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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可以與政治無關嗎?

盛夏炎炎,筆者在佐敦道作家餐廳飲冰,但聞鄰座兩翁娓娓而談,語涉藝展局文委會資助準則,鞭闢入裏,談言微中。故特摘要記錄成文,以饗香港筆薈讀者。
   □長須翁 △眼鏡翁
   △:側聞藝展局改選後,新上台的文委會主席要破舊立新搞搞新意思,近日散發了一份二OO一年雜誌資助諮詢文件,稱要主導受資助的文學刊物「健康、嚴肅」「避免政治化」,看來這是有的放矣,話中有因。
   魯迅雜文算不算文學語言?
   □:香港回歸祖國後,根據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作家有創作自由,記者有報導自由,至於健康與否,自有淫 報刊審裁處裁定,何勞一個文藝基金會越俎代庖?要說嚴肅,現在內地暢銷的小說作品,恐怕沒有一本夠得上嚴肅。「政治化」三字又怎樣定義呢?是指內容不準牽扯政治題材吧?五十年來大陸推崇的小說《青春之歌》、《紅岩》、《紅旗譜》、《李自成》,哪一部不牽涉政治話題?

   △:據說有人解釋「避免政治化」是指用文學的手法寫文章,而不是用政治化的手法。
   □:何謂文學的手法?是不是報告文學、傳記文學都要夾硬插入「輕輕的風,淡淡的雲」之類辭語。試問魯迅雜文是「文學語言」抑「政治化手法」?難道魯迅雜文不是文學作品?
   △:擬定此一諮詢文件的人當然有其箭靶。目前香港經濟欠佳,號稱「國際請願都市」,有人揣摸上意,搞箝輿論,寧左勿右,藉以排斥異己,那也不足為奇,這本身就是「政治化」的伎倆!文學作品有光談風花雪月的,但這并非文學的主流。中國的知識份子歷來就有「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雄偉抱負,倒是袁世凱殘忍統治下,茶肆酒樓張貼「免談國是」布告。時至廿一世紀,反而有人掮了雞毛當令箭,說什麼「避免政治化」,豈非時光倒流到洪憲年間了?
   □:是啊,此人的識見還不如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它不是雕虫小技,也絕非風花雪月那麼簡單。到了盛唐,元結自稱所作文章「可戒,可勸」,為「救世勸俗」所必需。漢化的匈奴人獨孤及曾對弟子梁肅說:「文章可以假道」,這個「假道」便是「載道」的雛型。梁肅闡發了這一論點,說寫作是為了發揚道德、敦厚人倫,也即把文章視為教化的工具。梁肅之後,唐德宗時代出了個柳冕,他認為文章應該根據教化,而教化的根本乃是儒家的仁義道德,故反對六朝艷麗的駢文。文起八代之裏的韓愈提倡古文,是想恢復司馬遷、揚雄文章的風格;在內容方面,要求文章載道,道指儒家的仁義道德。他認為先賢古聖的文章都是載道的,而道是文藝的根本,作文須先修養仁義道德,就像種樹要先培養根本一樣。在(答李翊書)中他充分闡述了上述理論。他還說,寫文章在於表達義理,如「歌頌堯舜之道」「扶樹教道」盡皆載道之作。韓愈的文學理論還有「不平則鳴」「文窮而後工」,認為好文章不會出於志滿意得的王公貴人,而是發自 旅草野。
   文人切忌:才華大於學問,學問大於道德
   △:作文先修養仁義道德,恐怕今日香港許多文人,尤其發號施令的文人都做不到。對一個知識份子而言,按次序最重要的是:道德、學問、才華,可如今不少人本末倒置--才華大於學問,學問大於道德,三分學問敢寫七分文章,高談闊論,嘩眾取寵,似乎言辭不激烈就不能表現他的才華。這類現象造成輿論的偏頗,反饋在決策上就是諊`民,文壇的失誤尤其如此!
