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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民族的真正脊樑——紀念國學大師錢賓四先生逝世十二週年——

大陸學者尊崇錢穆鄙視郭沫若范文瀾
   去年春天,中共權威級的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大陸青年學者、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勇博士的卅二萬言力作《錢穆傳》,把出生於貧窮農家、一生未上過大學、更未出洋留學、完全靠自學成名成家——從鄉村小學教師、中學教師而走向大學講台成為著名教授的錢穆,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為中國現代史學四大家。這位三十七歲的全國青年優秀社科成果獎得主,完全不把哺育他成長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郭沫若與《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中國歷史簡明教程》的作者范文瀾放在眼裏,所以《錢穆傳》的面世,在大陸史學界起到石破天驚的作用,儘管錢穆這個名字十分陌生,甚至連陳勇博士的老師、中共建政後培養的第一代馬列主義史學家中多數人都未瀏覽過錢穆大師的傳世之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等。
   由於什麽原因,這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長期以來竟視錢穆學術思想的研究為「萬劫不復」的禁區呢?這是因為「偉大領袖」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在為新華社撰寫的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直指「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份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
   那個藐視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善於「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偉大導師」,又為什麽對手無侩u之力的矮個子書生錢穆恨入骨髓且視為洪水猛獸呢?
   錢穆推崇孫文學說能融會中西開創新局

   從宏觀上看,這是因為錢穆非常推崇孫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和《三民主義》,認為國父的思想貢獻是「能融會舊傳統,開創新局面;對西方思想不僅能接受,還能批評,能在自己的思想系統裏來接受、來批評;思想態度能承續近代中國思想所必然發展的客觀路向」,使長期飽受滿清高壓所摧殘蹂躪的思想界開始重新上路,從宋明思想偏於個人內心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虛、靜想像,挽回到先秦思想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類共同大業上來,同時又匯進了世界新潮流,形成了博大的思想系統。錢穆還多次讚揚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五權憲法」和「五院制度」,尤其考試制度、監察制度,充份體現了中國傳統精神。在四十年代,錢穆所著《國史大綱》風行全國,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這意味著以三民主義同中共倡導的馬列主義爭奪年輕一代,自然是一代梟雄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從微觀上看,老毛對錢穆的一言一行都視為異端。諸如一九三七年冬,長沙臨時大學有兩名學生奔赴延安,校方舉行歡送會邀錢穆前去演講以資鼓勵,他深不以為然,認為抗戰救國,匹夫有責,但延安遠在陝北偏僻之地,為後方,非前線,大家盡可以從軍保家衛國,但不必長途跋涉、遠投延安。在西南聯大執教時,同住一室的聞一多思想偏激左傾,常常抨擊錢穆觀念守舊,甚至在報上罵錢「冥頑不靈」。聞一多死後,老毛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讚聞「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可見其愛憎分明。
   共軍渡江前錢穆號召知識份子人自為戰
   老毛筆下的「控制」是指抗戰期間蔣委員長在陪都多次會見錢穆。蔣氏提倡宋明理學,與錢觀念相合。國立編譯館一九四三年編撰宋元明清四朝學案,即係係蔣氏授意,其中《清儒學案》即由錢穆撰寫。一九四二年春,蔣公召見錢穆,所談「專涉宋明理學方面,尤其為清初明末遺民顧黃諸家。」一九四三年冬,錢與馮友蘭、蕭公權等人應邀去重慶復興關為調訓高級黨政官員的中央訓練團講學。這一切,深為老毛所忌。
   錢穆在學生時代曾參加過學潮,然而在北平、西南執教時,他卻不支持學運,因為中共宣傳馬克思主義、主張階級鬥爭與唯物史觀,與他本身觀念格格不入。徐海會戰後,共軍秣馬厲兵準備渡江,政府機關已遷穗,一日應行政院長閻錫山之邀晤於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黨黨員,學校教授僅錢一人,錢即席發言曰:「前線軍隊在崩潰中,恐不可恃,政府遠退,知識份子教育界可以人自為戰,深入民間,當轉為第一線」。徐州失守後,族叔錢孫卿屢勸錢穆勿離去,言下對共軍渡江有深望,穆告孫卿:「吾叔日常好談論古文辭,不知共軍先後文告有絲毫開國氣象否?」這一堅決拒共的意志,激怒了老毛,於是便有點名辱罵之舉。
   老毛點名之後,錢穆在香港致函業師呂師勉曰:「老師勸我滬港兩地自由往來,這是我做不到的。回來雖無刀鑊之刑,但須革心洗面,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做不到的。學生對中國文化薄有所窺,但不願違背自己的主張……」他南走香港的必然之因乃是:不贊成共產黨的主張而對國民黨抱有信心。在他心目中,中共信仰的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的理論,這與他所持的民族文化立場相悖,共產黨得天下就意味著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斷,所以他表示「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到金門號召軍人捨生取義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他在國民黨中央文工會辦的《香港時報》七週年紀念增刊上發表〈歷史真理與殺人事業〉一文,怒斥「毛澤東清算了中國歷史和中國人,難道中國歷史和中國人便不會清算毛澤東?……好殺人、敢殺人、多殺人,決非歷史真理。若果殺人成為歷史真理,世界將不會有人類,人類將不會有歷史……用客觀統計方法來檢查已往的歷史,好殺人、敢殺人和多殺人的,中國已往如黃巢與李闖,現代世界如史達林,其他不必多舉,試問有哪幾位多殺人的人物,在他身前身後沒有受真理清算過?」
