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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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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乱的威胁
·从“政治腐败”案例看政治体制改革
·同农民一道呐喊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中国应走新社会主义道路--致中共“16大”的建议书
***2003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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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社会病──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原则不容践踏
***2004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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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在外交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铸造“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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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文经济,建设人文乡村——建设自由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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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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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建立现代政府治理制度—中关村问题研讨会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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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建立现代政府治理制度——中关村问题研讨会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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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文章***
·实施教育优先战略,开创平等权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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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将加速中国学术腐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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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批评特权垄断
·公民网络自治与现代政府治理制度—博客网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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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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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提要
   科教兴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它的实施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关键的动力和重要的保证。本文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古代方术热、经济、政治等方面论述科教兴国的阻力和障碍,并提出了克服这些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科教兴国,文化,思维方式,方术,知识
   中国从秦汉至清初,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可是,从17、18世纪特别是近代以后,中国逐渐地落后于西方,以至于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个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科技发展的文化传统以及传统科技教育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尤其为我们所重视,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对于现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可以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古代方术热、经济政治背景和科技发展内在的制约因素等方面对之加以分析。
   一
   影响科技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的因素之一是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四个特点:一、相对主义,二、一元主义,三、仁性关怀,四、泛伦理主义。相对主义是指,中国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譬如,儒家倡导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提倡辩证思维、“齐万物”之相对论,中国佛家特别是华严宗主张依存论、缘起论(1),等等,他们都否定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中国人还持“场内观”(2)–––––––盘古、太极、道、人类都是在宇宙之内,盘古创造了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内在于宇宙的,它生成两仪(阴阳、乾坤等)、四象(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吉凶祸福等)、八卦,以及世界万物,等等。中国人不是从绝对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宇宙,一般来说,古人面对大自然时没有惊异之情和与天奋斗的豪情,只有对它的欣赏、崇拜和体验。与之相反,西方人是持绝对主义、实体主义观点和天人相分的“场外观”––––––上帝高高在上,缔造和推动着宇宙,把规律“塞给”大自然;人类也是宇宙的外在力量。由此,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并进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和战胜大自然的观点。
   一元主义是指,古代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和思想独尊,主张“身心不二”、“道器合一”、“体用一如”以及“独尊儒术”。这种一体化的观念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和权力对真理的垄断,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乃至多元主义者–––––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人与自然相抗,文化思想呈多元化的状态。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规范人们的行动;正因为天人分离,所以西方人致力于改造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也正因为推崇思想的多元化,所以人们的创造性得到极大的发挥。
