可靠的知识建立在与生俱来的理念之上;当然他同时不得不在自己的文字之中为上帝保留一定的位置,--他说,相对于其它知识,那由上帝所启示的知识是不可比拟地更确定可靠[6]--,而在他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之中,他也使用了上帝存在的证明。虽然斯宾诺萨视理性为"enlisted in the service of God",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使得斯宾诺萨成为了泛神论者。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则完完全全地在哲学中拒绝了宗教元素,他的伦理学和政治理论建立在人的求生之狡智。根据洛克的哲学,知识则绝对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人只有以理性的努力、通过经验和观察而得到知识。对于洛克,人的意识是"白板(tabula rasa)",而"与生俱来的理念"则是不存在的。所以,根据洛克,人的本性可以通过教养而得以改变。于是人们开始在自然世界中"狩猎真理"并从中得到极大好处,因而那决定什么是有效的知识的检验标准不再是圣经的或者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了。这时自然不再是那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种"具有其自身目的"的自然,人们把自然中所发生的一切归结为(已被发现或者虽然尚未发现却必将被发现的)规律性的具体表现。在人通过知识而获得权力的同时,人也开始在神圣的位置上逐步地取代上帝;自然必须对人有益,所以人必须改造和利用自然。现在人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再是那彼岸的东西,而是今生今世的世俗利益,--通过统治自然,人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应当不停地进步和进步。尘世间的幸福使得那本来是追求"被上帝拯救之极乐"的人世俗化。科学获得那本来是被赋予了教会那种身份。虽然在笛卡尔、斯宾诺萨、霍布斯和洛克等的哲学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是这些哲学理论中却都有着同一个的核心--它们都摈斥了传统的世界观。时代的格言是"敢知"。所有那些人们曾经用神圣的教义来衡量过理念和价值,现在必须重新接受理性的检验。
   [如果我们注意十七世纪前后的政治伦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我们能够看见一个明显的差异:对于中世纪的哲学家,着重点在于一个人对于"那高于自己的",--一个人对于国王、教会和上帝的义务;而之后的哲学家则越来越多地把重心移向一个人的权利。][7] 
                 启蒙时代
   在十八世纪的上半个世纪,启蒙志士们向时代的权势所展开的斗争是由下而上的,而且他们中有许多因为自己的作品而被迫害;教会则通过文字审查来阻止启蒙文字的出现。但是,到了十八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启蒙思想对社会的上层的影响达到了不可抗拒的程度:启蒙事务从政府处得到津贴,启蒙主义者们接管了学术领域;报纸和刊物繁荣,越来越多的启蒙书籍被出版。科学实验和哲学文献在社会个阶层,乃至在贵族和神职阶级,变得越来越流行。对于一些(特别是那些篡位的)专制君主,启蒙思想正能够被利用作为一种使得他们的权位合法化的宣传。[在意大利,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于一七二五年出版了《新科学/Scienza nuova (Principi di scienza nuova d' intorno alla comune natura delle nazioni)》。在《新科学》中维科给出了一个循环周转的历史理论来描述人类发展模式:从野蛮到文明然后重新回到野蛮。人类的第一阶段是神祉宗教的时代,在之中家庭和其它基本的社会机构之组成部分出现了;第二阶段是英雄时代,在之中人民为贵族阶层所统治;最后阶段是人的时代,在之中人民对统治阶层造反而达成平等,然而社会也在造反过程之中开始走向消亡。这个人类发展过程和个人的意识发展过程有着某种特定的一致性。虽然维科所处的时代是启蒙的初期,启蒙运动的结局尚未显现,然而我们却能够使用他的理论来解读法国大革命的走向。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平衡是脆弱的,发展循环的历史重复着自己,终结于野蛮而重新开始新一轮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科应当被视作理性批判传统的最重要的先驱者之一;而且他也是那最早地对"前进信仰"持有怀疑态度的哲学家之一。康妮-凯·约尔恩森在她为(她自己所翻译的)丹麦文《新科学》写的序言中写道:"他(维科)是理性批评者,却没有(象许多后来的罗曼蒂克者那样而)成为非理性主义者;他在捍卫传统的同时却没有成为反动守旧者。"[8]维科被誉为是"意大利的黑格尔"(--在《维科的哲学(La filosofia di Giambattista Vico)》中,Benedetto Croce这样描述维科)[9]。维科的理论对孟德斯鸠、赫尔德尔、马克思等都有着相当的影响。霍克海姆在其《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初始(Anfaenge der bue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中专门写有一"维科和神话"的章节[10];对于霍克海姆,那来自维科的启迪是:哪怕是那最蒙昧的迷信,只要这迷信在社会中起着某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作用,那么我们就无法仅仅通过以批判的手段将这迷信破除掉;既然是人自己创造了人所处的各种生存中的关系和状况,那么社会科学的论断能力(predicative capacity)就应当大于自然科学。