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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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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文章***
·中国——动乱的威胁
·从“政治腐败”案例看政治体制改革
·同农民一道呐喊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中国应走新社会主义道路--致中共“16大”的建议书
***2003年文章***
·林彪真相
·略论中国社会病──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原则不容践踏
***2004年文章***
·胡星斗:“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的呼唤
·胡星斗在外交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铸造“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中国知识分子说真话者少
·胡星斗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谈劳动教养制度
·胡星斗关于MDP答新华社记者问
·胡星斗谈提高警察待遇,建立声誉机制
·建议人大代表专职化
·关注农民的权利贫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设想
·建议进行“虚省实县”的区划改革
·胡星斗、邵道生:县委书记反腐受威胁说明中国已出现腐败利益集团
·中国应该转向一个人道的市场经济体制
·略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
·就县乡机构改革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建议书
·中国人的思维之弱
·发展人文经济,建设人文乡村——建设自由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胡星斗教授上书全国人大 直言现行户籍制有悖宪法
***2005年文章***
·关于将世界第一教育家孔子的生日确定为新教师节的建议书
·讨伐中国教育制度
·应当实行知识产权人道主义——在《中关村论坛》上的发言
·建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
·皮介行、胡星斗:两岸教师节统一运动倡议书
·胡星斗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北京市纪委、北京电视台、《中国廉政报道》电视片、社会科学报等采访综述
·关键在于建立现代政府治理制度—中关村问题研讨会的评述
·关于“和平联合国”(民间联合国)的设想
·民有经济与企业家责任
·关键在于建立现代政府治理制度——中关村问题研讨会的评述
·社会主义在西方
·企业管理十字箴言—在中国企业家国际论坛等上的发言
·关于将孔子的生日确定为教育节的建议书
·建立中国的“弱势群体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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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出租车业者作为弱势群体的权益
·胡星斗答问:中国大陆的衙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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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制订《平等权利法》,缔造中国的平等权利新时代
·建立公民问责制度和公民环境文化
·制定《平等权利法》,建设“公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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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的企业家哲学
·设立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将加速中国的学术腐败
***2006年文章***
·实施教育优先战略,开创平等权利时代
·关于农村制度建设问题
·设立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将加速中国学术腐败(修改稿)
·略论公平市场经济
·关于消除城乡差别待遇,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公民建议书
·就废除信访制度致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
·中国不能搞成“权力市场经济”
·胡星斗:企业家的修身哲学
·李方平胡星斗:关于改革死刑适用制度的公民建议书
·关于迁都的建议书
·中国——动乱的威胁
·中国的“四农”问题与“大户籍制度”改革
·宪政社会主义与现代中华文明探讨 ——为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而作
·关于慎重处理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公民建议书
·关于消除“乙肝歧视”的公民意见书
·胡星斗批评特权垄断
·公民网络自治与现代政府治理制度—博客网研讨会上的发言
·谋略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改造—在三元学社、文明中国培训班上的发言综合
***2007年文章***
·宪政与可控民主才是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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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四建议书
·缓解医疗困境、实行免费基本医疗制度的建议
·和谐龙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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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想
·关于非北京户籍子弟上学权利的呼吁信
·致胡锦涛主席的建议信:中国的死路与出路
·中国转型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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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建立现代政府治理制度——中关村问题研讨会的评述


