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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作品探討中國現代史--重讀《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抗戰勝利五十五年來,歷屆中國政府在對日索償戰爭損失方面一事無成,然而民間對汪記政權的是非臧否評價卻嘵嘵不休,在世紀末的九十年代愈演愈烈。最令人矚目的是,歌頌漢奸的兩岸合拍的影片《滾滾紅塵》居然榮膺一九九O年台北金馬國際影展最佳影片獎項;一向以清流自詡的《新新聞》週刊特意發表社論,稱:「『奸』是一種語言及概念的暴力」。一九九六年五月號《明報月刊》編發《漢奸問題新爭議》專題,鼓吹「八股漢奸論亟須重新檢討」。與此配合的是:汪政權最後一任行政院長陳公博的兒子陳幹教授,將《苦笑錄--陳公博回憶》手稿從美國攜到香港,由港大三名教授編註出版;大陸公安部檔案室推出周佛海死前最後的獄中日記付梓;九九年二月八、九日,汪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經濟專門委員會副主委、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第三廳廳長何炳賢之子、著名建築師何弢在明報副刊連載長文《我的父親》,認為乃父「或許有負於政府,但決無負於良知」,盛讚他「平凡而偉大」,有「一顆仁慈為國的熱血之心」。
   中國政府戰後懲奸堪稱手軟
   根據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三日中央社發表國府司法行政部正式公布的統計資料,截至是年六月為止,全國(除東北、台灣不究)處理漢奸案件檢方已結四萬零九百五十四件,其中起訴兩萬三千四百廿四宗,判刑兩萬六千九百七十人,其中死刑三百卅一人,無期徒刑九百零二人。連同軍事法庭的處理,共判死刑兩千七百廿人,無期兩千三百人。在歐洲,八百萬人口的比利時判了七萬多個比奸;荷蘭抓了十五萬荷奸;意大利殺了一千七百卅二個意奸;法國判了十二萬法奸(連同德軍上床的妓女都不放過),殺了四千七百八十五人。相比之下,人口比歐洲多,而且對日抗戰傷亡軍民多達兩千萬的中國,在懲處漢奸方面是相當克制與溫和的,以致於漏網漢奸及漢奸子孫在海外臥薪嚐膽數十年,熬到功成名就,便捲土重來為其漢奸父祖鳴冤叫屈,這是信奉「襄公之仁」的蔣介石始料所不及的。
   在所有為漢奸翻案的文章中,最具影響力的便是汪記國民黨中央委員、汪偽政權特任官金雄白以朱子家筆名撰寫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金雄白在戰後漢奸大審中,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名被江蘇省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正因為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駐滬代表蔣伯誠出具公函向法庭證明,金雄白在淪陷區曾營救地下工作人員王維君、曹俊等五百餘人;掩護毛子佩逃往重慶;接濟三青團、上海市黨部經費兩年;供給戴笠的地工人員槍械若干等等協助抗戰事跡,才僥倖成為上海千餘名漢奸中獲輕判者。然而,這位執業大律師、銀行家兼報紙東主,在飽嚐抄家奪產與鐵窗生涯又流亡香港窮愁潦倒之時,基於發洩個人私忿與為故主汪精衛翻案的動機,自一九五七年八月至六一年五月,在香港《春秋》雜誌發表了一百八十節回憶錄,結集四冊,後又補充兩冊。由於文筆流暢、能言善辯,此書暢銷港台、東南亞以及美加歐陸,印了八版之多,還譯成日文。作者自稱「受過類似蠶室腐刑之痛」,寫出參加汪政權的個人回憶錄,作為流亡異鄉的一份紀念。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深具史料價值

   這部七、八十萬字的長篇回憶錄,是研究汪政權的第一手史料,在系統研究汪偽史的領域,比大陸與台灣的學者起步早幾十年。雖然內容不乏自我吹噓隱惡揚善之處,其定位也局限於「一家之言」和「片面之辭」,但歷史的真相正是必須在無數的片面之辭中組合發掘出來。金雄白的漢奸身份容或會有爭論,但他保存與發掘汪政權史料的功績則是不容抹煞的。
