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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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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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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自殺與《滾滾紅塵》
·兩岸三地奉旨諛上的周作人、胡蘭成熱
·泛濫於學術界的「漢奸無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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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舒巷城自傳體小說《艱苦的行程》--

近幾年香港文壇常常爭論南來作家、本土作家的定義。有人說,除了海盜張保仔,香港人都是從大陸來的,毋須劃分什麼南來與本土。譬如蜚聲香港文壇的姚克、包天笑、司馬長風、馬五、沙千夢、黃震遐、徐東濱、何達、阮朗、林仁超、易君左、楊天成、羅香林、蕭銅、蕭輝楷、徐訏、徐速、曹聚仁、黃思騁、李輝英都是一九四八至五O年避秦南下的;宋玉、易文、三蘇、任護花、葉禅P、戴望舒是抗戰期間逃難南下的;許地山一九三五年應聘來港大執教,任畢明一九二八年應陳銘樞之邀來港辦《大眾日報》;黃天石馳騁香港文壇半個世紀,不過來港早些--一九二O年,其中有十幾年任唐繼堯顧問、去馬來亞辦報辦校、回大後方抗戰;即便號稱「中國第一位報刊政論家」、詩詞小說散文俱佳的王韜也是一八六三年躲避清庭通緝從上海來港的。
   真正的香港本土作家
   細細篩選之下,老一輩作家中,真正算得上香港土生土長的,似乎只有高伯雨(一九O六年生)、劉火子(一九一一)、侃倫(一九一一)和舒巷城(一九二三)四人。其中,高伯雨留學英國,到抗戰期間才回港;劉火子一九四二年後的四十八年中只有兩年在香港;侃倫回大陸參加過國民革命軍,抗戰時又回大陸教書。如果真要計算居港年限,一九四九年南下的那批作家在香港的寫作生涯歷半個世紀,比起那批本土出生的文藝青年要「本土」化得多呢!
   舒巷城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到大後方,一九四八年才回港,終其一生七十八歲中只有六年不在香港,其寫作生涯六十二年中有五十六年在太平山下度過,這才真正稱得上「本土作家」。他為《香港文學作家傳略》所撰的自傳曰:「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二日生於香港,在此長大受教育。早年西灣河、筲箕灣是我的家和生活基地。街坊上和那一帶的人事悲歡,為日後的小說創作提供過好些素材(短篇《鯉魚門的霧》、長篇《太陽下山了》是其中例子)。父親在當地開了一家商店,卻無法改變我這個長子難以『子承父業』的命運。七歲進私塾唸『人之初』,為期甚短;繼而在兆榮漢文學校肄業,背誦古文舊詩是功課之一。讀了幾年小學後,考取當年官立英校特設的獎學金;於是先讀五年免費的育才書社,後讀教會辦的華仁書院(前者位於上環附近某小崗高處,是一座設有鐘樓的西式紅磚建築物;後者當年位於中區羅便臣道側的半山上)。回顧那六、七個年頭,每天上學放學,往返之間要走一大段路才乘搭長途電車,可以看到這座海港城市在變化中的日漸繁忙。自童少年時起,興趣廣泛,參加過小足球隊、曲藝社,學過唱粵曲、依譜填詞等;喜歡看電影,喜歡風格日異的音樂、繪畫;接觸新文學後,可說一往情深了。因無緣攻讀大學,自知所學不足,便努力自修,至今未輟。一九三七年因七七事變後,香港人口倍增,文化事業蓬勃。在抗戰期間就讀英文書院時,受了朋友及南來作家的影響,開始投稿。曾以王烙等筆名發表過一些小說、詩歌的習作;也曾被兩位寫詩的朋友拉入夥,在某學院出過一本油印的《三人集》。
