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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共方心理戰、情報戰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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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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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屈一指的戰地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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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記者操守、牢記社會責任
·文集第八集目錄
·對蠅營狗苟之徒深惡痛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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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真偽有誰知?——讀曹汝霖《一生之回憶》有感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禮賢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這首七律原載於明代羅貫中所撰《三國演義》第五十六回,寫曹操在銅雀臺大宴文武百官。斯時曹操伐董卓、降黃巾、討袁術、破袁紹、平劉表,官拜宰相,位極人臣。朝中佞臣如王粲、王朗等爭相稱頌曹氏功德巍巍,合當受命,雖周公、伊尹不如宰相雲。世人尚未見其子曹丕逼獻帝退位一幕。

   近代歷史也何嘗不是如此。設若袁世凱逼清帝退位、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當即逝世,則後世一定尊為肇建民國元勛,不至於被詈罵為「竾蟊I」;設若汪精衛謀刺攝政王後被清廷處死,則一定萬古流名為反滿革命烈士,不至於被後世諡為大漢奸了。
   海峽兩岸對曹汝霖均持貶辭
   曹汝霖的情形也類似,設若辛亥革命後他不襄讚袁世凱、段祺瑞執掌財政向外舉債,以前清外務部侍郎的資歷,不難受到國民黨、共產黨(中共禮聘前清翰林張元濟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即為一例)的器重,即如顧維鈞出使美國、聯合國,還當上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晚年受到海峽兩岸的一致推崇,卷帙浩繁的顧維鈞回憶錄即由中共斥資付印。顧維鈞親美,曹汝霖親日,這就是曹汝霖悲劇的根本原因。如今海峽兩岸雖然主義、政見迥異,但對曹汝霖、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幾乎雷同。譬如,北京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部屬下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印行的《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在<曹汝霖>條目下述稱:「(1877-1966)上海人。字潤田。早年留學日本。一九O四年歸國。一九一一年任清政府外務部副大臣。一九一三年任袁世凱政府外交次長。一九一五年與外交總長陸徵祥受袁命,同日本談判并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一九一六年後任北洋軍閥政府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中同陸宗輿、章宗祥被斥為賣國賊。同年六月北洋軍閥政府被迫將其免職。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一九四九年逃往台灣,後至日本、美國。一九六六年死於美國底特律。」
   謗滿天下實拜國定教科書之賜
