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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不特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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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南方的定义
·三、甘霖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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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远之辞
·
·向北:京不特小诗一集
·第二。冷冻季节
·第三。向北
·第四。夜色夹进书页
·第五。碎石刺破日子
·第六。十一月二十一日:京不特种种说(关于怎样建立人生秩序)
·第七。病症
·第八。劣质音乐及其它
·第九。春天聋了瞎了
·第十。在除夕所写下的
·我对六四的一点看法
·幼稚和罪行
·启蒙和《启蒙的辩证法》(一)
·启蒙和《启蒙的辩证法》(二)
2006年
·关于一部女性主义色情片的采访
·记忆就在这时打开了那个年代
·天佑华人(话剧·下)
·京不特: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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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和罪行

在这里的谈论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证实“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既然这英特网是中国的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安全局和伊朗的教士政府等等所无法封杀的地方,那么我们大家还是在享受着在中国大陆和许多专制国家中所无法得到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大家各抒己见。
   
     
   事实上奕豹先生的文章和中文新闻网上的许多谈论是给了我许多启发,使得我想到了一些我本来没有想到的东西。
   

   我自己是群体激情的反对者。因为在群众运动中,这种激情往往会将所有可能的理性结果摧毁,也往往会成为严重侵犯无辜者人权的罪行的导火线,比如说洛杉矶的“黑色风暴”。
   
     
   然而在“六.四”悲剧的罪责的问题上,群体激情的非理性并不能使得中共中央逃脱或者减轻其罪,而用群体激情的非理性来作它的(完全的或者部份的)替罪羊。
   
    
   首先,我认为有必要把智力判断上的失误和一个罪行分开:如果有强盗来抢我的钱包。他用刀顶着我并说,如果我不给他我的钱包,他就捅我。这时,我可能会认为他恐吓而已,不敢真的捅;但是也可能就相信他会真的行凶。如果我是理智的,我会暂时放弃我的钱包。但是如果我不放弃而那强盗不是恐吓,那么我挨了刀。这就是说,我的判断失误。而强盗是在犯罪。这里你不能说,对于这一刀,强盗有百分之九十的罪责而我有百分之十。不是的。罪责是罪责,失误是失误。强盗捅我,这是百分之百的强盗这一边的罪责(因为钱包是我的)。强盗本来是在进行犯罪,遇到抵抗而行凶则罪加一等。而我的失误也是百分之百的(如果这强盗长了一张仁慈的脸也并不能为我的判断失误提供理由)。
   
     
   其次,我要说学生这一边的失误不是由“学生领袖”所“教导”出来的。广场上当时是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如果不与群体的情绪一致没有人能够以领袖的名义发号召驱动学生(“领袖带领我们前进”这一句话本来就是专制系统之中的产物。不管是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中还是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状态中,这句话都是行不通的)。广场上的“专政者”是“群情”,而不是某几个学生领袖。王丹不是那可以专制地驱动国家机器的邓小平,如果他和这群情不一致,他也不能使得学生听从他。所以我说他是历史机会推出来的,他只是一个象征。
   
     
   王丹和张伯伦的区别在于,张伯伦是一个手中有权力的人(英国的首相),而在他和德意国签和约的时候也没有那被激情驱使的民众在台下促使他或者反对他签约。这权力的行使过程正如那下命令镇压的中共中央,在行使它的权力的时候是没有阻碍的(如果邓小平下令和学生谈判,那么他在他的周围不会有什么阻碍,正如他的镇压命令没有受到阻碍一样)。而王丹只是一个被偶然性推出的象征性“领袖人物”,是的,他参与了各种安排;但是如果他在广场上对学生喊:“撤”,那么他能够得到的是“不”。不会和戴晴得到的回答有什么两样。在广场上,权力不属于某些个人,而是属于整个学生群。
   
     
   无疑,学生群体对中共中央政府的判断是失误的。而为了这个失误学生所遭到的伤害是巨大的。如果学生在拒绝撤退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作为这学生中的一员就应当承认这是自己智力上的一个失误(“没有人逼我留在广场上,也不是某个学生领袖骗我留在广场上。我留下,是我自己的决定”。)所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不把自己作下了这个或者那个决定的责任推给别人。那么这失误是谁的?这是所有留下的学生的判断失误(当然,如果有人已经在事先打算以身殉业,那么对于他这不是判断失误)。
   