这可以被视作是那使得霍克海默进入对"启蒙和神话之间的辩证法"的研究的契机。]在《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1721)之后,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又出版了《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1748),在之中他给出了他对于各种政治机构的看法。孟德斯鸠的世界观是自然神论(deism)的。虽然上帝赋予世间万物以运动,按照孟德斯鸠的看法,世界是一直存在着的。在认识论上,他是经验主义者,他把社会中的种种关系视作是经验的事件,因而作为他的科学研究的对象。他的所理想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国家中的三个不同的权力机构,--立法、执法和司法,必须被平衡地执掌而且独立地分开,以确保社会中个体人的权利和自由)。和那许多在思想上与英国哲学有着"亲缘关系"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一样,孟德斯鸠的政治理念相承于洛克一脉。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法国和英国是启蒙运动的共同的"启动国"。法国的许多启蒙志士被称为philosophes(哲人们),他们印刷各种不同的小册子和杂志刊物来传播启蒙思想。在一七五一到一七七二年间,狄德罗(Denis Diderot)出版了由许多philosophes参与写稿的《大百科全书》。出版《大百科全书》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给出一部知识大典,也同时是为了给启蒙运动提供有力论辩武器以便于介绍和捍卫启蒙并同时反击启蒙的抵抗者。早期法国启蒙运动的最重要人物无疑是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伏尔泰受到过来自洛克(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和英国(政治学说的)自由主义的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他成为了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哲学的尖锐批判和反对者。伏尔泰和其它philosophes都迷醉于"哲学君王"这个概念而把希望寄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在当时的欧洲王室中有不少"开明专制君主",诸如,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二世、俄国的卡特琳娜二世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等。)虽然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意识到,教会在社会中的影响是一种黑暗势力束缚着人的自由思想,然而大多数启蒙主义者并没有直接地把上帝马上"清除"掉,--他们接受了一种自然神论;在他们反对教会的神学的同时,他们并不拒绝上帝的存在。到了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启蒙运动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卢梭在一七六一年出版了《新爱洛绮思(La Nouvelle Heloise)》,在一七六二年出版了《爱弥儿(Emile)》和《社会契约论(De contrat social)》。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发展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通过捍卫人民的公共利益并抵制那神授王权说,《社会契约论》为后来法国大革命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卢梭为欧洲新时代所贡献的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个体人自由的理论,同时他也影响了在他之后的欧洲的整个政治哲学和教育学的发展轨道。另外,他的"回归自然"的思想在之后的十九世纪罗曼蒂克思潮中也有着驱动性的作用。由于卢梭的思想所造成的影响,"那情感性的"因素在启蒙运动中变得和理性因素同样地重要了。[可能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二自然/本性"[11]这个概念首次被提了出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本性"概念用来表示实体的本质。这概念之中包容了一种自身目的性。(比如说这样的判断句:"本来'那恶的'不是人的'自然/本性',但是它后来逐步地成为了人的第二'自然/本性'。")在他的关于"人是社会的动物"的断言中,他认为只有在进入了社会的框架之中后,人才能"成为"人。在卢梭那里,"第二自然/本性"被用来描述人通过教养而逐步习惯于的新"本性",它取代人与生俱来的天生本性(即,"第一自然/本性")[12]。恰恰因为人的"第一本性"按卢梭的观点是动物性并且能够通过教育而被"第二本性",所以教育学对于卢梭是相当重要的领域。