   □:當然,艱難困苦會磨煉仁人志士的意志。從韓昌黎公為柳宗元寫的(柳子厚墓誌銘)知,柳宗元的文學成就來自多年貶官永州的窮困愁思。這種「窮而後工」的說法,可追溯到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所說的聖賢著作都因「意有所鬱結」而「抒其憤思」。韓愈推崇司馬遷,才有此說。到北宋歐陽修提出「詩窮而復工」即受司馬遷、韓愈之啟發。韓愈的「文以貫道」主張可見於其弟子李漢的著述:「文者,貫道之器也」。柳宗元則主張「文以明道」,韓愈的道專指儒家仁義道德,而柳宗元則著重「大學」「中庸之道」。真正提出「文以載道」說的,是宋代的周敦頤了。韓愈是梁肅拔擢的八個進士之一,宗經載道的文學觀乃得自師傳。
   △:一千年前的古人猶知文以載道,反而今人要求文學創作「避免政治化」,這是不是五四以來光破不立的那股反叛思潮于今尤烈呢?
   □:五四運動的領袖,不論左的右的,都提倡文學作品要反映社會現實呀!中共早期的領導人陳獨秀提出「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同胡適倡導「人的文學」是相倣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新青年》雜誌刊登周作人(人的文學)一文,指出:「人道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紀錄研究的文學便謂之『人的文學』」。可見這位散文大師是認同胡適一九一七年一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中的論點:「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練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倣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
   △:事實上民國初年各種小說雜誌發刊詞中必不可少的套語為「小說為社會教育之利器,有轉移世道人心之能力」。為什麼今日香港某些掌權人的文學理論水平反而不如他祖父一輩的見識呢?
   文學不可能脫離政治
   □:這大概是對半個多世紀以來「文藝為政治服務」這一口號的反彈吧?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於一九八O年決定停止使用「文藝為政治服務」這一提法,但這并不意味著文藝可以與政治無關。文藝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一種意識形態,它是不能脫離政治的。任何作家藝術家都持有一定的政治觀點、立場和思想傾向,這種觀點、立場和思想傾向不可能不在創作中表現出來。文學作品是現實生活在作家頭腦裏反映的產物,作家對現實生活進行反映時總要對現實生活作一番社會評價和審美評價,所以文藝不可能脫離政治。文學既反映社會生活,就必然會受到不同社會階層的政治影響和制約;反之,文學又對現實政治施以影響,這就是文學的政治性。
   △:文革期間,老毛批示有云:「要推翻一個政權,必先製造輿論」,他指的是李建彤為她大伯劉志丹歌功頌德而創作的小說《劉志丹》,其實那時劉志丹已去世廿多年,追思他的功績就會推翻老毛的政權嗎?
   □:毛澤東此語確實過份誇大了文學作品的社會功能。在台灣,國民黨也有此一傾向。曾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的邵玉銘博士在一九八五年第十三期《聯合文學》上發表長文《現代中國文學對政治的影響》,引用了作家無名氏的話,稱「左派藉組織力量,利用文學,迷惑并操縱了千千萬萬青年」,以致國民黨失去了大陸。邵博士顯然也高估了文學對政局更選的影響。其實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根本原因是經濟政策失敗,在戰場上的官兵紛紛擔憂後方的妻兒生活無保障之時,士氣自然抵落到兵敗如山倒,有句古詩道:「防灰未冷山東亂,劉項源來不讀書」,戰場上的士兵多數是不看文藝小說的。
   △:看來,文學是不能離開政治的,但兩者之間并非從屬關係,是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關係。
   □:是啊,從文學史的發展看,文學的政治性有三種表現。第一,有些文學創作有明確的政治目的,直接為配合某種政治活動而創作,或直接為肯定、宣傳某種政治理想、政治主張而創作,古今中外皆然。例如古希腊的悲劇創作,大多是緊密配合雅典軍事上的勝利和某些群眾性的政治活動,在慶祝大會和群眾集會上演出,并舉行文藝評獎,獲獎者頭戴桂冠,榮耀非常。他們把悲劇創作與演出看作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後來的宗教文學、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文學、啟蒙主義時期的古典主義文學,以至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無不帶上濃厚而又鮮明的政治色彩。我國先秦時期(論語‧子路)記載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表明文學與施政的關係。這一文學觀點是為當時統治者的政治服務的。現代國家,不論政制如何,也都明確要求文學家積極配合政治鬥爭。例如法國大革命時,詩人歐仁‧鮑狄埃的(國際歌),沙皇俄國時代高爾基的小說(母親),四十年代中共編演的舞台劇(白毛女),都是配合革命鬥爭,喚起民眾所需。抗戰時,中國有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號召全民抗日,日本軍閥則推出影片《萬世流芒》,企圖衝淡民間反日情緒。越戰時,大陸大量譯印《南方來信》揭露美帝侵略越南暴行;美國則在越戰結束後猶拍攝史泰龍系列影片,暴露越共的殘忍無道。
   △ :請問(紅樓夢)同政治有關嗎?
