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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多無据偏多寫 語不惊人死不休——誣蔑孫中山先生“五大罪狀”是指桑罵槐——

內 容 提 要
   在孫中山先生鞠躬盡瘁76年后,香港文史刊物《明報月刊》出現一篇署名袁偉時的長文,以文革式的語言如“專制主義”“厶し伞薄笆褂眉耸侄巍薄耙愿锩蚱渌诿崽没实拿x把法律置諸腦后”“動輒舞刀弄槍”“有槍便有權”“挑動內戰攻占別省土地”“念念不忘用武力統一中國”等等,誣指中山先生有“五大罪狀”。袁文的“論据”出自帝國主義情報机關的諜報資料与殖民主義喉舌的讕言,還重彈八十年前軍閥、封建余孽、漢奸賣國賊的舊調。其中主要論點抄襲自陳炯明之子陳定炎与李敖在港台兩地的著作。
   鑒於明報月刊行銷全球一百多國,在港澳台及海外華人社會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袁文客觀上助長了否定辛亥革命、提倡民族虛無主義的歪風。作者耗費廿個工作日,查閱了三千多万字、一百多位近代史名人的回憶錄,為長眠地下不能開口的孫中山先生辨誣,冀揚清激濁,還歷史以真實面貌。
   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先生應香港大學校監、港督葛羅斯汾之邀前往發表演說。當何東爵士陪同中山先生進入大禮堂時,全体學生与來賓起立鼓掌歡迎,達數分鐘之久,且揮動帽子,歡呼聲与拍凳聲夾成一片。港大學生會主席何世儉首先致歡迎詞云:“用任何言語介紹孫中山先生皆無必要,因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國的同義字,孫中山先生的經歷如用書本記載下來,無疑的將是最吸引人的事跡,如果愛好自由是偉大的考驗,那么孫中山先生將与偉大共存,因此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么一位中國的偉人,一個真正的君子,和一個胸怀廣闊的愛國者”。(1)這是上世紀20年代,居住香港的知識份子對孫中山先生的評語。17年後,在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明令全國,尊稱孫中山先生為國父。再過16年,毛澤東主席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2)一文,盛贊他“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又說:“我听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种宏偉的气魄。從他注意研究中國歷史情況和當前社會情況方面,知道他是很虛心的。”對於他的缺點,“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又過45年,到廿一世紀光臨時,香港一份文史雜志《明報月刊》七月號忽然刊登了一篇兩万字的奇文〈對孫中山史跡的質疑〉(3),作者是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廣東中山市孫文學院前任院長袁偉時。在這篇自稱遭國內(按:香港在國外嗎?)出版机构退稿近十次的長文中,作者認為孫中山1917年南下護法是個“錯誤舉措”并以文革式的語言聲罪致討,列舉孫中山先生五大罪狀:(一)“在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際,卻肆意建立非法政府”(二)“號稱護法,卻明目張膽踐踏法制”(三)“玩弄毫無效果徒增紛爭的政治游戲”(四)“助長政治瘟疫蔓延,運用殘暴手段消滅政敵”(五)“毆辱議員、賄賂議員,以非法程序選出獨裁總統”。在這位孫文學院前任院長筆下,護法竟是“丑劇”,孫中山出于“變態心理”,集“假造民意”“專制主義”“在正義的名義下厲行專制和恐怖統治”之大成;接著在明報月刊十月號的八千字文章《孫中山与民主自由相悖的觀念》中又指孫中山“開創反民主的組織原則”“推銷愚民哲學”,甚至把民主在中國進入歧途歸咎于中山先生,把他描繪成一個十惡不赦的魔鬼。

   由于上述兩文通篇都是邏輯混亂、危言聳听、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牽涉了不少歷史事件与問題人物,本文不擬逐條批駁,只是從學術的角度來探討護法運動的成效,以及澄清對孫中山先生偉大人格涉嫌誹謗的若干事件。
