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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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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媒体到认识中国——评何清涟新着《雾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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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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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为“六四”屠杀辩护的几种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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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伟大最凄美的体现──序周素子《右派情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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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六四——从马建的小说《北京植物人》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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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cre(屠杀)与Miracle(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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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废除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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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追查毒奶粉事件真相
·伦敦奥运对北京奥运拨乱反正
·试谈大跃进中的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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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关键一步棋

要推进大陆的自由民主,眼下最关键的一步棋便是建立一块独立的言论阵地。

    建立独立的言论阵地

    毛泽东说过,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怎么行呢?「领导一切],莫非连人民对它的批评监督也要置于其领导之内吗?「你们可以批评我,但必须根据我的指示来批评;你们可以撤换我,但必须经过我的批准]。这难道是说得通的吗?邓力群批评我鼓吹舆论独立,他不懂得,舆论,按定义就是独立的。只要我们还承认对权力需要批评监督,那么这种批评和监督就势必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

    创办独立刊物的注意事项

    如何开创这样一种独立的言论阵地呢?首先,可以由一些享有崇高声望的知识分子出面,用哪怕是打印和复印的方式出版一种,哪怕名之为通讯一类的出版物,分发给感兴趣的读者。

    编辑这样一种出版物,原则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最好由著名人士牵头,并尽可能使众多的知名人士介入其中。假如有好几十位全国最有声望的理论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参与了这一出版物(或作为编委、或作读书会成员、或作为什么沙龙的会员,或者只是作为作者等等),那么这个出版物就必然会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二、在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它不要发表那些过于尖锐的意见。多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少一些单纯的指责;多一些理论的分析启发,少一些直截了当的抨击时弊。在质量上而不是在数量上下工夫,在论据上而不是在论点上下工夫。其实这也就是说,希望每一个作者都是把自己最好的文章,把自己原来打算交给正式刊物发表的精心之作,首先交给这个出版物。

    三、它不必把自己局限于政论的范围,而宁肯包容尽可能丰富的方面和风格。

    四、它宜于定期出版,周期越短越好。每一期的份量可以轻一些,但期与期的密度应该高一些。

    五、欢迎别人复制,但一般来说要禁止或限制正式刊物转载。

    形式胜过内容

    办这样一种出版物,目的在于创立一块真正独立的言论阵地。在这里,形式胜过内容。换句话,发表什么样的文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坚持自身的独立性。

    办这样一种出版物,最大的困难在于抵制官方刊物的诱惑。除非有相当一批才智之上,甘心把自己那些明明可以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从而为自己一下子带来名誉和利益的精心之作献给这种印刷简陋、份数稀少的独立刊物,否则它就不能有效地吸引住广大读者的注意力,结果要么是在无人问津的困境中自生自灭,要么是在失去舆论普遍关注的孤立情况下被权力轻而易举地扼杀。

    一般非官方刊物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言论上趋于激烈。许多人不懂得搞独立刊物的目的在于逐渐地获得言论上的独立,他们只是想借助于独立刊物去发表那些官方刊物不会发表的东西,一般读者也倾向于从非官方刊物中寻求有刺激性的文字,这就导致以往许多独立刊物不注意循序渐进而每每走上自杀道路。当然,取得言论上的独立性,是为了最终突破官方对言论内容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但突破禁区,主要应在于获得稳固的独立之后而不宜在此之前。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诚如鲁迅所言:「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勇也。]

    切忌力量分散

    办这种出版物,切忌力量分散,你办一份,我办一份。最好是集中力量办好一份。须知,这种出版物所享有的安全程度之大小,是与它所受到的公众(海内外)的关注程度之大小成正比的。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点也就是一份出版物上,就能给这份出版物带来相当大的保护作用。

    为什么要限制官方刊物转载?因为一转载,它们就不太关心独立出版物自身了。问题不在于要尽可能多让读者能读到好文章(这是每一个作者最自然不过的愿望),问题在于首先要让尽可能多的读者关心那份独立出版物(这要求我们的作者们必须暂时地克制一下自己以顾全长远的大局)。

    周期短的好处是让读者尽快地建立起一种期待心理,使人们尽快地习惯于一份独立出版物的存在。这样,一旦它的生存受到封阻,人们便会及时地(由于周期短之故)感觉到出了问题(习惯的力量)。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个出版物的主要任务是为自己的独立存在作论证。这就是说,它应当力图阐明一个独立于任何领导机关意志之外的言论阵地的重要意义。它必须努力使自己「合法化],所谓「合法化],并不是要试图使自己变成官方刊物,根本不是。它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建立起这样一种观念:独立出版物的存在是有益的、是必要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此基础上,促成真正的出版法---迄今为止我国关于出版的种种规章制度实际上都是反对或曰禁止自由出版的规章制度。