   文學作品都有鮮明的政治傾向
   □:這就是我想講的第二種表現:有些文學作品不一定直接配合某種政治運動,但卻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表達了一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張。曹雪芹寫<紅樓夢>,取材自他本身貴族家庭的衰落情景,他寫了賈、史、王、薛四個家族的興盛衰敗,深刻反映了清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作者有感慨有哀漢有怨懟,雖然沒配合什麼政治運動,但它鮮明的政治傾向性是顯而易見的。
   △: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的作品又如何呢?
   □:這是我想講的第三種表現:有些作品并無政治目的,也未配合政治運動,且不表現政治理想與政治主張,沒有明確的政治內容,但他仍是某種政治觀念或政治形式的曲折表現。如一些描寫愛情、婚姻生活的作品,一些描寫自然山水、田園風光的作品,表面上不涉及任何政治內容,但實質上陷含著一定的政治因素,潛在著對封建禮教、封建統治的揭露、批判與否定。有些作家之所以寄情山水,就是因為政治上不得志,「使我不得開心顏」,這才陷遁林泉,遍遊山水,歌詠自然之美。男歡女愛的題材,有時更具談導性。例如一九四二年五月至四三年四月,日本和汪偽主導中聯公司拍攝了五十部影片,其中三份之二都是以戀愛、家庭糾葛為題材的,諸如《恨不相逢未嫁時》、《牡丹花下》、《芳華虛度》、《夫婦之間》、《水性楊花》、《紅粉知己》、《斷腸風月》、《香閨風雲》等等,還有恐怖片《寒山夜雨》,滑稽片《難兄難弟》、《偵探片《千里眼》等等,旨在麻醉和奴化淪陷區的中國人民,軟化人們的抗日意志,其根本上是為日寇侵華利益服務的。
   △:我倒想請老兄逐一剖析五四以來一百多位名家的作品,看看究竟誰的作品是絕對的「純文學」,能夠遠離社會,遠離政治?
   □:以性氏筆劃為序,從丁玲開始吧!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以玩世不恭、悲觀厭世女主人公大膽而真摯的內心獨白,生動細膩地記錄了一個叛逆女性靈魂自我博鬥的艱難曲折過程,她憤世嫉俗,又無力改變現狀。丁玲的短篇小說《一九三O年春上海》之一,寫知識份子美琳在共產黨人若泉等的幫助下走上革命道路;之二寫知識份子轉變為革命戰士過程中所經歷的思想感情上的痛苦鬥爭。中篇小說《水》取材於一九三一年夏泛濫十六省的大水災,描寫一群災後飢寒交迫面臨死亡的災民奮起同官府、地主鬥爭。短篇小說《我在露村的時候》描寫抗戰期間淪陷區婦女遭受日寇蹂躪後造成的深重精神創傷。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寫內戰初期河北某農村實行土地改革時的眾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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