   有關敵偽政權的歷史研究,在大陸與台灣都被視為雷區,禁忌重重。外籍學者葛浩文寫過一篇研究滿洲國文學的學術論文,金雄白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以下簡稱《汪政權》)則填補了汪記國民政府五年零四個半月歷史記載的不足,如他自述「盡量忠實地寫出親身目擊的真相,作為後人的殷鑒與嘆息」,也只有在香港這個言論、出版充份自由的彈丸之地,才能允許這部頗具爭議的巨著一再重印。鑒於「文以史傳」的箴言,《汪政權》是一部內容奇特的回憶錄,是成熟的文學作品,也是一部深具參考價值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集或斷代史。四十多年來,所有為汪精衛申辯的文章都以此書的觀點為出發點,而對立面的抨擊文章至今未能將金雄白駁得體無完膚,這便凸顯了近代史研究的複雜性。
   《春秋》雜誌是香港傳記文學的重鎮
   金雄白在蔣介石麾下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訓處上校秘書、南京《中央日報》採訪主任;一九三九年參加汪政權後,官至汪記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委,兼南京興業銀行董事長、中國銀行董事、上海《平報》、《海報》社長。刑滿釋放流亡香港後,窮困至幾無立錐之地。一九五四年開始煮字療飢,為陳孝威將軍主辦的《天文台報》雙日刊撰稿,五七年起應陳將軍連襟姚立夫先生之邀,在《春秋》半月刊連載《汪政權》一書,頓時洛陽紙貴,掀起了香港傳記文學的熱潮,比諸劉紹唐的台北《傳記文學》創刊要早五年多。此後,《春秋》趁熱打鐵又陸續推出五四運動時交通總長曹汝霖著《一生之回憶》(六六‧一)、廢帝溥儀英文教師莊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黃昏》(六八.元)、姚立夫回憶錄《甘青亂離行》(六九‧一)、右軍著《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七一‧一)、高山流著《張學良幽居生活實錄》(七一‧一)、《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合編》(七一.九)等等扛鼎之作,在傳記文學的領域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下了輝煌的篇章。值此姚先生八二壽辰前夕,作為《春秋》的長期讀者與作者,我要強調指出,姚先生是文壇的伯樂,他對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貢獻是出類拔萃的。
   汪精衛遺書為自己洗刷污名
   在抗戰勝利五十五年之後的今日,國共鬥爭大致已塵埃落定,蔣汪毛周盡皆回歸道山,人們可以比較客觀地評論汪政權的功過,同時對金雄白遺著的重要觀點作一番持平的探討。
   在金雄白的立場,他絕不承認汪政權賣國求榮,并引用了陳公博在江蘇高等法院的自辯詞:「抗戰是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淪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只有搶救,更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為保存國家及人民之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捱罵,對於個人,祇有熬苦,更無榮可求?」作者更引用了日酋的言辭:「重慶是武裝抗日,而你們則是和平抗日」,藉以證明汪政權非但不足為日寇助,反而予以日寇更多的掣肘,具體歸納為以下五條。
    一.引用國府駐德使節程天放的回憶錄云:「汪對蘇聯陰謀看得很清楚,認為日本壓迫中國太過,中國非抵抗不可,結果則將兩敗俱傷,而讓蘇聯中共坐收漁人之利。抗戰以後局勢的演變,證明這種看法是對的」,程氏認為汪精衛深愛國民黨,不忍見因長期抗戰而使國民黨與中華民國遭致摧毀。事實上抗戰八年中國損失慘重,戰後未獲日方賠償,又無端端失去領土蒙古,足證汪氏預言。這一論點,在播遷台灣的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中是享有市場的。
    二.一九七四年,金雄白發表了汪精衛遺書《最後之心情》,作者引述同年五月七日英文《日本時報》的評論,謂:「在歷史上一向被認為係日本統治下的南京一個傀儡政權的領袖,用自己的遺言洗刷了污名……汪氏所採取的方法,是極高明的政治謀略,以假的合作使敵人放下武器,不用一兵一卒而戰勝敵人。可惜其終於功敗垂成,則僅因其未能得到他國內政敵的支持而已。」
   對日寇寬大對漢奸嚴懲是否失策?