   一九六九年他對金門防區軍官演講(載於二月廿三日青年戰士報)說:「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我們一定要反攻複國,反攻必勝,復國必成!」勉勵軍人們要「肩負起反攻復國的重大責任,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愈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愈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我們大陸同胞正是受盡苦難,然而最後總會苦盡甘來的。」
   一九八四年,他隻身自台來港會晤離別了卅五年的大陸子女與嫡孫,對大陸現狀有了第一手的瞭解,次年輕微中風。一九八六年在雙目失明的情形下由夫人胡美琦教授協助撰寫了總結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巨著《晚學盲言》,猶念念不忘批判邪說:「人類歷史千端頭緒,而馬克思主義所注意者,實只經濟一端,其他尚有政治、教育、宗教信仰等各大問題,馬克思似乎並未顧及。豈能專據一端意見來改造此世界?豈不成一極不可能之空想?」同年六月,他被蔣經國禮聘為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
   二十世紀學術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
   綜合上述,錢穆的一生是堅持反共理念的一生,台灣文化界少有的反共鐵人。雖然毛澤東視他為寇讎,在中國大陸徹底清算了錢穆思想、封殺了錢穆著作,但毛死後不到二十年,中國人民與中國歷史清算了毛澤東的滔天罪行,同時為國學大師錢賓四先生討回了公道。一九九五年一月,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推出的廿七萬言《錢穆評傳》就是半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第一部全面評述錢穆思想與生平的研究專著,作者郭齊勇撰此書時年僅四十七歲,係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另一作者汪學群僅卅八歲,係首都師範大學理論部講師。此書屬於《國學大師叢書》中的一環,其策劃者與組織者錢宏在〈重寫近代諸子春秋〉一文中坦承:「我們的學術功底尚遠不足以承擔時代所賦予的重任。我們仍往往陷於眼花繚亂的被動選擇和迫不及待的學術功利之中難以自拔……至今尚未創建出無愧於時代的學術成就」,所以要「回到首先親歷中西文化急劇衝撞而又作出了創造性反應的第三代百家諸子(嚴復、梁啟超、胡適、陳寅恪、錢穆、馮友蘭等)那裏去」。郭齊勇的業師、武漢大學資深教授李德永則在本書序言中盛讚「錢賓四先生是本世紀在思想文化界具有深遠影響的國學泰斗……不僅是思想深邃、著作宏富的著名學者,而且更是一位德高望重、堪稱楷模的一代大師……為了迎擊民族虛無主義的狂潮,他義憤填膺,激情滿懷,終其生,誨人不倦,著述不止,全身心地投入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發掘、疏理與弘揚的事業之中……把經史子集熔於一爐,超越了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宋學與漢學、義理與考據的紛爭,把國學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是具有強烈現實感的歷史學家,對祖國傳統文化充滿了溫情與敬意,愛護傳統,新生傳統,強調中國文化在宇宙觀、人生觀、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及文化精神、歷史走向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作者開篇就頌揚傳主「肩負著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是我們民族真正的脊樑(按:毛澤東對魯迅的讚語被冠以真正兩字)」!「不是浮在潮流表面的聲名赫赫人物,而是潛光含章,剖視時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蘊的人物」「把全部的愛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獻給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偉業」「是我國廿世紀學術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亦是我們青年學子立身行世的楷模!」編者在封底的內容介紹中也謳歌了傳主「崇高的人格和淵博的學識」。
   把新亞書院辦成香港的一流大學
   儘管錢穆在創辦新亞書院,本意是為了收容教育從大陸流亡香港的原國民政府軍政官員子女,尤以居住調景嶺難民營者為多(其中還有一位原任國軍蘇州城防司令的孫鼎宸,每週必來聆聽新亞學術講座,勤學不輟,後來將錢穆歷次講稿編成《新亞學術講座》一書,是為新亞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書;孫氏又在錢穆指導下編寫了《中國兵制史》一書),但是陳勇在《錢穆傳》中讚揚錢「硬是在一個很艱難困苦的環境下赤手空拳創業興學,最終把新亞書院辦成了香港一流的大學,對於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上弘揚中國文化起了重大作用;郭齊勇則在《錢穆評傳》中讚揚錢「培養一種既有豐富知識,又懂得如何做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獲得了各方面的同情與尊敬」。更令人驚詫的是,在述及錢穆一九四九年南下經穗赴港一事時,上述二書並未以政治與黨派立場為出發點,沿用大陸傳記作品慣用的「逃至海外」「逃至台灣」等貶語,而是實事求是敘述:「廣州僑大移遷香港,他自然會跟著去……入港後看到許多青年失業失學,無依無靠,躑躅街頭,心有感觸。考慮創辦學校能為青年提供求學機會,於是決定居港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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