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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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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简介
***2002文章***
·中国——动乱的威胁
·从“政治腐败”案例看政治体制改革
·同农民一道呐喊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中国应走新社会主义道路--致中共“16大”的建议书
***2003年文章***
·林彪真相
·略论中国社会病──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原则不容践踏
***2004年文章***
·胡星斗:“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的呼唤
·胡星斗在外交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铸造“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中国知识分子说真话者少
·胡星斗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谈劳动教养制度
·胡星斗关于MDP答新华社记者问
·胡星斗谈提高警察待遇,建立声誉机制
·建议人大代表专职化
·关注农民的权利贫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设想
·建议进行“虚省实县”的区划改革
·胡星斗、邵道生:县委书记反腐受威胁说明中国已出现腐败利益集团
·中国应该转向一个人道的市场经济体制
·略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
·就县乡机构改革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建议书
·中国人的思维之弱
·发展人文经济,建设人文乡村——建设自由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胡星斗教授上书全国人大 直言现行户籍制有悖宪法
***2005年文章***
·关于将世界第一教育家孔子的生日确定为新教师节的建议书
·讨伐中国教育制度
·应当实行知识产权人道主义——在《中关村论坛》上的发言
·建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
·皮介行、胡星斗:两岸教师节统一运动倡议书
·胡星斗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北京市纪委、北京电视台、《中国廉政报道》电视片、社会科学报等采访综述
·关键在于建立现代政府治理制度—中关村问题研讨会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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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经济与企业家责任
·关键在于建立现代政府治理制度——中关村问题研讨会的评述
·社会主义在西方
·企业管理十字箴言—在中国企业家国际论坛等上的发言
·关于将孔子的生日确定为教育节的建议书
·建立中国的“弱势群体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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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制订《平等权利法》,缔造中国的平等权利新时代
·建立公民问责制度和公民环境文化
·制定《平等权利法》,建设“公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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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文章***
·实施教育优先战略,开创平等权利时代
·关于农村制度建设问题
·设立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将加速中国学术腐败(修改稿)
·略论公平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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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废除信访制度致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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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企业家的修身哲学
·李方平胡星斗:关于改革死刑适用制度的公民建议书
·关于迁都的建议书
·中国——动乱的威胁
·中国的“四农”问题与“大户籍制度”改革
·宪政社会主义与现代中华文明探讨 ——为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而作
·关于慎重处理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公民建议书
·关于消除“乙肝歧视”的公民意见书
·胡星斗批评特权垄断
·公民网络自治与现代政府治理制度—博客网研讨会上的发言
·谋略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改造—在三元学社、文明中国培训班上的发言综合
***2007年文章***
·宪政与可控民主才是好东西
·冷眼看外汇储备和外贸
·胡星斗四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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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龙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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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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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胡锦涛主席的建议信:中国的死路与出路
·中国转型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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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之弱

   
   
   
   思维方式本身并不存在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只是现在我们身处现代化、西方化的潮流之中,只能以普适的价值、全球公认的标准——能否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否促进物质财富的积累、能否促进民主自由社会的形成来评判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正如西方人喜欢批评社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民主制度一样,我们讲思维的问题、《易经》的问题,也不是在否定传统、丑化我们的民族,而是在深化对传统的认识。通过了解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以及长处和短处,将有助于中华民族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尽快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而早日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什么中国人要么是革命派,全盘否定过去,要么是保守派,不允许反思传统,讲任何缺点呢?
   

   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是模糊、体验、直觉型的,是象征主义、相对主义、一元主义的思考模式,它适合于文学哲学的创作,但不适合科学的发展。
   
   我们是简洁少言的思维方式。汉语文约义丰,充满了模糊性、随意性、不确定性、暗示性,同时也引人遐想,趣味无穷。中国的哲学书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比如,《道德经》中的语句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以寥寥数语阐述其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尽管《庄子》《韩非子》诸书中不乏清晰、思辩的内容,但其思维主流仍然是中国式的;尽管《墨子》《荀子》之中充满了逻辑、勘天的思维,但它们毕竟不属于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人的思考主要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维、象征主义推理而非逻辑推理的方式。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道”出来的,只能是“玄”。庄子说“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禅宗训诫:“不立文字”。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道理尽在不言中!这丝毫不奇怪,与古希腊人生存环境恶劣、重在探索自然,并从战胜大自然中体会出人的理性、力量以及形体之美不同,中国人的自然环境相对优越,最困绕我们先人的不是自然的狂暴,而是人生社会的变幻莫测。而人生社会的许多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不可能用逻辑来理解。
   
   可是,科学的道理却要求“可道”,可以用文字符号精确地表达。
   
   我们的老祖宗还擅长于比喻、暗示、象征的表述方法。比喻即以外物间接地表达自己或其他事物,特别是隐喻内心。中国的俗话成语中到处充斥着这类比喻、简单的类推,而且往往是异物之间的相推,如“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等等。在这其中,山水、马牛、鸟兔与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中国人仍然喜欢这样的简单的象征主义推理。
   