   充滿血淚的紀錄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翌年離開淪陷的香港赴桂林。到桂林後,他在印刷廠做過校對等工作;在書店朋友的鼓勵下,也曾於漓江畔寒夜透風的板房裡,化數月工夫把一部并非暢銷但風格獨特的英國小說《望海樓》譯成中文,後來十八萬字的譯稿在戰亂中失去了。一九四四年秋,湘桂大撤退大疏散,他像千萬無家可歸的人,成了顛沛流離的難民。其後與一偶遇的青年朋友結伴,徒步穿州過省,從宜山到貴陽,每天身負行囊、曉行夜宿,途中暫停時替人家擺賣故衣籌路費;投野店、睡稻草鋪,都是平常事了。他輾轉到了昆明才找到工作,在盟軍機構中任文員,也當譯員;直至戰後數年仍天南地北。先後在越南、台灣、上海、東北、北平、南京等地工作、生活過……一九四八年底返港與家人團聚。
   八萬多字的《艱苦的行程》就是記述從香港逃往桂林以及湘桂大撤那些顛沛流離充滿血淚的日子。據作者在《前記》中說:「這本書,寫的是個人當年的一些經歷和感受。雖然為了避免平鋪直敘,它在結構上會有一點小說的傾向,但其中人物,除姓名有所改動之外,都是真有其人;而故事情節也實有其事。有些動筆時自己忘了的細節,倒是如今尚在人間的母親、弟弟、朋友提供的。另外有不少資料卻是來自個人當年的筆記」。
   抗戰文學中的一支奇葩
   描寫抗戰時悲壯慘烈情景的文學作品有桂林名記者皮以存的《湘桂大撤》一書、國民參政員李璜的《學鈍室回憶錄》以及經濟學家千家駒的《七十年的經歷》等。皮李千等人盡皆吃皇糧的公教人員,跟隨政府堅持抗敵乃是應盡職責。然而舒巷城只是一介化外之民,在英治的香港受殖民地教育長大,承繼祖業營商為生。在日寇鐵蹄蹂躪香港之時,他出於愛國義憤,毅然決然離鄉別井,隨同友人偷渡離開香港,投奔大後方參加神聖的抗戰。他用筆當作槍,對敵寇口誅筆伐,記錄下侵略者的殘忍暴虐,記錄下我軍民同胞不屈不撓抵禦橫逆的可歌可泣事跡,在文壇與史壇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在紀念舒先生八秩冥壽之際,重讀他的自傳體小說《艱苦的行程》,感到此書乃是抗戰文學中的一支奇葩。
   作者一九八二年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文學家辭典》撰寫的自傳中說:「香港淪陷後,目睹日軍的暴行,心中充滿了憤怒,抱著為苦難的祖國盡力的心情,隻身出走,顛沛於桂林、宜山、貴陽、昆明等地」。在本書第三章《創痕與離別》中,他寫道:「幾個月來,日軍的一切暴行,我不是已經聽夠了看夠了嗎?我怎能長此下去過著屈辱的日子當順民!父親常叫我不要忘本,落葉歸根這句話是他喜歡說的。惠陽是我們的故鄉。他認為鄉土、祖國,就是我們的根」。在艱難的逃難途中,他和同伴們決心「不管怎樣,除了以職業維持戰時的生活外,應該為抗戰盡力做點工作,譬如向報刊上投稿……」逃難路上遇到一連串令人沮喪的事,遇到許多黑暗的事,但他堅信「黑暗的另一面是光明……車子越上越高,幾天後離開大海會更加遠了。但是,有一天我一定能夠回家去!在抗日的燎原烽火下,法西斯暴徒們和日本軍國主義者遲早會給燒死或者引火自焚的呀!因為侵略是到底敵不過反侵略的」。
   火車上難民擠成沙汀魚罐
   汪偽政權的中宣部次長、漢奸胡蘭成在《山河歲月》一書中侈言:「中國人是喜歡在日月山川裡行走的,戰時沿途特別好風景,許多沒有到過的地方都去到了。青年學生連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嶺,長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
   逃難的歲月,果真這般載歌載舞無憂無慮嗎?舒巷城在《艱苦的行程》中寫下了幾次長途跋涉時難民擁擠、死亡狼藉的慘況。他和大大小小十個香港市民,在水客馮廣帶領下,從九龍馬頭角出發,繞過日軍的崗哨,沿著安全小徑步行三個多小時到達東江遊擊隊控制的新界西貢。當晚分乘幾隻篷艇準備偷渡回內地,不巧風急浪高,不得不踅回 頭。次日,日寇憲兵部突襲搜索西貢,眾人立即步行四十分鐘尋找漁船。登船前,鄉民報信說海邊有日寇巡邏艇搜索過海船隻,於是老弱上船,青壯攜行李在岸邊步行五小時山路才用篝火召來木船,那時才知日艇已搜查木船,倘搜到禁止出口的西藥,有殺頭之虞。
   木船將眾人送到四戰區張發奎將軍轄下惠陽地區,再由湖南轉廣西,到目的地文化城桂林。