    苏联《公开》杂志的经验

    据法国《世界报》,十几名苏联人(几乎全是今春获释的政治释放犯)照搬了戈巴契夫的原话(这位总书记提出了「公开](glasnost)这一口号),在未获任何批准的情况下决定出版一份名叫穴公开》的新闻杂志(一月三次)。这是一份厚达四十九页、用钉书机钉成的杂志,第一期发行了五十份。《公开》声称它不仅谈人权,所有使苏联人感兴趣的东西它都刊登。重点题材是创作自由和生态学等等。第一期上载有一篇已经发表在西班牙报纸上的萨哈诺夫论述美苏裁军协定必要性的文章,还有一篇描写了关押大量持不同政见者的奇斯托波尔监狱。计划中的第二期的主题是克格勃运用的「国家恐怖],并有一篇文章批评旨在镇压一切独立的政治活动的刑法。「公开]的编辑们都公开露面,所以它并不是什么地下刊物。他们曾向苏共中央送了第一期,并希望杂志能获得合法地位。据悉,克格勃对这个杂志进行了调查,不过没有进行干涉。

    中国当年民间刊物失败的原因

    《公开》杂志的编委会和文章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不同政见的色彩,我以为未必有利。在我看来,独立出版物的存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使自己在除了坚持刊物独立性之外尽可能地具有更多样的色彩,是否能吸引除了明显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外的其它有成就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参加。有人批评说,一九七八--八O年间中国民间刊物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是因为参加者们都是无名之辈。这是对一个深刻原因作出的肤浅表述。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不去参加民间刊物?这表明我们众多的知识分子其实还十分缺乏坚定的独立意识。如果我们每个人只有在自己的言论受到压制时才想起言论自由,而当别人的言论受到压制时则袖手旁观,那么我们决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同样地,如果我们每个人只有在自己的文章无法在官方刊物上发表时才想起办独立刊物,而只要自己的东西还能够借助于官方刊物发表就对独立刊物漠不关心,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刊物。

    在今天的中国,机会依然是存在的。在声称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我们的领导人保证,说那些散布过自由化思想因而被开除出党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以公民的身分从事活动,赵紫阳总书记甚至对外国记者明确地说,在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也有自由,只不过不能是绝对的自由。这些年来大陆政治形势的忽松忽紧和反反复覆,相信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懂得了开辟一块真正独立的言论阵地的重要意义。而且我们也有了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自由民主意识同时又深孚众望的人物。这就是说,不论是从主观条件还是从客观条件来看,一份独立的出版物的产生、存在和巩固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个突破口,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权力对言论的垄断局面(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从而为自由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最起码的可靠基地。

    寻找自由民主共识

    促进自由民主的实现,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那就是在广大公民中间寻求建立起对自由民主的最基本原则的坚强共识(consensus)。首先就是要让人们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获得一致的领悟。不论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论是所谓改革派还是所谓保守派,大家都必须承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面临着权力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侵犯,大家都必须毫不迟疑地公开表示反对。我们必须懂得,政府决不应该有控制言论的权力,这是一个政府所拥有的统治权的极限。有人说,政府的所作所为,对的就拥护,错的就反对。这种说法并不妥当,至少是并不准确。如果我们要实现民主和法治,我们就不但要关心「实质公正],更要关心,乃至于首先要关心「形式公正]。不论是拥护还是反对,都必须遵循正当的形式。反对并不一概等于不服从。政府的有些决定、政策,某些公民以为是错的,在以正当的途径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的同时,在行为上还是要遵从的。另外在政府方面,有一类错误是根本不允许犯的。一旦违反便失去了做政府的全部资格。垄断言论、因言治罪便属此类。我们许多朋友不明此理,有的当权者昨天刚刚干下了明日张胆侵犯言论权利的事情,这些朋友们也都或公开或暗地地表示了批评意见,但一见到当权者今天又提出了一项他们喜欢的主张,他们于是又一齐举手表示赞成了。大家都知道,在体育比赛中,犯规是要受罚的。你犯了规,投进的球就不再计分,跳过的高度就不再作数。有些规则是如此重要,运动员万万违反不得,否则会被逐出赛场、取消比赛资格。倘若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只有傻瓜才不去犯规了。

    不要寄望当权者克己自律

    任何权力都有一种越界犯规的自然倾向。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当权者的克己自律。屋里漏了雨,与其责怪老天爷,不如自己动手把屋顶修严实点。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在反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时,仍然是纠缠于当年毛泽东到底是搞阳谋还是搞阴谋。当然,毛泽东出尔反尔是他的一大罪过。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许多右派朋友们,当年确实也失之轻信。不错,轻信是最可原谅的缺点,因为通常只有好人才容易轻信(以君子之心度小入之腹),但可惜的是,它并不因此便是一个危害较轻的缺点。我一再强调,对权力镶有戒心是在政治上成熟的基本标志。当毛泽东号召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并信誓旦旦地许诺言者无罪时,人们首先应该考虑的倒并不是去猜测毛泽东本人究竟是否真诚,而是要考虑,假定他是不真诚的,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有力量予以抵挡。假如你发现,由于我们的社会还不具有对言论自由的坚强意识,那么你自然就该懂得,眼下最重要的工作还不是放言批评,而是不失时机,因势利导,深入浅出、耐心细致地去建立这种共识,从而使得当权者没有力量翻云覆雨。说到启蒙,说到向公众阐明自由民主的道理,那也必须考虑到步骤。在连言论出版自由都还没有被普遍接受而成为公众的政治常识之前就去谈什么多党制、轮流做庄,那也是忘了循序渐进的道理。政治好比下棋,其全部奥秘就在于步骤,在于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们需要斗士,我们更需要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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