     
   学生“领袖”只是群体的象征和代言人。我不会向一个偶然性产物致敬,也不会向一个象征者或者代言人致敬。我所尊敬的人是有正直的人格的人。在九年之前,我也不会向作为一个个人的王丹致敬,因为那时的王丹只是一个偶然性的产物。但是现在,在王丹承受了牢狱的苦难之后,他只是把这些作为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没有成为一个盲目的激进主义者。而为了他当年的选择(参与抗议和接受历史给他的这个角色),他也承担了他责任--在中国这个专制国家里他可以把通过公开向政府表示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而免去这些年的牢狱,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也可以通过拒绝表示学生不撤是一个错误而使人忽略掉学生激情中的非理性,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承认了这种激情的非理性(作为那激情人群中的一员,每一个参与者都应当为自己的非理性负责),这是人格上的正直。我向王丹致敬。我向王丹致敬,因为他在承担了这个作为一个有人格的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其实应当认为王丹没有什么“功”可言,因为作为对于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来说,王丹所做的事情不是什么“功业”,而是一个正直的有人格的人的义务:为自己的祖国没有新闻自由而抗议,为自己的祖国被贪污腐败者控制而抗议,为自己祖国的所谓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而抗议,等等。
   
     
   我想,王丹们和许多其他中国人的区别只是,王丹尽了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的义务,而许多人则没有。人们长期误解“功”这个词的本义,所以把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公民的义务看成是特别的“功”。这样,从误解了的角度我才说,王丹有“功”。
   
     
   最后谈罪责问题:“洛杉矶交警暴打黑人司机金在先,加州地方法院判犯罪警察无罪于后。接着是震惊美国震惊世界的洛杉矶暴乱。后来在把打人警察绳之以法的同时,把打砸抢分子也绳之以法。”
   
     
   是的,洛杉矶可怕的非理性激情。如果因为有人被这非理性激情驱使而去打砸抢而去伤害无辜者而去侵犯他人的人权,那么这个人理应绳之以法,--因为他是罪行者。然而如果是以和平的方式抗议呢?如果没有人去打砸抢而只是人们拒绝离开抗议地点呢?如果在洛杉矶是和平示威在先,军队镇压在后,示威者烧军车再后,那么人们完全可以在法庭上说:“再继续问一句:这(非理性的、激愤的)集体激情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样的激情?回答是:人们被所谓的执法者的种族歧视罪行和政府反人性决定激怒了。--根子还是在政府。归根到底:应当承担洛杉矶血案的罪责的,只有一方--美国政府。”然而洛杉矶的事实不是这样。而真正应当承担罪责的是种族主义的执行者和打砸抢者。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而且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在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而在中国,如果政府是一个执法者,那么,在有贪污现象出现后就该执法了;就是事先不知,那么在学生提出了反贪污犯罪之后,政府该执法吧。只是中国政府不是执法者,而是执“权力和暴力”者。面对权力中的邪恶,学生抗议,这是正直。而在后来没有撤离的学生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不撤离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不是。学生有没有打砸抢和滥伤无辜?没有。面对暴力而学生不撤离,这是不聪明的,因为在暴力之下,自己随时有可能丧失生命,但这也不是不正直。是的,有军人在北京城里牺牲,有坦克在北京城里被焚烧。这说明什么?首先,是军队进入了北京。学生们所维持的非暴力秩序被打破了。~}坦克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杀敌的--是杀人武器。军人不会杀自己的同志,也不会焚烧自己的武器。那么这就是反对者干的。你可以说是打砸抢分子杀的烧的。如果有人用大炮对着我,而我把大炮毁了,这不是对他人人身权利的侵犯;但是
   如果那用大炮对准我的人阻止我摧毁大炮,因而我向他发起攻击,那么,我确实是对他侵犯了,我如果伤害了他,也是一种对人的攻击(乃至杀害)。那么,我可以为这种攻击杀害“伏法”,而如果我是因为被那一时的狂热仇恨驱动而去杀害,我也应当伏法。但是我还是要问一句,“他拿大炮对准我干什么?”而在事实上。学生们也并没有打砸抢。北京城成了动乱的地方,但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的国家通常用来杀敌的机器--军队进来了。那被定为“打砸抢分子”的不是学生,但你可以说是被学生的抗议引发出来的。但是前因(政府的腐败犯罪行为引发了学生的抗议)和后果(学生的非暴力抗议使得政府动用暴力手段而作出血腥的对人犯罪的决定)都是政府批发出来的。而如果没有那用来杀敌的军队进入军人就不会被“打砸抢分子”杀了,如果那杀人的武器(坦克)没有进入,那么也就不会有什么坦克被毁。是谁把杀害的可能带入北京的平民地带的?是军队。是谁把杀人武器带入人众的,是军队。是谁让军队如此行的?是中共中央,是那控制着国家机器的人们。而且在这里,有必要把拒绝离开广场的学生和那烧军车杀军人的人区分开。学生的这种非理性激情在于他们以为他们的示威可以逼迫政府彻底垮台。这是对他们自己的力量的盲目信任。他们所盲目信任的不仅是他们自己,也是他们的手段--非暴力抵抗,和平抵抗。然而中国政府相信的只是暴力。确实群体激情是一种把运动的参与者引向暴力的东西,至少在美国洛杉矶事件中是这样。然而在天安门示威的学生却没有成为暴力的施行者。他们一直在维持着和平秩序。我可以怀疑这些学生是不是真的懂得什么是民主,我也可以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懂得什么是人权,但是我不能怀疑他们的非暴力意识--因为使他们走上广场的精神旗帜是“非暴力抗议”。正因为这样,北京城才没有出现洛杉矶的场面。尽管这种在“非暴力”限制下的群体激情没有侵犯那无辜的人们的人身权利,然而,它在最后使得学生自己受到了暴力的侵害。
   