   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她属于仁性关怀文化,或称仁者文化、监护人文化。中国人需要的是上对下的、不平等的对生命的关怀呵护之情,皇帝、官员是仁者、监护人、圣君、清官,他们有充分的良知良能,能自觉地为官清正廉明、尽职尽责;人民时刻感受到–––––至少耳边常听到来自“上面”的温暖和关怀。与这种乐观、性善文化相反,西方则是悲观、性恶文化,“材性知能”文化,或称“厄洛斯(小爱神Eros)文化”、“匠人文化”。“材性知能”本是荀子所说,指起于对异己对象的神秘感、惊异之情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占有、征服、探索的欲望。西方人所崇拜的就是在知性冲动的驱使下而勇往直前以求满足其自身创造欲、占有欲的天才、智者或英雄,而不是中国人的充满关怀精神的明君和圣贤;西方的“魔鬼”、“坏蛋”也是无限制地扩展自身欲望的人,而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者”。“厄洛斯”就是爱、冲动、扩张、创造和探索的代表,“匠人”也是西方人测量、分析、制造、创造之“匠心匠识”的典型;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其实就是“艺匠意识”与“工匠意识”之争。匠心匠识乃是西方科学艺术繁荣的内在原因。
   中华文化的第四个特点是泛伦理主义。儒家的文化传统中几乎没有神、上帝的位置(3),这在一方面促进了古代科学的发展;西方由于上帝的因素,中世纪曾经发生大的倒退。可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又走向了泛伦理主义的反面,我们相信天人相通、天人感应,将天地日月与君臣父子联系起来,将宇宙唯心化、主观化,把科学理论伦理化,从而使得大自然失去了客观的地位,科学也不可能独立地发展。再加上儒家重道轻器,鄙视“奇技淫巧”,所以可以说,儒家价值观对科学发展主要起着束缚和阻碍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古代,往往儒家衰落,科学技术才会有大的发展。如东汉、南北朝、明末时,才出现了张衡、蔡伦、祖冲之、徐光启、李时珍、宋应星等重要人物。儒家加强控制时或者社会出现大动乱时,科学技术就无法存在、传播,而陷于停滞,或毁于一旦。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也存在着泛伦理主义的缺陷,所谓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只是讲经读经、传播儒家伦理道德的地方。另外,古代的教育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民间兴起的书院全是关于人文道德的,科技只能流传于民间,而且与特定的匠人、具体的产品密不可分。这些因素都逐渐成为科教发展的巨大障碍。
   二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对科教的发展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高度发达的是直觉经验理性,崇尚感性思维以及经验、比喻、暗示式的思考,往往以个人的经验直观外推一切事物,如儒家之格物致知、道家之“神遇”(4)、禅宗之顿悟以及阴阳五行之直观象征等等都是如此。所以,在依靠个人经验和直观外推可以解释的领域,如对流星、陨石、化石等的解释,中国人论述得很精彩,可是超出这个范围,中国人就无能为力了。难怪中国古代在天文学、医学、数学、农学、化学等方面零星的记录和猜测很多,但终究没有一套称得上科学的完备的理论,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是欠缺的、零散的、模模糊糊的。如中国史籍虽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是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但其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仍是说不清、道不白的。清朝学者俞正燮曾读过一本西方人的书,书上说心脏在左,肝脏在右,这与中国人的经验正好相反,于是他说,中西之人的内脏位置不同,所以文化也不同,宗教也不同。这样凭经验直觉判断来下结论,是中国人的典型的思维方式。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圣哲没有走这两步,那用不着惊奇,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当然,爱因斯坦过于夸大了我们的成就)。事实上,中国人往往只注意一些现象,却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人很少有形而上的冲动(至今仍把“形而上学”当作贬义词),我们对眼前、现实、实用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并且采取鄙视的态度,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中国人不擅长逻辑思维,但推崇简洁无言的思考方式,如中国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哲学经典《论语》、《老子》等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格言警句式的东西组成的。老子称“道可道,非常道”–––––––“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庄子称“得意而忘言”;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中华民族的这种感性的思考方式,一般来说,是不属于科学与理性的范畴的。
   中国人还喜欢采用比喻、暗示即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的方法。如在成语、俗语中它表现得相当普遍(诸如成语“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等等。以“山”、“马”、“水”比喻“人”,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比喻、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人的思想韵味无穷,但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简单––––––只习惯于人与动植物之间简单的类比!
   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喜欢格言、传心、类比的方式而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这些缺陷对科教的发展无疑是巨大的障碍。
   三
   从中国古代的方术热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科教落后的必然。
   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力主要耗费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道佛特别是儒家经典的钻研上,二是对方术、神秘学的推究上。
   方术,古时称为“术数”、“阴阳术”,这其中包含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历代对此研究者趋之若鹜,许多极富才华的知识分子一辈子皓首穷经钻研之(5)。中国方术的内容尽管没有严密的论证,都是一些神异、猜测、附会、感性、经验的东西,但其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它包括星相术、相命术、占梦术、风水术、炼丹术、测字术、巫术、养生术等,堪称是中国的原始科学。其理论基础有四:一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二为五行相生相克;三为阴阳转化;四为原始崇拜。其方法有:演绎附会,揣摩臆测,察言观色,模棱两可,随机应变,类比象征,使用遁辞等(6)。
   中国人从来面临着风云变幻的人文环境,人间的旦夕祸福迫使人们对命运、未来及各种变数苦思冥想,由此,形成了博大深邃的生存智慧,也就是方术。人文的东西往往很难准确地把握,所以,中国人的学问,无论是《论语》、《老子》,还是谋略、术数,都是含混的。
   西方虽然也有“神秘科学”,但不如中国的术数悠久漫长、影响之大。孔夫子就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7),“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8)可见,他就是命运信奉者。
   确实,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批方术师,特别是鬼谷子被称作算命术的祖师。唐朝时李虚中开创了生辰算命术,算命的人又尊他为祖师(9)。五代末之徐子平将李虚中的方法进一步加以发展,他测算年、月、日、时“四柱”,每柱天干、地支各一字,共为八字,然后按阴阳五行生克变化推演命运,称为四柱八字算命术或子平术(10)。其后,四柱八字算命风行天下,学子名士皆“附庸风雅”,清朝时则进一步发展为铁板数(11)、紫微斗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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