   海淀区政府、中关村管委会在整治环境、招商引资、筑凤引巢、服务民营企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关村三年大变样、五年上台阶奠定了基础。中关村这几年的变化确实令人瞩目,整个世界也在关注中关村,成绩不可抹杀。但我在这里不讲成绩,主要讲一讲问题,方兴东讲了很多的中关村的问题,很深刻,但他没有讲到或者来不及讲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
   我认为,束缚中关村发展的根本是治理制度的落后。可以说,亚洲的落后就是政府治理制度的落后;现代国家的竞争就是政府治理制度的竞争。中关村应当逐步建立现代政府治理制度。
   什么是现代政府治理制度?就是政经分开的制度,不仅是政企分开,现代型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基本上也是分开的,政府、行政权力不能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现代政府治理制度也是政府缩权、精兵简政的制度。经济学上有所谓的“诺思悖论”: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过于庞大和周密的政府有时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更可能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因为存在着“政府失灵”——由于信息不完全、官员自利等因素,政府达到不了预想的目标。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没有遵守“大市场,小政府”的模式,政府层次越来越多,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偏离了现代治理制度的轨迹。
   现代政府治理也称“善治”或“良政”,建立善治政府就是塑造公开、透明、法治、公平、民本也即以民营企业为本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的主要工作应当集中在服务企业、优化商业环境、帮助企业明晰产权、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
   中关村问题的根源就是政府治理制度的落后。政府主导着中关村的经济活动,追求政绩和立竿见影的成绩,所以,政府大量贷款建楼,GDP崇拜,把中关村这样一个创新基地变成了开发区,针对世界500强大量地招商引资、抄房地产,把许多中小企业赶走了,企业创业成本越来越高,创新能力越来越萎缩;许多企业名为高科技,实为抄楼,许多大学科技园都建有几十万平米以上的房地产,待价而沽,为学校创收,而科技创新的事或许忘在了脑后;大学科技园大量的重复建设,严重的行政分割。在中关村地区,管理等级仍然森严,政府与企业有时很难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管委会、董事会、经理层关系复杂,政府、大学、科技园关系不顺,科技园也大多是事业单位管理模式,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够,产权主体不能充分地多元化;风险投资也是官办的,可以说处处体现了官办的风险。
   所以,我认为解决风险投资和金融品短缺,不是由政府来建立风险投资机构,而是政府允许制度创新,鼓励民间来做,政策上支持民间搞风险投资,支持搞民营银行、股份制金融机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中关村的制度应当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和主导。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没有政府当然不成,大政府也不成,政府不大但政府职能不明确、无界限还是不成。
   我认为,政府要忘掉GDP,才会有长期的GDP;政府要忘掉急功近利的经济利益,才会有健康的经济发展。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事情总是会走向方面的。政府要“无为而治”,才能有为;古代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意思,而是间接地做、做于无形之中,或者“君主无为臣下有为”,叫做“无为而无不为”,政府应当在优化治理、扶助创新、清晰产权、改善服务、提供融资方便、降低制度成本、降低交易费用、建立非赢利中介、信用制度、建立利益均沾、智力入股的制度等方面继续多下工夫。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就是说,只要不搞政府主导的经济,人民就会自然演化,民营企业就会自然发展。古代圣贤实际上就揣摩出了“善治”的制度了。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建立现代政府治理制度不是光海淀区、中关村就能做到的,在现有的体制之中,海淀区、中关村已经做得不错了。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Ridder报系(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等的采访综述
   记者:你经常揭露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抨击劳动教养制度、户口制度,有没有遇到麻烦?中国当局对您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
   胡星斗:是的,毕竟中国社会进步了,政府开明了,所以没有遇到大的麻烦。经常有政府官员私下里跟我说:他非常喜欢看我的文章,他们局里上上下下都读我的文章;认为我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话当然有夸奖的成分,但它也说明现在许多官员的思想是开明的、进步的,中国政府也了解到揭示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的重要性,不能掩盖问题、讳疾忌医。特别是对于学者的探讨,尽管可能是错误的、偏颇的,但我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其使命就应当是批评、批评、再批评,这对于政府是苦口良药,但有时可以起到及时纠正错误、校正偏差、促使战略调整的作用。所以,对于学者论政,需要宽容与尊重,这是中国进步的基础、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
   其实,我不完全是一个批评者,政府做的好的,我在接受电台、报纸采访时也经常赞扬。不过,我的“中国问题学”还是以批评为主,否则变成了“中国成就学”,将一钱不值。有人说我的文章既切中问题要害,又比较客观,或许这就是我的学术原则吧,目前还做得不太好,以后朝这个方向努力。
   记者:有人说知识分子议政,自己得不到好处,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不受民意制约的统治者不可能听你的。所以,中国最后避免不了爆发一场革命。