     
   是的。我个人反对学生运动中的这种狂热激情。但是涉及了犯罪的只有一方,中共中央。学生被这种激情控制无疑是不理性的,乃至愚蠢的--这“愚蠢”在于他们使得自己成为了枪炮所针对的对象而不知逃离,这“愚蠢”在于他们以为这个政府多少还是有人性的政府。但是他们没有犯罪,没有伤害他人。他们应当为自己的“愚蠢”行为(结果导致让自己被杀被抓被关)负责。八九年他们是幼稚的,无知的,如果他们至今还不愿意承认自己那时的幼稚和无知,那么他们的人格至今还不完全,至今还不敢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王丹承担了自己当年无知的责任。但是这不是所谓的“罪责”。同时我很清楚八十年代的书面抗议者们中有许多是幼稚的,有许多是根本没有看见中国的真正病根是什么。他们在努力探索。同样,他们是无罪的,但是他们却一直在被中国政府用暴力侵犯着……。而他们的“幼稚”也是无罪的。侵犯他们的人身权利的中国政府才是真正的犯罪者。它因为它的罪行而招致抗议,之后的镇压抗议则表明它继续毫无悔意地犯下更多更严重的罪行……
   
     
   最危险的罪犯总是那些逍遥法外的罪犯。我们可以不谈关于惩罚之类,我们也可以放弃要求对过去的不公正进行追究,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依旧无法无视他的罪行,因为他还继续正在对人犯着罪,而人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努力去制止他,他在将来也不会停止他对于人的犯罪行为。北京血案的罪责在于中共中央,而且它逍遥。我想强调的正是这个。你可以说,今天的北京政府承认有贪污行为,是一种承认事实的举动。但是这不是在对六四血案承担责任。如果中共中央没有说自己屠杀学生是犯罪,惩办杀人犯更不提,只是承认有“腐败现象”,你又怎么能说他是承担了悲剧的责任?而承认有腐败现象而继续腐败,这承认又有什么用?同时,不允许新闻自由则正是对腐败现象的一种保护。现在我可以打一个比方:某甲有许多儿子。其中有几个不停地在外强奸民女(且不说甲自己是不是也是强奸犯),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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