   作者認為,汪記偽員中確有靦顏虎倀之輩,但畢竟有許多人密電輸誠,虎穴效命,以敵對的形式,在敵後作呼應,然政府瓜蔓株連,未予區別對待,殊為不妥。當局對殺害千萬軍民、顛覆國祚的暴敵,尚且以德報怨遣送返日,而對罪減一等的偽員,雷厲風行整肅,治罪者數以萬計,處死者以千計;滿洲國成立在先,政府免予追究,汪政權成立在後,卻全力緝拿;政府對無實力的偽員則全辦,對有實力的偽軍卻全部收編--吳化文、郝鵬舉、李明揚等部偽軍收編後又投共,徒增共軍實力;在東北卻聽任滿洲國偽軍為林彪收容,導致東北局勢迅速糜爛,最後失去大陸。作者認為重慶與南京汪記政權在反共方面理念相同,然蔣介石在重慶時代的政協會議上屈從於中共提出的嚴辦漢奸要求,造成了收復區內局面混亂,人心盡失。作者認為,肅奸一事表面上對重慶當局本身無害,便落得順水推舟,乃毀棄「寬大」的諾言,大肆整飭網紀,然而在中共心目中,是以毒攻毒。
   汪政權軍隊從未與中央軍打過仗
    三.作者在全書中一再強調汪政權的軍隊從未與重慶軍隊打過仗。如在第二冊第四十頁說:「在汪政權成立後不到兩年內,大部份汪軍隊,十之八九暗中收了重慶的委任,其方式是(1)由周佛海接洽通知(2)由軍統局直接間接送委,都以白綾一方蓋印為憑(3)由第三戰區顧祝同委任(4)由策反委員會所派地下人員親赴部隊接洽。而且重慶的地工人員,不論是真是假,只要說一聲我是重慶的地下工作人員,無不受到汪系軍隊的掩護與優待。所以汪系部隊,終汪政權之局,從未與表面上敵對的重慶軍隊打過一次,連日軍也深深有此感覺。日本曾說:『當前最大的敵人應該是和平軍而不是重慶軍』。所以勝利之後,仍復緊守崗位,聽候處置,既未發生與國軍衝突之事,而且在國軍開抵陷區接收以前,猶不斷與共黨作戰」。在第四冊第九頁引用陳公博的辯護辭曰:「太平洋戰爭後,日本在中國搜集物資供給軍用,毫無止境。南京政府既不能過問,而人民痛苦更不能申訴。因此南京政府以為欲保存中國元氣,爭回物資,捨利用參戰名義以外,別無良策。而且一用參戰名義,可以要求收回租界,可以要求撤銷治外法權,更希望要求政治與軍事之自由獨立,脫離日本的軍事束浚源龝r機的轉變。南京政府自參戰以後,沒有出過一兵一卒參加太平洋戰爭;也絕未出過一兵一卒和重慶作戰,這都是不可磨滅的事實」。陳公博還指出:「南京之整編部隊,完全為防共及保護地方……至於今日東南各省未如山東等地淪入共產黨之手致勞中央憂慮,各軍不能說沒有微勞……卅三年春孫良誠部由河南調防蘇北,是作東南屏障,免得蘇北成為中共的第二根據地。我為中國前途計,為使蔣先生容易統一計,蘇北僅有李長江一部,兵力是不足的」。
   汪政權為蔣介石留下五十萬兩黃金
    四.汪政權對日本軍方的糧棉收購,拒絕以中儲券支付,堅持以現金條交易,均由日機載運來華。汪記中央儲備銀行移交給央行的庫存,不計白銀、瑞士法郎、英美等國外匯、法幣以及中儲銀行附屬機關中央信託公司的地產與物資,僅黃金一項就有五十萬七千兩。以當時重慶官價,法幣一元兌中儲券廿二元,然南京市商會為博取接收人員歡心,昧心地宣布一兌二百。此舉使央行不費舉手之勞穩賺了卅多萬兩黃金。事實證明,汪記的儲備券免除了淪陷區百姓受日本軍票的荼毒,又為四年後蔣經國運往台灣的九十二萬兩黃金奠定了基石,使新台幣歷半個世紀穩如泰山,且逐漸升值。現在台灣商人大舉投資大陸工商業,當為這一筆巨額庫存之餘蔭。中央政府一九四六年六月廿日公布:已變賣的敵偽物資達法幣兩千五百六十九億元,這不能不算作是「保存國家元氣」吧!
    五.汪政權宣布參戰後,一九四三年三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七月收回上海法租界,八月收回上海英租界,十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促使日本放棄日本在華駐兵權,消除清庭簽署之北京條約的惡果。這一切對中國整體利益來說,不能說不是好事。在二戰中,中國損失慘重,但是重慶與南京趁著美英與德日對恃的局面,也確實為中國人民爭回了一些權益--若非汪政權一九四二年二月在上海收回租界法院,怎會有同年十月英美宣布廢止在華治外法權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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