   胡星斗:社会的进步是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群体的力量对比、较量的结果,是博弈的平衡,是所谓经济学中的纳什均衡。之所以有时学者正确的意见也不能得到回应,还是由于支持的声音或者敢于站出来支持的声音有限。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由于他们没有博弈的力量——没有话语权,媒体中充斥的大多是官意而不是民意;他们没有有效的投票权,不能控制官员们的政治命运;没有团结权,不能自主组织工会、农会,进行集体的博弈、谈判。因为单个工人势单力孤,如果去与实力强大的资方谈判,对方会一脚把你踢开,解雇你;但如果代表集体去谈判,对方就可能不得不妥协,否则停工停产;资方一般也不可能解雇所有的工人,因为很可能一时找不到这么多熟练的工人。所以,关键是培育能够制约权力的力量,遏制无法无天的行政和司法惯性,形成一个公民社会。只有培育健康发展的中产阶级和私有经济,大力发展NGO组织,进行公民教育,维护公民权利,才能逐步形成健康的社会,各级政府也不得不听老百姓的。所以,胡锦涛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是先进的,但关键是要将它制度化,从制度上保证:是民本而不是官本,是公民从下向上的压力和监督起作用,而不是官员从上往下施舍的仁政与关怀在主导社会。因为缺少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仁政与关怀往往会演变成暴政与肆无忌惮,是靠不住的。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事实说明,渐进的改革是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进行渐进的改革,不能离开强大而有效的政府,来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民权人权,发展民生经济;此时一方面要反对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侵犯人权,同时也要反对浪漫主义政治,反对盲目的革命思潮。当年梁启超与孙中山辩论,梁启超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会带来长期的动乱,至今对我们仍然是警戒、启示。现在的中国政府还是能够顺应民意的,其“与时俱进”、“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理论决定了党的意识形态不再僵化,政府注重的是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提出的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得到了政府间接的积极的回应,今年有关部门宣称:将就行为矫治立法,取代劳动教养制度;我提出的对户籍制度违宪审查,也促进了一些省市在这些方面的改革,诚然,社会的进步是千百万人推动的结果,并非都是我的功劳,但我的意思是,我是致力于促进社会进步的人员中的一个,我们的呼吁得到了有关政府的重视;我提出的撤消乡镇的想法,虽然不可能立即兑现,但现在许多地方在合并乡镇,也算是一个进步;我率先提出了设立副省级直辖市,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有关当局正在研究副省级直辖市的事。可见,知识分子在当今转型期的中国是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的。
   记者:胡教授,你如何看待农村的教育现状?怎么解决中国的义务教育的困境?
   胡星斗:中国农村的教育现状从整体上来说是令人痛心的。在许多地方、来自全国许多地方的人告诉我,他们那里小学生流失很严重,读中学的人越来越少,几百人的村只有几个上高中的,因为农村学校合并,上学越来越远;因为越读书家里越穷,即使负债上了大学,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难,家里更陷入困境。但是,地方教育当局编造的入学率却很高。我经常接到一些县市人士的情况反映,他们那儿的教育数据、企业数据、招商引资数据全都是假的、瞎编的、无中生有的,这些情况必须引起中央的重视,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
   假如你到中国的县市乡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地方最漂亮、最阔气的都是政府机关大厦,而农村学校的房子最破。这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的官本位的现状。在发达国家的农村,最漂亮的是学校。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就把发展教育作为基本国策,其农村学校很漂亮,其政府机关却很局促;美国白宫还不如中国的一个乡镇政府大楼气派。
   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关键是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制度。现在县乡财政捉襟见肘,因此,要建立规范的中央、省级财政对县乡的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要改革财政体制,增加县域税收分成比例,增强县乡经济实力;要约束权力,避免有钱吃喝、无钱办教育以及截留、挪用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要严格教育问责制度,加大惩处力度,把教育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之一;要逐步免除农民义务教育的一切费用,我认为,按照中国目前的财政实力,政府完全有能力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全包下来,只是首先要解决政府职能的错位问题和浪费问题,中国目前把40~50%的财政投入到了国有企业、项目工程之中,而现代型政府是政经分开的,不能过多地插手微观经济活动;中国每年公款用车花掉3400亿元、公款吃喝花掉2000亿元,而发达国家这些开支都很少。假如我们能够减少一半的浪费,义务教育的钱将绰绰有余。
   记者:你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有什么见解?
   胡星斗: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功德无量的事,惠及9亿人。先建立农村的低保制度,目前城市低保每年的开支仅100多亿,即使在农村推行低保,也只要花几百亿。我认为,中国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往往为了经济建设不顾民生的做法转变为以民生为中心、经济建设服从于民生的做法。哪怕牺牲一些工程项目,只要能够改善穷人的生活、挽救人民的生命,还是值得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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