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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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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

一、创造历史:思想与机会
    每当我回想起民主墙那段历史,我总感到深深的遗恨。
    我们失去了一个多么珍贵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一次性的,它一去不复返。当然,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新机会是会不断出现的。但是,一个人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下一次机会将不同于上一次机会。因此;就每一次机会而言,它都是不可重复的。一旦你没有抓住这一次机会,你就永远地失去了它。
    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去创造历史(就[创造』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尤其是一个生活在极权社会之中的普通人。面临着巨大的强权,思想常常是软弱无力的。然而,存在这样一些时机,在此时,思想可以发挥伟大的力量,它好比分水岭上的一块石头,可以决定河流是注入太平洋还是注入大西洋。可是。当这条河流已经沿着山岭的一边奔流而下时’一万块石头加在一起也无力把它再赶回到山岭的那一边。这就是思想的伟大之处和渺小之处。这就是机会的价值之所在。

   二、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
    一九七八一七九年正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裹,一小批有胆有识的年轻人,借助于自办刊物的形式,开辟出一块真正的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它是对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的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构成了对极权统治的最深刻的挑战。
    [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是已故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汉纳.阿伦特(HannahArendt)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也许比其它概念能更准确地揭示出政治自由的含义。我们不妨
   对这个概念略加解释。
    以选举为例,现代社会一般都承认了选举、承认了无记名投票这一形式。从理论上说,既然是无记名投票,每一个投票者就可以把票投给他所支持、赞同的人,因而投票的结果应该说是反映了民意的(把作弊情况排除在外)。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应当说,哪裹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哪裹就有民主。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中共九大和四届人大不是也搞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吗?但会谁能说这两个会议是真正民主的呢?
    中共十三大和七届人大都实行了差额选举,不少人断言这是民主化的重要一步。是不是这样的呢?
    首先,我们要指出『等额选举』的荒谬性。『选举』而又[等额],这在字面上就是自相矛盾的。没有多余,何来选择?一个侍者把只写有唯一一种菜的菜单递给顾客。对他说:『请尽量挑选吧.』在这里,如果我们硬要说那位可怜的顾客仍是可以有所选择的话,他只能在吃和不吃之间作选择,因为他在吃什么这一点上根本是无从选择的。
    当然,等额选举也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么荒谬。在实行等额选举时,选民一般总会被告知:除了正式候选人之外,每个选民也可以填上自己喜欢的其它人。这看来该是比较民主了
   吧,然而,如果选民在投票前不能就候选人问题展开较为充分自由讨论.彼此交换意见.那么,正式名单以外的人是极少有机会被选上的。因为他们很难得到大家的了解,故而不能为多数人所共同支持。张三选李四,李四选王五,王五选赵六,结果,他们因为票源分散而都不能当选。由于一般人都很容易估计得到这种结局,所以他们通常并不在选票上填写其它人的名字,除非某人是早广为人知,以致选民相信会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地给他投一票(如八七年北大学生选出李淑娴)。否则,他们宁肯采取敷衍的态度应付选举一一其结果便是,正式名单上的人选往往能获得胜利。
    我们知道,古希腊的斯巴达是一个专制社会。但我们还要知道。斯巴达一向是实行选举的(这和秦帝国大不相同)。在那裹,享有最高权力的长老会,除开两个世袭的王以外。其余
   二十八个成员均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为什么斯巴达的选举制并不能使它成为民主呢!原因在于:在每一次选举中,候选人的名单均由原来长老会单方面提出,公民大会只有表决权而已(这和目前中共的选举很相像)。在斯巴达,没有自由讨论,没有派别林立的俱乐部(政党的雏型)。因此在公民大会上,选民只是表决机器而已。像斯巴达这样,名义上允许人民享有公共权力,但由于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比选举箱更大的活动空间,没有提供机会让人们能够听到和交换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窒息了这种公共权力。这个所谓『比选举箱更大活动
   空间』就是『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
    显而易见,要使选举真正具有民主的意义,人们必须要拥有『比选举箱更大的活动空间』。具体说来就是:
    1。候选人不能由官方单方面提出,『下面』也应有权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
    2。必须有相对充分自由讨论,允许不同候选人自由竞争。简言之,只有采用自由竞选的方式,选举才能名符其实。
    有人认为,在一九八七年的全国各地基层选举中,共产党员的当选率很高。因此那表明,中国共产党还是很得人心的。如果现在允许其人、其它组织与共产党竞争,共产党仍有把握获胜。这种观点无疑是很肤浅的。因为它把不具备『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动空间』的选举和真正的民主选举混为一谈。基于同理,许多人称十三大和七届人大的『差额选举』是『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也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中国大陆四十年来的选举从来不具有民主的性质。唯一的例外是一九八O年在少数大学和工厂搞过的自由竞选。其中以北京大学的竞选为最典型。因为在北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毛遂自荐,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足足一个月时间,能够自主地运用大字报、油印材料、答辩会、讲演会、民意测验等公共交往手段展开较为自由的讨论.正是这一点,赋予了那选举活动的真正民主的含义。