   在台灣,官方的正中書局一九八O年印行史學權威郭庭鈺所撰大學教科書書《中國現代史》在<五四運動>條目下云:「當時中國政府政權操在少數軍閥手中,而主持外交者,如曹汝霖(交通總長)、章宗祥(駐日公使)、陸宗輿(幣製局總裁)等人,多係親日份子,對日外交,向採妥協退讓態度。」顯然國共兩黨對曹汝霖「親日」「賣國」迄無異議。
   旅居美國密歇根州米特蘭城的八四老人曹汝霖雖然奉國民政府為正朔,但對此一頁歷史頗不以為然,稱「北大有關此事之人已將此事改稱為文藝運動,使人將五四運動淡然忘之,不意國府編輯教科書又將此事列入教科書,加以渲染,遂使全國學子知有五四運動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謗滿天下,實拜國定教科書之賜也!」為此,他應陳孝威將軍之請,於一九六O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在香港天文台報連載《一生之回憶》。後續有補充,交春秋雜誌刊載,前後歷六年始殺青,於一九六六年一月結集出書,都三十萬言。
   為了泄忿,曹氏在前言中自述:「清夜捫心,俯仰無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惡性宣傳,儼如鐵案,甚矣積非成是之可懼也。」曹的摯友、北洋舊員 李北濤在此書<李序>中直言「我國文人積習向喜穿鑿附會,立異矜奇,甚至以訛傳訛,不惜繪聲繪影,以逞一時之快……無事生非,自古已然,積非成是,於今為烈。
   《一生之回憶》大部份尚近事實
   曹氏本人認為「余招尤受謗,僅為政治之犧牲……以是斯編之作,祗為事實之提供,聊留雪泥鴻爪。至於評議政事、藏否人物,走筆所至,純出主觀,自不足為定論」,倒也不失謙虛。
   對於曹汝霖的回憶錄,海峽兩岸的當權者,都沒有持一棍子打死的態度。在台灣,曾任行政院顧問、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研究委員、考試院委員的丁中江,在其編撰的三百萬言《北洋軍閥史話》中,敘述廿一條簽訂經過時引用了曹著《一生之回憶》一萬兩千字之多;敘述五四運動始末時引用了一萬一千字。丁氏認為曹氏回憶錄「對自己頗多迴護,但大部份尚近事實,且有外間所不知之秘聞掌故,故仍不失其史料價值也。」在大陸,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推出的一百多輯《文史資料選輯》中,有北洋舊人周叔廉所撰<西原借款>一文,引用曹汝霖回憶錄有一千七百餘字,由此亦可證實曹文「大部份尚近事實」為海峽兩岸所公認。
   曹汝霖同日本的千絲萬縷關係
   曹汝霖回憶錄比起其他近代名人的回憶錄篇帙浩繁,是由於作者除了回憶自己一生經歷之外,頗落重墨於以下兩項:(1)清末至六十年代的中國歷史,自百日維新、庚子拳亂、辛亥革命、張勛復辟、中山北上直至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土改鎮反;(2)作者自幼及老親歷的情景,諸如上海民俗、豫園園林、大阪博覽會、清末北京市政、湯山溫泉、清末外務部編制、清代官服頂戴、兩宮奉安典禮實況、安東林區伐木情形、上海幫會待客禮儀、太和殿班禪喇嘛主持金剛法會盛況、雍和宮息災道場、蘇州園林、虎丘靈巖風光 、日月壇風光、日本相撲與祭孔儀式、五十年代日本社會經濟、六十年代美國生活方式等等。至於曹氏本身的履歷,鮮為人所知者大致如下:
   一九OO年六月,八國聯軍炮轟太沽口時,曹氏東渡,入東京法學院。那時留日學生,文武共僅五十六人。一九O五年畢業歸國時,留日學生已有三千人,後多達兩萬人。他寄居於日本議員中江篤介家中,中介死後,其子中江丑吉到北京留學,曹氏連續廿年資助其學業。火燒趙家樓時,中江丑吉恰巧在場,他拼死保護章宗祥,連帶被憤怒的學生毆傷。丑吉的姐姐千美子下嫁政治家竹內綱之子,竹內綱是吉田茂的生父,茂幼時過繼吉田家。吉田茂在北洋時代任過日本駐天津領事,為翰旋九‧一八事變曾與曹洽商由段祺瑞與西園寺公爵出面倡和。吉田戰後五次連任閣揆,領導日本擺脫美軍佔領,到五十年代曹氏流亡日本,猶雪中送炭。
   拒任偽職晚節可風
   一九O五年曹氏畢業回國,任清庭商部商務司行走,兼商律館編纂、進士館助教,講授刑事訴訟法。不久,經殿試中式,授商部主事,為六品奏任官,曾隨袁世凱出席東三省會議,向日本力爭主權。旋調外務部任庶務司行走,半年後升員外郎,補右參議;第二次陛見後又補外部右丞。辛亥革命前,由攝政王載灃拔擢,越級升外務部左侍郎。袁世凱任總統後,曹氏先應聘出任總統府顧問,再以外次代理部務(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七月);在北洋第十一任至十四任內閣(一九一七年七月至一九一九年六月)做了兩年交通總長;在第十三任內閣(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一九一九年一月)兼任財政部長十個月。