   孫中山為什么要南下護法,可見於1917年7月12日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的演說:“一次革命起于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暗殺宋教仁,何以就要革命?以宋氏之死,實政府主使,証据顯然。夫個人殺人,有國家法律可以裁判;政府殺人,已無法守,人民自危,亦只得革命。三次革命在云南,因袁世凱推翻共和、僭稱洪憲皇帝,南方各省擁護共和,所以有護國軍之役。四次革命則今日,因倪嗣沖造反,而有張勛之复辟。現在民國算已亡了,今日不是民國六年,乃是宣統九年。然民國形式上雖亡,慚國民精神上還有民國……我國民不論南北,都發起公憤,誓殺張勛……從前大家都以為南北相爭,而今乃知不是南北相爭,是新舊相爭……今天北方起兵討賊之人,又都是昔日贊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亂,耳目淆惑,是為今日最困難最危險時代”(4)。次年1月18日在宴請滇軍第四師官佐會上上說:“因北京政府破坏約法,傾覆共和,我南方為護法而戰。粵海關稅務司每年有千万之款解入北京,值百抽五,故我凡一飲一食皆予彼殺我之資。兄弟有鑒于此,乃召集國會,產生軍政府。”(5)
   中山先生南下護法并非袁文所說的“一意孤行”“錯誤舉措”,而是救國救民之舉。張勛复辟當日,黎元洪總統被江朝宗幽禁,徐世昌在天津開府自稱大元帥,依法應代理大總統的副總統馮國璋通同复辟,即成內亂罪犯,國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竊据大位,時勢迫亟,民國不可一日無主,唯西南六省為民國淨土,故中山先生南下組織臨時政府乃當机立斷救國救民之舉,先由程璧光建議,實乃當時唯一可行之策。
   袁文用“肆意建立非法政府”來詆毀中山先生,顯然同袁世凱詆毀民党為“亂党”如出一轍。十月號明報月刊的袁文,還以中山先生“攀附李鴻章”“從改良到革命,政治取向急轉彎”來丑化他的人格,稱他“思想基礎薄弱”。任何一位虛心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都曾讀過上述那篇在港大的演說,他很坦率地敘述了自己從改革到革命的心路歷程:“我曾一度勸鄉中父老,為小規模之改良工作,如修橋、造路等,父老韙之,但謂無錢辦事。我乃于放假時自告奮勇,冀以自己之勞力貫徹主張。顧修路之事涉及鄰村土地,頓起糾葛,遂將此計划作罷。未几我又呈請于縣令,縣令深表同情,允于下次假期中助之進行。迨假期既屆,縣令适又更迭,新縣官乃行賄五万元買得此缺者,我無复希望,只得回香港……至是乃思向高級官員一試,迨試諸省政府,知其腐敗尤甚于官僚。最后至北京,則見滿清政治下之齷齪更百倍于廣州。又聞諸長老,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并非固有者,乃人經營而改變之耳。從前英國政治亦复腐敗惡劣,顧英人愛自由,咸曰:'吾人不复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以更張之'。有志竟成,卒達目的。我因此遂作一想曰:'曷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我因此于大學畢業之后,即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于醫國事業……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6)
   至于求見張之洞、李鴻章,本系光明磊落之舉,在同盟會會員丘哲的回憶錄中有詳盡的報導。丘文說:“孫先生從檀香山回國后,听見兩湖總督張之洞發展工業,以為這人有新思想,想請他設醫院為民造福,便与學法政回國的同鄉唐紹儀結伴赴漢口……張之洞踞足而坐,態度傲慢,以朝廷不擬延用為辭,取白銀五十兩為孫先生作旅費回粵,當即端茶送客。孫先生不愿接受饋贈,出轅門痛罵清廷腐敗,毫不關心人民疾苦,深感中國社會政治非徹底革命、推翻清朝統治不可”。(7)1894年他寫了八千字的〈上李鴻章書〉,此文刊于同年十月上海《万國公報》,指出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其基本觀點是希望清廷革新政治,這种改良主義在當時是一种進步思潮。他所以上書李鴻章,是由于李同意擔任香港西醫書院名譽贊助人,還親筆复函表示尊重科學。鑒于李系清廷少有的手握重權的漢族官吏,這很容易使中山先生產生幻想,認為可爭取李“興漢驅滿”“反清复國”,故其上書中有“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复生,禹皋佐治,無能為也,更何期其效于廿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杰之所以扼腕……天道循環,無往不复,人事否泰,窮极則通,猛劑遽投,膏肓漸愈”等煽動性字句,李鴻章置之不理,中山先生見改良行不通才認定唯革命一途。(8)
