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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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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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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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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搞成“权力市场经济”

嘉宾: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主持:北京青年报评论员 潘洪其

   转变政府职能已达成许多共识

   潘洪其(以下简称“潘”):胡教授您好!昨天我们在本报“两会开讲”中讨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转变政府职能。这两个问题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分别又都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面完成今年和“十一五”期间的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样,转变政府职能也是一个强调了多年的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继续下大力气解决的新问题。

   胡星斗(以下简称“胡”):讨论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应当从政府机构改革谈起。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进行了精简机构的改革,到1981年国务院机构达100个,后来减为61个;1993年再度膨胀为86个,后来减为59个。历史上,机构改革陷入恶性循环,有观念上、体制上的必然性。从改革的实践来看,首先要定位好政府的职能,然后才能确定政府机构的任务、结构和规模。所以,这一次中央没有强调机构改革的重要性,而是把着力点放在了转变政府职能上。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将“职能转变和改革机构”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但当时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政府职能转变缺乏内在的动力。现在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大家达成了许多共识,如政府对经济应从直接管理转到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从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法律手段为主,从分钱分物审批转向规划、监督、服务;还要政企分开,明晰产权,大力发展非公经济,这些都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

   利益调整存在巨大阻力

   潘: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转变政府职能面临的最大困难或者说最核心的障碍是什么?

   胡:转变政府职能要达到的目的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政府要角色明确,依法行政,有权威,有领导能力,并且是廉洁廉价的政府。要解决政府的错位、越位、缺位的问题,改变全能政府的理念,把政府包揽的事还给社会,同时政府履行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保、治安等方面的责任。我们现在清楚了,政府的职能是保护产权、提供公共物品,政府不应当参与私人物品的生产。

   目前,转变政府职能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利益的调整存在巨大的阻力,比如政企分开遭遇到利益的阻拦,电力、电讯、铁路等国有行政性垄断的拆解遭遇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反抗,教育、医疗等领域过度产业化,地方政府不愿意承担财政上的负担,等等。要顺利地解决既得利益调整的问题,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平博弈的机制,扩大公共参与、合作、谈判、协商的空间,让弱势群体拥有话语权、谈判权、选择权。

   潘:一般地讲,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审批权力减弱、个人生活权利的空间逐渐扩张及个人对政府依附性减少的过程。经济转型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是一种互相推动、互为促进的关系。

   胡:的确是这样。计划经济对应的是大政府、全能政府,市场经济对应的是小政府、适度政府、归位的政府,也就是政府做该做的,退出不该做的领域。市场经济社会是个“大社会”,个人生活权利的空间得以扩张,中介机构、行业组织、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也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些都会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得到强化。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为经济的顺利转型铺平了道路。

   要防止改头不换面、换汤不换药

   潘:但人们注意到,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规模与范围迅速扩大,政府又以新的方式控制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及个人的经济生活,这样,政府的权力有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得到了强化。比如政府对股市的控制:从公司的上市审批、中介机构的准入到股市的规模大小、股市指数的高低等都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经济转型并不一定能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在经济转型与政府职能转变这一对矛盾中,政府职能转变居于主导地位,需要政府积极主动地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而不能只是消极被动地配合、应对?

   胡:中国经济虽然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变,客观上要求政府减少管制,增加公共服务,进行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的改革,但是在现实中,一些官员头脑中的政府全能主义观念仍然挥之不去,以至于想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成“权力市场经济”。所以中央一再强调,权力要坚决退出市场,严厉打击寻租腐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主动转变政府职能。

   潘:一些地方的转变政府职能出现了“改头不换面”、“换汤不换药”的现象。

   胡:有的地方的转变政府职能,只是在机构合并上做点儿花样;有的是只卸包袱,不放权力;有的强化了创收,弱化了服务。我认为,转变政府职能关键是要在建立新体制、新制度上下功夫,在法治、科学、规范上下工夫。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人们意识到亚洲的落后主要是政府治理制度的落后。我国政府在改革政府治理制度方面,如改革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行政建制,以及处理好党政关系、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民主等方面做了相当的努力,以后还需要继续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胡星斗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关键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嘉宾: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主持:北京青年报评论员 潘洪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由来已久

   潘洪其(以下简称“潘”):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06年要继续坚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他在介绍“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时,也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我们感觉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尽管是一个强调了多年的“老问题”,但同时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下大力气进行解决的新问题,也是此次全国“两会”上的一个热点话题。

   胡星斗(以下简称“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提法,在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后不久就提出来了。

   潘:按照吴敬琏先生的界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提出来已经很长时间了,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

   胡:前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面临着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苏共24大、25大都强调“转向集约轨道”。中国上世纪60年代也提出过重视经济效益等问题,但尚未形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想。中国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后,全国兴起了新的经济建设的高潮。在如火如荼的高速发展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开发区遍地开花,企业重复建设严重,经济效益低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达到高效率、高效益、低损耗、低污染的目标。

   可惜的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府职能没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当时其实是没法转变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够优胜劣汰,一些亏损的国有企业继续受到地方政府的特殊保护,先是财政后是银行不断地给国有企业输血,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官僚主义造成不计成本、盲目上马项目的现象,怎么可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呢?

    中国应争做“世界研究院”

   潘: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们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认识在逐步深化,而这个过程本身也见证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中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更加迫切了。

   胡:与1992年那个时候相比,现在产权改革逐步深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初步确立,政企分开、政银分开的不断推进,中国工业的大规模重复建设的现象有所遏制,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产能过剩、商品库存率居高不下、产业结构不合理、出口产品居于低端、经济效益低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因此,中央第二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这一次与前次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了,但是某些行业如电力、电讯、铁路、银行的行政性垄断继续存在,中国成了廉价的“世界加工厂”,政绩制度造成的低效甚至无效的工程项目很多,环境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

   潘:针对上述问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当主要从那些方面入手?

   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条件是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进一步进行产权改革,强化市场约束,培养企业家精神;还要打破行政性市场垄断,鼓励多种所有制的平等竞争,特别是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解决一些现实的困难;要改变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展的现状,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的能力;工人的工资要提高,权益要保障,生产条件要改善,企业的社会责任要履行,不能继续以往靠损害职工的权益和环境以大规模低效益出口的状况,中国不能再做廉价的“世界加工厂”了,要做“世界研究院”,超过印度的“世界办公室”。中国还要改革政绩制度,将政绩、绩效审计、环境损失、绿色GDP等结合起来考核。

    关键要转变政府的治理方式

   潘:人们一般将“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提并论,您也认为前者是后者至关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或者是至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吗?

   胡:我不这样认为。俗话说,“功夫在诗外”,宏观地看,调整经济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然重要,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其实不在于企业或者经济领域,而在于改革政府治理制度,形成新的社会治理环境。如何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适度规模的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如何尽快建立信用制度、解决企业的相互拖欠,如何降低制度成本,减少管制,克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淘汰”和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中的道德风险,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政府治理方式的落后,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的高成本和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潘:在您看来,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胡:目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较多,最突出的是抓表面现象的人很多,只注重就效益抓效益,就成本抓成本,就创新抓创新,就环境抓环境,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在于治理制度、企业制度、金融制度的落后,在“诗外”下功夫的人不多。另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如何将中国的人才从高校、大城市转移到基层,建立千百万个企业研究中心;如何提高普通工人的技术素质,大幅度地增加技术工人的数量,以及如何实行教育优先战略,这些才是有关部门应当着力考虑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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