   兩年後,湘桂戰局轉危,日寇為打通大陸交通線長驅直入,一直打到貴州邊境。舒巷城隨了人群疏散。有錢人搭木炭車逃難。窮人只好擠火車或步行。桂林車站到處擠滿人群,車廂多數是機關的專用車,鵠候四五天才盼到一列免費疏散的火車,誰力氣大誰就能搶到座位。車分三層,車廂頂上匍匐著難民,車廂內擠成人肉罐頭,車廂底下有人躺在木板上像煎魚一樣,有時震動太久繩斷板掉,搭客粉身碎骨。舒巷城付了法幣五十塊才攀鐵級登上車篷。火車蹣跚前行,時時拋錨。半途遇上一場大雨,淋一身水再被炙肉的日光暴曬。第五天下午才到達廣西宜山。
   泥獰、齷齪、死亡、傳染病
   在宜山暫住時,舒巷城結識了一位賣故衣的惠陽老鄉方貴,便一塊做起小販,以維持儉樸的食宿費用。一個月後,他和方貴揹了包袱步行往貴州挺進。第一天步行八小時多抵達懷遠,冒充基督教徒僥倖在當地一座福音堂棲身,還濫竽充數向當地教徒講解聖經。在金城江過夜時,只留下醜惡的印象--泥獰、齷齪、死亡、傳染病……在河池,為了活命,他不得不忍痛變賣了當海員的舅舅留下的唯一紀念品--手錶。在逃難途中,他和方貴輪流患上瘧疾,互相侍候,相濡以沫,方始脫臉。在山路上盤桓時,眼見不少汽車急轉彎出事--連人帶車翻落深谷。在南丹,好容易借宿一處民居,卻遇上大貨車撞倒土牆,差點命歸黃泉。就這樣,靠一雙腳,穿州過省,花一個月才從宜山走到貴陽。那時桂林柳州已經陷落,日寇正向貴州撲來,他又買黑市票擠上了去昆明的卡車,離開日本投降僅幾個月,還要逃難。
   作者用平實的筆調,寫下了戰爭的殘酷。日軍進攻香港時,用重炮猛轟民居,他正和母親弟妹鄰居借住西灣河一所空置的住宅:「門窗外劃過一陣刺眼的金光,震耳欲聾的霹靂聲中……模糊間我看見有好幾個人影倒下來,就倒在我腳下的一尺外……那幾張疊在一起的氈子上的一角,有具屍體躺在那兒……廳上那邊有一個母親坐在地上守望著死去的兒子」;在泥獰不堪的金城江車站「看見一個女人在守著一個躺在泥地上用布塊覆蓋著臉的孩子。孩子已經僵硬,死了。女人的臉上呢,一絲表情也沒有……這使人想起日軍炮轟西灣河時那個悲痛的母親守著她死去的兒子」;在南丹去芒場的狹窄公路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臉色慘白的落伍病兵在路旁呻吟,等死……兩隻野狗在樹蔭下為爭食一具屍體打起架來……」
   一幅險象環生的流民圖
   作者悲哀地寫道:「在那染血似的黃昏的雲霞外,灼目的日光漸漸地淡了。我抹了抹臉上的汗珠,只見堆滿了人和東西、晃晃盪盪的木炭車沿著山與山之間的公路向遠方駛去,而東一排、西一列的扶老攜幼的難民則在群車後面的塵土飛揚中,在苦難的土地上,蹣跚前行」儼然一幅險象環生的《流民圖》。作者筆下的金城江「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吸血鬼們在市街上開賭檔;流落異方的可憐少女當娼妓;財雄勢大的暴發戶飛揚跋扈;橫行的官老爺們混水摸魚,他們的手下則趁火打劫;病菌滿天飛,棺材店老闆忙著叫人運木材來;但手上無錢的難民病了白白等死,死了屍體給扔到郊外餵野狗……」活生生的一幅《人間地獄圖》。
   作者描繪了多位亂世中的善良人物形象,一是街坊文友楊華,為人正直熱情,常常無私助人,鼓勵他從事抗日宣傳,還同他一起投奔抗日地區;二是由楊華介紹的桂林一家印刷廠東主范乃基,在戰亂中猶不忘文學救國;三是兒時的改稿朋友余松生,舒巷城逃難路過余氏淡水老家,余還盛情款待;四是在南丹借宿的吳姓屋主之子,在當地小學任教,萍水相逢卻十分親切招待;五是吳老師介紹的芒場一位周姓小學教師,在敵機轟炸下猶孜孜不倦在油燈下給學生改作文;六是香港舊友黃明,在物質條件艱苦的獨山小鎮,慷慨送奎寧丸給舒方二人,不啻雪中送炭。
   作者也無情地鞭撻了在戰亂中趁火打劫的奸人,諸如趁日軍攻打香港時逐家拍門勒索「保護費」的爛仔、在桂林持刀闖入民居行竊的保安隊員以及在車河吃霸王餐的軍政官員。他對刺刀尖下的壯丁寄予無限的同情:「像一群待宰的鴨子似的給人用長繩子串起來……為什麼他們像畜牲一樣被看待?這可憐的一群,難道也算是未來的抗日戰士?」逃難途中瘧疾發作時,他在幻覺中「聽見山風、海浪、野獸的蹄聲;閃過了日寇的猙獰面目、仁丹鬍子、軍刀、槍尾劍、血、屍體、香港的馬路、西灣河的橫街、家、壁上的魚尾鐘、給日本鬼子的彈屑打落的分針、那擺呀擺呀的鐘擺、木船、轟隆轟隆的火車、七星岩、漓江、給繩子拴著的壯丁、破爛的衣裳、嗚嗚的火車、難民們悲憤的面孔、宜山的屋頂和屋頂上的月亮」在昏迷中猶念念不忘苦難中的故鄉以及故鄉的山水與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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