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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社会病──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中国社会病,也叫"中国病"。"中国"这么神圣的词与"病"联系在一起,肯定会引来一些不满。正像当年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不满一样。我只是说,类似于以往学者所说的印度病、瑞典病、韩国病、拉美病,借"中国病"一词概括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

   什么是"中国病"?

   中国病的全部症状集中在"官本位"。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从来以"官"为中心,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其最大特点是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是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秦始皇的郡县制影响深远,毛泽东说:"祖龙(秦始皇)虽死魂犹在"、"历代皆行秦政制",确实是两千多年不争的事实;而西方近代实行的是法治分权的体制,也就是说,以法律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等横向权力和行政之中央与地方省、市、县各自的权力,总统只能命令内阁班子成员、各部部长,却不能对省、市、县的首长发号施令;而传统的中国是行政权力而非法治权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形成五级政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集于官员一身,司法不独立,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政治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是"无限政府",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无规则、无程序政治泛滥,不择手段成为一些官员的真实信条;社会生态是官主民仆,"官老爷"、"父母官"、"为民做主"、"主子"、"奴才"、"草民"思想严重。

   与传统中国的官本位情况相反,古希腊、古罗马是反官本位的。古希腊行政官职有时由奴隶担任,行政权力很小,被民主的公民大会、议事会所僭越。古罗马官职仅仅是荣誉,政府强迫有钱人当官,他们以私人资产维持官位的开支,以至于有的富翁因此而破产。西罗马后期由于官职成为负担,官员大量逃亡。正因为西方没有官本位传统,近代以来又兴起"官员是公仆"、"官员为纳税人所养活"的思想和法治分权的制度,所以,官员们往往谨小慎微,克勤克俭,相对廉洁。

   中国的官本位产生于辽阔的封闭的大陆型生存环境、浩大的水利工程防御工程、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耕织经济、"官山海"的官府资源垄断等的相互加强和相互作用。

   官本位本来是封建中国的绝症,但其流毒肆虐至今,几乎成为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官本位体现为公权力的肆无忌惮的扩张。"公权力"在这里指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是与"私权利"即个人权利相对应的概念。公权力的扩张表现为封建主义的家长制、特权制、官僚制以及非程序性的权力运作方式的泛滥。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对公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缺少法治监督与制衡。赵匡胤、朱元璋感兴趣的只是如何约束臣下。在中国,官从来大于法,传统文化遗产中也缺少法治的精神。虽然战国时就有法家,但仅为"鞭笞天下"、制御臣民、为统治者服务、成为统治者工具的"法制",而没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重在约束统治者的"法治"。我们的司法也不独立,以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一封建主义的流毒在当今演变为某些贪官、恶官的"官要民死,民不得不死"。我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来说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少数地区、在坏人当政的地方,人民不仅丧失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且被贪官们压迫、奴役。

   河南卢氏县前县委书记杜保乾利用"严打"之机就抓了数百人,其中有许多是对其不满的人;有人写文章批评他的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他就指示"给我判他三年,必须判!"他要求当地的电视台每天滚动播出他的新闻,而且打出"重要新闻"的字样。当地老百姓编有民谣:"打开电视不用看,里面全是杜二蛋",二蛋是老百姓给他的绰号。杜保乾每次下乡都要带上几十辆车,前有交警开道,后有公安护卫,俨然是土皇帝。

   某县以省重大项目的名义征地,连出让合同、省征地公告也不让村民看。某村民向村支书问补偿款是不是每亩1.2万,见无答复,说了句:"你们不给我们看合同,你们说是1.2万,我还说是6万呢!"结果被县公安局以"歪曲事实,煽动群众闹事"的罪名拘留13天。村民刘某上访,家被砸,另一上访人员刘某商店被烧。2003年6月18日晚10点多,乡派出所4辆警车开进村里,既无证件,也没有逮捕证或搜查证,就强行翻入农民家中搜捕。2003年6月20日下午通知村民开会,乡100多人"联合执法队"到场,当场抓走女村民申某、郭某等,年逾70的老人也被拘留10天。刘某不在,株连其妻,其妻被拘留15天,在押解途中,因与执法人员辩解,手铐越勒越紧,双腕鲜血淋漓。警车离开村时,开得飞快,将70多岁的一位老人撞倒,不省人事,抢救10来天才恢复过来,几千元医药费无人管。村民不让施工,被逮捕2人,随后警车出村又撞伤2人。村民李某把自己地里被要求种的应付上级检查的假玉米苗拔了,种了其他东西,被拘捕。