日本侵佔華北後,他堅拒日酋土肥原出任華北政務委員會主席之請,只是擔任掛名的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以及井陘煤礦、六河溝煤礦、新民印書館董事長。一九四九年五月,共軍圍攻上海時,他攜眷赴台;翌年移居香港,半年後赴日。旅日八年,靠十個戰前在中國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組織「華北交友會」,每人每月捐送五千丹來維持生活。五十年代末,舉家赴美依第七女慶稀與八女慶頤。前者適留美化學博士董履和,後者適天津巨富宋斐卿子宋見嵩。文革初期,造反派揭露劉少奇在天津的「走資」罪行事例之一便是鼓勵宋斐卿多投資多賺錢。當時宋氏不願從海外抽調外匯回國投資,毅然去了阿根廷開設農場。
   英美公使逼迫老袁接受廿一條
   從以上簡歷來看,曹汝霖留學日本,深諳日本國情,且多次代表清廷、北洋政府與日本談判,自然很容易被認作親日派。且他本人也不否認親日,他在書中坦言:「我親有正義感人情味的日本人,不是親侵略我國的軍閥,故我問心無愧。」
   世人認定曹汝霖親日,當自廿一條始,至西原借款終。抗戰時,名記者王芸生著《六十年中日外交史》一書,亟言曹汝霖在對日談判中折衝樽俎、不卑不亢之事實。曹氏在回憶錄中,以一萬兩千字篇幅詳述同日本交涉四個月開會卅餘次之經過。廿一條包羅萬象,伸展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浙閩,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中國政府機關聘請日本顧問,兩國使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允許日本僧人深入內地傳教等等,不但辱國,形同亡國。由於中方力爭,日本已撤回第五項之七條。所餘十四條中議結者不滿十條,其中山東、旅大、南滿鐵路、內蒙等鐵路、礦產、港口權利,因領土早已被日方佔領,或取自沙俄、德國,一切都屬既成事實,爭也無用。在談判後期,日方突然增兵山東、奉天,派軍艦巡弋渤海沿岸,在關東宣布戒嚴,撤退日僑。加上英美使節相繼旋壓,如英使朱爾典威脅老袁:中國已面臨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對日本的最後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現在歐洲各國正忙於歐戰,無暇東顧,中國除接受日本條件外,別無自全之道。美國公使芮恩也警告老袁避免與日本正式衝突。蓋外交必須以國防為後盾,當時中國國防力量甚難同日本硬拼,僧格林沁蒙古騎兵在英法聯軍炮火下全軍覆沒即為前車之鑒。再加當時中國南北分裂,給日本多一張要挾的牌。試觀今日中國國力強盛,擁有飛彈、原子彈、中子彈,猶同朝鮮簽約放棄長白山天池、同緬、印、蘇等國簽約放棄數以十萬平方公里的邊疆領土,又聽任日本在釣魚台島上插膏藥旗;那麼,若欲苛求八十五年前國庫月入僅一千二百萬元的袁政府以卵擊石同日本硬拼,豈非痴人說夢?!
   廿一條并非曹汝霖簽署
   曾任四、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在《五四運動六十週年》一文中說:「交通總長曹汝霖是廿一條的簽字人(那時曹是外交次長,外交總長陸徵祥在國外,不負實際責任),正是愛國群眾鬥爭的目標」。這又錯了,中日交涉的整個過程都有外交部檔案為證。陸徵祥出國是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的事,廿一條最後通牒是一九一五年的事,老袁陣前換將,在中日正式談判開始前任命陸徵祥接替立志軟弱的孫寶琦為外交總長,而陸氏參與了整個談判過程。五月九日下午,在通牒到期前五小時,陸氏親送覆文至日本駐華公使館,五月廿五日,陸氏親筆簽署條約,在在都見於外交檔案以及新聞報導,委實也輪不上一個次長同外國簽約。這就難怪曹汝霖在回憶錄前言中埋怨「張冠李戴,謂廿一條由我簽字;其後巴黎和會失敗,亦歸咎於我;於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風潮,指我為賣國賊,大有不共戴天之概……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惡性宣傳,儼如鐵案。」由此可見,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以訛傳訛的誤區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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