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启蒙的理念:"作为动物的人"通过启蒙而成为"作为人的人"。这一思路使得教育学得以蓬勃发展,既然人们坚信:只要经过启蒙开化,人本身也能够象自然界一样,(通过被控制和改造而)得以完美化。在《社会契约论》中也提到,民族如同人一样,能够通过教育而变得成熟。而在一个民族达到文化上的成熟之前,把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加给这民族只能是徒劳的,相反这民族只会继续停留在野蛮之中。卢梭以俄国作为例子来说明自身的内在成熟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彼得大帝试图为俄罗斯民族从西欧"拷贝"一个"文明了的文化",结果终于无法成功。[13] 在这里我也提一下卢梭著作中出现的、另一个意义上的"第二自然/本性"。对于卢梭,社会的不平等有三个阶段:首先人类处在一种"自然"的状态,没有统治没有奴役,人人平等和自由;然后是一个从自然到文明的过程,在之中出现了道德和政治上的不平等,人们进入了一个政治社会,--社会文明的程度越高,不平等的程度也就越高;最终进入专制主义社会,在之中所有臣民都成为了奴隶,所以也就重新有了相互间的"平等"(大家都是在平等地作奴隶),这样仿佛又回到了第一阶段,即"自然"的状态。这最后的、在专制主义之下的"自然"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第二自然"状态。[14]]如果我们说早期的启蒙运动发生在英法两国,那么,德国在之后也逐渐地成为启蒙的主要的一部分。当"狂飙突进(Strum und Drang)"运动出现在德国文学之中的时候,歌德和席勒都是它的重要参与者;而康德和费希特则都是(法国大革命和)启蒙精神的弘扬者。我们可以把康德视作是卢梭在德国的同行者,虽然在十八世纪只有极少人能够理解全部的康德哲学。"Kant's 'reason',as the inner voice of noumenal man,corresponded to the moral legislator whom Rousseau sometimes described as conscience and sometimes as reason"[15]事实上,特别是在康德那里,不仅仅是"常常(sometimes)",因为对于康德良知就是理性自身的实践表达--康德的道德就是实践理性。对于康德(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卢梭),宗教的目的全部地就是道德行为,而人则是完全自由的道德行为者。[16] 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我们能够明显地读到启蒙主义的理念:"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Liberty,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而对于欧洲,美国的独立革命是一个标志,它标志了启蒙理念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讨论,并且也已经进入了实践。这为当时在欧洲的批判着当局的启蒙者们带来的激励是巨大的。通常人们把发生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看作是启蒙运动的最后阶段。在初始的时候,法国革命对于启蒙的追随者是一场由理想蓝图覆盖着的运动,而革命正是启蒙思想的社会和政治酵母的产物。大部分philosophes的人文理念在大革命的开始时成为了具体,--人们几乎要在法国取消死刑。然而不久之后,大革命奔驶出轨而堕入了革命名义之下的暴力和恐怖。在那赢得了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的"革命第一阶段"之后,随着法国同奥地利-普鲁士间的战争的爆发,马上又出现了"第二次革命"。"Others,both in France and elsewhere,were more impressed by the fact that between April and June 1794the revolutionary tribunal in Paris sent over 1,100people to the guillotine.(为其它人们,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别的地方,留下了更深印象的是这样的事实:在一七九四年四月到六月间,巴黎的革命法庭把一千一百多人送上了断头台)"[17]。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四年间的暴力时期使得几乎整个都对革命感到失望,而革命的理念也因此失去了信用。这使得哲学家们不得不思考:启蒙运动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是不是理性本身不够理性?一方面这种反思在德国唯心主义者诸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身上都留下了烙印;另一方面,无边失望则导致了罗曼蒂克的繁荣,而随着这种罗曼蒂克逃避主义的过分悲观和怨恨,使得尼采在之后既对理性崇拜、进步信仰的乐观主义进行了清算,也对后期罗曼蒂克的矫情感伤和怨恨作出了一针见血的回击。虽然法国革命的出轨是启蒙运动的终结,但是直到我们进入了二十世纪,启蒙思想的遗留一直影响着欧洲的文化发展。对于现代的更进一步的世俗化过程,启蒙运动是至关紧要的一步;同时启蒙思想也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各种政治经济自由化和人文改革提供了模式;启蒙运动的稀释版本则在二十世纪仍然运行。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