   中国人的思想中也充满了暗示——一种不便讲明的象征。庄子以“姑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曹植以“洛神”、骆宾王以咏蝉之“无人信高洁”、张九龄以“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暗示自己的高蹈;李白以“蜀道之难”暗示官场的凶险,孟浩然以“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暗示自己对官场的艳羡。
   
   《易经》之阴阳八卦以及后来的五行思想是中国式象征主义推理的典型代表——以阴阳二爻、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类推万事万物。古希腊、印度也有类似的思想,如“火”构成说、“四大”说,但它们只是文化的支流,不像阴阳五行的象征主义是中国人思考方式的主流。西方现代文学流派也有象征主义,主张以外物隐喻内心、间接表达,其代表人物艾略特、叶芝、庞德等都喜欢汉诗。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象征主义的。
   
   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因而表现出感性强、理性弱的特点,这或许是农耕民族的经验主义的表现吧。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造成了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王朝循环,但我们的古人仍然只热衷于对官场经验的描述,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只满足于诗词歌赋、美食男女、求神拜佛、方术练养、官场钻营之类,几千年竟然没有出现一个对专制制度作过彻底反省的思想家,最多像黄宗羲、顾炎武、洪秀全,主张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至于如何以制度设计来保护百姓的利益、制约统治者,就没有下文了。不像古希腊人就研究分权、制衡、法治,进而出现了民主政治。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有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有中医、针灸,但停留在经验或五行的范围内,虽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话语体系,但阴阳五行之象征主义推理与三段式推理等科学理性仍然大异其趣。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经验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有人甚至列出了古代中国几千个、几万个世界第一,但我们的成果永远处于能工巧匠式的捕捉现象、经验的初级发展水平,无论多少年都永远没有进步。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世俗主义者。恩格斯就说,中华民族是最讲现实的民族。作为以农耕为主的群体,我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表现为辛苦性、家族性、实用性等等特点,缺少游牧民族、海洋民族的浪漫性、超越性——如丰富的神话和宗教、超越现实和具象的形而上的思考。中国人似乎对现实之外的东西不感兴趣,只热衷于大红大绿、大吃大喝、大红灯笼、抱个大鲤鱼、子孙满堂、光宗耀祖、酒肉祭奠之类的世俗的东西,我们的主流思想中也缺乏形而上的逻辑思考。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也仅仅以寓言故事来论证其哲学命题,而不是缜密的推理。一个民族长期如此,必然带来理论的肤浅、不成体系,而理论的荒芜又导致技术的停滞、落后。李约瑟说,现代的蒸汽机等于中国的水排加风箱,可是中国人能制造水排,能制造风箱,就是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制造蒸汽机。中国古代的瓷器制造技术很发达,但我们不会制造玻璃,因为控制窑内温度和氧化还原时间的方法不能上升为理论,移植到别的地方。我们虽然有“四大发明”,但现代火药却是诺贝尔的专利,指南针帮助西方人发现了新大陆,在中国却只能用于测风水。因此,中国人在近代落后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相对主义、一元主义的。相对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譬如,儒家倡导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提倡辩证思维、“齐万物”之相对论,中国佛家特别是华严宗主张依存论、缘起论,等等,他们都否定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中国人还持“场内观”——盘古、太极、道、人类都是在宇宙之内,盘古创造了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内在于宇宙的,它生成两仪、四象、八卦,以及世界万物,等等。中国人不是从绝对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宇宙,古人面对大自然时没有惊异之情和与天奋斗的豪情,只有对它的欣赏、崇拜和体验。与之相反,西方人是持绝对主义、实体主义观点和天人相分的“场外观”——上帝高高在上,缔造和推动着宇宙,把规律“塞给”大自然;人类也是宇宙的外在力量。由此,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并进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和战胜大自然的观点。
   
   一元主义是指,古代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道器合一”、“身心不二”、“体用一如”。这种一体化的观念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乃至多元主义者——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人与自然相抗。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去规范人们的行动;正因为天人分离,所以西方人致力于改造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
   
   从中国古代的方术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问题所在。
   
   方术,古时称为“术数”、“阴阳术”,源于《易经》,包括星相术、相命术、占梦术、风水术、炼丹术、测字术、巫术、养生术等。它包含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堪称“中国科学”,历代研究者趋之若鹜。西方也有方术、神秘学,但没有形成中国式的蔚为壮观的景象。中国方术的理论基础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五行相生相克、阴阳转化等,其方法为演绎附会、揣摩臆测、察言观色、模棱两可、随机应变、使用遁辞等。方术的内容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缺乏科学性,都是一些神异、附会、感性、经验、类比、象征的东西,而这些正是中国人思维的优势,也是《易经》思维的特点。
   
   
   ——原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32期:关于杨振宁教授有关《易经》思维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论述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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