   1961年下半年,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宴請溥儀、章士釗、程潛等五位前朝舊人。他盛情拉著溥儀的手說:“你是我的頂頭上司嘛,我作過你下面的老百姓呢!”1964年2月13日在春節座談會上說:“對宣統要好好團結,他和光緒皇帝都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我做過他們下面的百姓,听說溥儀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說到這里,毛澤東向在座的章士釗說:“我想拿點稿費,通過你送給他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長鋏歸來乎食無魚',人家是皇帝嘛!”(9)周恩來也講過類似的話。(10)在一個欠缺幽默感的哲學家腦海中,以上言論又會導致何等樣的遐想与推論呢?中山先生出生於西元1866年,即前清同治五年,他非但做過宣統帝的子民,還做過宣統的堂叔光緒帝与同治帝的子民,作為一介愛國士子,向宰相、向總督上條陳鼓吹改良政治,又有何不可?何況中山先生曾游說李鴻章以“東南互保”為基礎起兵反清,這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也更突顯中山先生的偉大。
   查二次革命的肇因,是袁世凱無故暗殺開國元勛、國民党代理事長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又繞過國會向五國銀團借巨款鎮壓民党以及無理罷免贛粵皖三省都督、取消黃興之上將名銜。在此期間,袁不斷派兵南下,黃興初尚堅持与袁訴諸法律,到老袁賊喊捉賊令北京法院以暗殺組織“血光團”團長罪名傳訊他之后,才悟到法院与議會均不足恃,忍無可忍之下舉兵反抗。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的北洋勢力向南擴展,他倒行逆施下令通緝中山先生、黃興、陳其美、朱執信、鄧鏗、李烈鈞等數十人,并解散國民党、廢止約法,更令人發指的是:槍決憲法起草委員徐秀鈞,逮捕國民党籍之參議員朱念祖等五人和眾議員常恒芳等四人,其中四人為憲草委員,兩人遂被殺,至於普通國民党員遭受的迫害与屠戮更是擢發難數。在這种肅殺气氛下,老袁公開圖謀帝制,還与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廿一條,這才逼出了孫中山的三次革命。1916年5月,中華革命党人陳其美被袁世凱以七十万大洋買凶暗殺,又激成了護國軍起義,此后各省紛紛獨立,老袁憂忿而死。
   老袁死后,其幽靈仍圍繞于北洋軍閥之間,与當時動亂息息相關。袁的“北洋三杰”之一段祺瑞力主對德宣戰,旨在与日本勾結,以求得借款對南方革命勢力用兵,而此人最忌者乃反對參戰最力之黎元洪總統和國會。于是便有召集各省督軍開會決議支持對德宣戰、收買流氓組織公民團毆打議員等違法行徑;督軍團跋扈之際,遂有張勛率五千辮子軍北上脅迫解散國會,乃至裹脅廢帝复辟。最后,放火的又來救火,段祺瑞起兵討逆,藉以奪回國務總理寶座。中山先生憤軍閥之亂紀,於1917年7月8日自上海率兩艦南下護法,原因是段祺瑞不肯恢复國會,又不許黎元洪复職,在此情形下倘要按袁文所說“轉向維護民主和法治”的議會斗爭,無异与虎謀皮。中山先生南下護法,是得到議員与民意支持的。七月十四日旅滬議員對駐華外交團發表宣言指出,段祺瑞“憑借武力,自稱總理;譬如盜賊之竊据堂奧……所有段祺瑞政府之一切對內對外之行動,譬如強盜處分事主之財產,吾人誓死不能承認……吾人唯一之主旨,乃在欲得一真實民意為基礎,忠于自由,忠于共和依法律而產生之政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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