   三、形式重于内容
    极权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它完全取消了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任何专制社会都在压缩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但唯有极权社会才把这种压缩发展到了极限。远的不说,明、清两代都搞『文字狱』。然而在那时,官方并没有控制一切出版渠道。禁书毁版的事时有发生,那当然表明政府的言论控制.可是,禁书毁版的前提是有书有版,也就是说,民间人士可以自行印书制版。这本身毕竟表明了某种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存在。共产党却是一切公开发表言论的渠道统统控制在自己手裹,它可以预先防止任何它不喜欢的思想变成铅字、变成书籍。如果我把传统的控制言论的办法比喻作杀人或屠婴,那共产党的办法则无异于避孕。
    当大陆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时,台湾正在对高雄事件进行公开审判。两相对比,有不少人以为大陆比台湾更有希望。在一九八O年九月爱荷华举行的一次有海内外二十位作家参加的讨论会上,有人就提出:『你能设想把刘宾雁批评共产党的话改为批评国民党] 『国民党甚么都管,就是不管他们自己,国民党甚么都怕得罪,就是不怕得罪人民』[这样的话可以在台湾出现吗?』大概这二十位作家谁也料想不到在八年之后,海峡两岸的民主进展竟然会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能运作『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这个概念来看得问题,后来的一切变化就丝毫也不意外。因为即使在当时。台湾仍然存在某种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高雄事件之后的台湾仍然存在独立的非官方的出版物。而大陆的自发刊物一一此时已被摧毁。如果我们用一般人惯用的『言论尺度]一词来描述当时海峡两岸的状况,我们似乎应该说,在当时,大陆言论尺度较宽,而台湾的较严: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比较二者的社会结构,我们不能不承认,台湾的社会结构多少还存在着自主性的公共活动空间.而大陆却没有这种空间。从演化的角度出发,社会结构要远比政府的一时政治风向重要得多。中世纪贫穷的欧洲之所以能在后来大大超过原本比它富裕的中国,原因就在于前者的社会结构中含有刺激发展的自主性因素。小鸟可以在一时比风筝飞得还低,但小鸟终究会比风筝飞得更高。因为前者有着自主性。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的大陆诗人北岛的诗集的序言中,编译者杜博妮(Bonnie s.McD0ugau)写道:一九七九年三月至一九八O年底这一期间,官方的文艺政策出现了奇怪的分歧。非官方的文学运动受到了各种名目的限制,最后遭到毫无保留的查禁。但舆此同时,官方的文学界却越来越开放,出现五十年代的作家复出、呼吁党减少对文学的干涉等现象。杜博妮认为这两者是『矛盾』的。这表明她对民主舆极权区别缺乏洞见。出于本能,共产党领导人比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更能体认到自己的『阿基利斯之踵』究竟在甚么地方。当时,政
   府向民刊人士施加压力,逼迫我们停刊,他们所持的主要理由倒并不是指责民刊的文字内容。因为民刊的文字内容一般并不比同时期的某些官方刊物更激进,他们所反对的乃是民刊这种自主地表达意见的方式。换言之,他们极欲摧毁的乃是这种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在关系到究竟甚么才是极权统治要害,统治者照例是清醒和老练的.被统治者,包括海内外许许多多热爱民主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却是既不够清醒又不够老练的.
    无独有偶。一九八七年,近两千名留美毕生发表公开信,对中共领导反自由化运动提出异议。公开信写得很温和,以致于中共当局决无可能把它打成『反动』。但是事后中共领导所据以指责公开信的主要理由仍是说『发表公开信这方式不好』。还再一次提醒人们:方式(或形式)可以具有比内容更重大的意义。当然,公开信所以能做到公开,全赖于在海外存在
   着自主的报刊,包括《华侨日报》这种被一些人认为[亲中共]的报纸也具有国内最开放的报纸,诸如《世界经济导报》所不有的一定的自主性。请大家想一想,假如国内有一份自主的报刊,它必然会乐于刊载留学生的公开信,而中共很难据此将其下令封闭,那又会造成何等的震撼?如果有这样一份独立报刊,它会刊登出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人的公开异议,这几乎注定会造成中共上层的巨大危机。反过来,因为没有这样一种独立的言论阵地,政府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批头脑很开明的人当上了官方刊物的总编辑也无济于事。两相对比,你才能体认到自主性小鸟和他主性的风筝终究是两码事,极权主义社会和一般的专制社会终究还是大有区别。
   四、民主墙的伟大意义
    民主墙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一次试图在极权社会中关出一片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英勇努力。在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极权社会本质这个问题上,民主墙的价值速远超过了官方刊物的价值。创造出一块真正独立自主的言论阵地,要比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一百篇批判现实的文章重要得多。如今,略有见识的人士莫不承认,在中国近十年的经济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点,不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了多大的提高,也不是我们又建成了多少大工厂、大油田,而是我们开始有了(准确地说,是重新有了,因为四九年以前曾经有过)一些独立于政府直接控制之外的、具有自主性的经济活动实体。正是后一种因素产生和发展,才有可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引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为甚么还不能抱有类似见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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