   1998年,某市村民因卖地问题与乡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发生冲突:乡书记在村民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重新登记承包地为名欺骗村民,强行收回土地,再私自将基本农田685.74亩转卖给某一单位,致使该片农用地基本绝收,全村的1700多亩农田也大面积欠收。某单位拨付了2000万元安置补偿费,但这笔巨款却被人私自挪用。2700位村民没有土地耕种,补偿款也没有,等于失去了经济来源。村民们自发到村委会要求看卖地合同,遭到拒绝。村民们提出质疑,村支书置之不理。愤怒的村民便阻止对农用地的施工。地方政府便带领防暴警察及乡联防队员共200多人,开着警车进村。他们头戴钢盔,手握警棍和手铐,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大打出手,打伤三人,摔伤70多岁老人陈大雨,甚至连残疾人都不放过。最后,为驱赶村民,动用拖拉机冲撞村民,致使1人残废且不治而亡,8人重伤,40余人轻伤住院治疗,并抓走村民代表二人。事后还阻止媒体的采访和报道。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居民马继云因其子被刺重伤,对处理不满而上访,刚走出法院就被押上警车送进看守所,罪名是"长期越级上访达八年之久"。75天后几近瘫痪的他被家人抬回了家。

   南京市居民孙长征对拆迁补偿不满,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两间房子已被夷为平地,电视、家具、衣服全部埋在土堆里。

   湖北一个县的官员让数万农民下跪,农民告状,他辩解说:你们的父母让你们下跪,为什么不告状;当官的要你们下跪,你们就有意见?

   某地公安局仅仅根据一封恐吓信,就抓捕了近60人。有关当局为了彰显打黑政绩,极力拼凑"黑社会",把相互不认识的、刚来打工的都说成是黑社会成员,头一天刚经过公安局批准购买的矿山用爆炸品都成了"打黑成果"。当局发动舆论工具广泛报道,于是乎,案件上升为上级督办的大案、要案。尽管经过核对笔迹后发现恐吓信与这些人无关,但他们仍将许多民工送去劳教,以显示没有抓错人。

   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把控告他的郭光允打成"反程维高集团",甚至制造车祸想害死别人,没有得手。后动用司法力量,"给我判他几年!"但由于没有证据,最后把郭光允予以劳教。

   而在发达国家,即使贵为总统,他可以解雇部长,但也无法开除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更不可能指使警察把一个人关起来或指示法院治人之罪。

   程维高们所依侍的劳动教养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弊政,是公权力膨胀的典型。它赋予了官员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最近中央不容许超期羁押,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有的地方形势一紧就把一批人送去劳教,也一律劳教三年,把一些本不应当被劳教的人予以劳教;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领导人徇私枉法,蓄意报复,随意将自己不喜欢的人、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正当申诉的人、上访维权的人进行劳动教养。而这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

   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而被劳教。

   大量的事实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一部分官员作恶的工具。

   公权力的扩张我们还可从乡镇机构的膨胀得到印证。

   我国的乡镇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8大员10几个人发展到了如今的300余人,甚至1000余人。乡镇有六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武装部;7所8站: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交通、卫生、粮管;农技、水利、种子、农机、畜牧、渔业、食品等。后来许多地方还又新设了土地管理所、电力管理所、交通管理所、劳动管理所、林政管理所、文化市场管理站、环保所、城建所、司法所、检察室,还有经济委员会、文教委员会、计生办公室、工业办公室、人大办公室等。1985年以前,乡镇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后来分成了财政所、税收所,税收所又分成国税所、地税所。乡镇机构臃肿,农民苦不堪言。湖北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105人,加上国税、地税的人超过200人。现在村里有党支部、村委会,有的还有第一副村长、工业副村长,还有民兵连长、团支书、妇联主任、治保主任、调解主任、计生员、水管员、电工等,都要拿工资或补贴。这么多的寄生者,农民的负担怎么可能减轻?

   可见,官本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官本位产生制度化的腐败。官本位、权力的黑箱操作,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贪腐症。古代中国因此成了贪腐之国。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实是贪污腐化史。许多人将当官与"做老爷"、"富贵"、"发财"划上等号,古代更是存在着有组织的贪污受贿现象,美之曰"献金"、"礼金"等,冠冕堂皇地做上"三年清知府",就能贪得"十万雪花钱";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成为制度性的、有组织的、系统化的行为,往往不必偷偷摸摸地进行,而是彬彬有礼地、公开半公开地进行,如利用婚丧嫁娶、节日生日接受下属的"礼敬"等。

   汉时的权臣梁冀一句话就吞并了扶风的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命令就把几千个农家子弟抓来作奴婢,就把洛阳周围几十里的农田强行圈起作"兔苑",将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为梁家猎苑;一个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了苑中一只兔子,他竟先后杀死十多人。梁冀的家产值30万万缗,抵全国租税的一半。

   明时严嵩的贪污款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清朝的和珅是中国历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贪官,他将乾隆晚年的四方贡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据为己有,还买通太监从宫中偷窃珍宝;据估计,和珅的家产折合白银为8万万两,抵当时全国10多年的税银收入。不过,比起皇帝来,和珅之财又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时也想方设法进行搜刮,每年他的寿辰时文武百官都要进献,一次所收金佛就多达一万尊,其80寿礼之黄金编钟就重达一万三千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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