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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读莫应丰《桃源梦》
   一
    自从陶渊明写下他那著名的《桃花源诗并记》之后,[桃花源]一个字在不少人心目中就成了一个与喧嚣混浊的世界相隔绝、安谧而又美好的理想社会的代名词。它和后来西方的[乌托邦]一词相似,表达了一种植根于广大人们心灵深处的善良意愿和憧憬。对于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蓝图,有人遗憾于缺乏实现它的具体手段,有人痛惜于它低估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恶的因素,因而他们都认为这种理想只是空想、幻想。也有人根据自己对完善的理解,对前人绘制的这幅蓝图略事扩充或进行某些细部的修正。但总的说来,很少有人对这种理想本身加以质疑。这不难理解,因为乍一看去,要怀疑这种理想本身的美好与善良几乎是不可能的。本世纪中期,世界文坛出现了几部引人注目的反面乌托邦作品,这些作品固然因其结论的极端而招致不少责难,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们大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路,推动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家通过对一些原始部族的更精细的科学考察,纠正了一般人对人类早期生活状态的颇带浪漫主义色彩的流行见解,这些见解从鲁索的时代起(鲁索关于[高尚的野蛮人]的看法)作为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并经由十九世纪的一些不够严谨的科学考证而一度深入人心。于是,人们开始回过头去重新审视有关桃花源或乌托邦一类社会理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趋势。
   二
    莫应丰同志的长篇小说《桃源梦》究竟是一部对某一原始部落历史的文学记录,抑或不过是一篇寓言,我们暂不打算妄加评断。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极富哲理性的文学作品。《桃源梦》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政治哲学这个角度对《桃源梦》作一番分析。这种批评角度并非最新发明,不过它在有些人眼里却可能显得颇为陌生。
    说来也有趣,尽管我们的文学批评近年来已呈现出多样化的可喜趋势,但在不少人那里,唯尊一家的独断倾向仍然根深蒂固。在前段时期甚至还造成这样一种风气,只消指明某篇文学批评属于所谓「社会学或政治学的批评」,就等于宣布该批评是无效的、无益的左道旁门,而唯有所谓审美的批评才算是正统正宗。或者说,社会学或政治学的批评虽属必要的,但还不是充分的。但是问题在于:世上果然存在着一种「充分的」文学批评吗?「审美的」批评难道就没有它的局限性?一位刚从国外参观访问归来的美术家告诉我们:在西方,传统的画法画派仍然是很有势力的。迄今为止,笔者还未曾跨出过国门一步,不过凭着对西方整个文化特性的认识,我从来就相信那边的人未必像我们这里的许多朋友那样一窝蜂似的,「唯新是从」和那么熟衷于「定于]尊一。任何研究方法,只有正确与否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过时不过时,以不时髦为由而放弃某一主张或某一方法,不过是学术上胸无主见,肤浅轻薄的反应。有些传统的东西之所以被抛弃,是因为它们有错误,而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属于传统。这一点本无须多说,但稍加提醒似乎还是必要的。
   三
    《桃源梦》记叙了一个名叫天外天的部落的兴衰史。在很多方面,天外天都和陶渊明的桃花源非常相似。第一,它们都是由一群逃避乱世的人们所组成。第二,它们都是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第三,它们都过着一种简陋原始的生活。但是,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按照陶渊明的描述,桃花源乃是一个特别稳定长久的社会,而莫应丰笔下的天外天却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便自我毁灭了。对比于广大的红尘俗世,桃花源或许不失为一个宁静的天堂(如果你不嫌它无聊乏味的话),而天外天却只是一场令人困惑的、破灭的梦。
    从局外人的眼光看,天外天社会一个最为触目的现象便是其生活的极端清苦。那位唯一的落户于天外天的山下人珍珠姑娘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人好重要还是生活好重要?]时过境迁,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类口号已经成了十足的笑柄,以致于再对它进行严肃的剖析批判似乎都是多余。但是,在当今例如「文化热」中所频频听到的关于发达社会「物质丰富、精神空虚」、「生活优裕、人情淡薄」以及某些落后地区「日子虽然苦一些,但精神世界更充实,人际关系更和谐」一类说法,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似曾相识。当然只是「似曾相识」。珍珠姑娘绝不等于四人帮。与其说我们是想把所有「要精神还是要物质]的说法都和四人帮挂上钩以便轻而易举地全盘抹杀这些问题的意义,不如说我们恰恰是打算做相反的事:把漫画还原为肖像,把闹剧还原为正剧,剔除掉极左思潮中过分荒诞不稽的成分,让它与更为深远广泛的人类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而考察这个更大的问题的是非得失。这个问题太大了。结合着《桃源梦》,我们眼下只讨论几个有限的方面。
    针对珍珠姑娘的提问,首先我们要抛弃「既要生活好又要人好」或「生活好和人好都重要」这种答案。因为它们答非所问。没有人会不希图两全其美的。然而,上述疑问的提出,意味着人们认识到「生活好]和「人好]并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并不总是能够同等程度地同时满足的。否则人们就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是的,所谓「生活好重要还是人好重要]这个疑问,自身的确有着某种荒谬不通的成分。很难相信在人们品质败坏或人际关系恶劣的情况下竟然会有物质生活的丰裕。一味地批评现代社会「物质丰富、精神空虚」显然站不住脚。既然这里的「物质]不是指自然的物质而是人化的物质,是通过「精神变物质」而变成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本身就是精神的极大丰富的外在体现。当人们说一个社会的物质虽然丰裕,精神却贫困时,他们应该反过来问一问自己:一个在精神上贫困的人民或民族,难道能够创造出丰裕的物质财富吗?也许你会说,能够创造出发达的物质财富的人当然有着发达的精神,但那只是知识方面的发达,技术方面的发达,而非品性的提高、道德的改进和对人生真谛的深刻领悟。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面前,你为什么就只看见了贪婪而看不见勤劳?全力投人一项事业,何尝不体现了对人生的正确把握?支配着人们从事科学技术创造的求知精神难道不正是人类最可骄傲的一种品性?简言之,把生活好的事实仅仅归为人们自私心和物质欲的结果显然是片面的。难道在物质不丰裕时人们的精神就充实吗?也许是充实的,因为里面装满了油盐柴米。
    不要过份相信某些处于「生活好]的条件下的人们的危言高论,他们能够毫无顾忌地否定一切,大声疾呼一切价值观念的完全破产而竟然不曾被送上火刑场,那至少表明了有一个价值观念还是十分牢固的,这个观念就是宽容。而宽容是一个极其高妙从而相当脆弱的观念,没有一大堆更为基本的价值作为坚实的铺垫,它自己便无从立足。承认自己精神空虚的人的确是精神空虚的,为了逃避这种空虚而追求各种稀奇古怪的刺激或麻醉自然也是不足取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知其空虚便已然不是纯粹的空虚。纯粹的空虚是无反省的。空虚的极致是麻木。处于贫困之中的人们不少其实是处于麻木状态,那绝不是更好些而是更糟些。
    正像珍珠姑娘所想的那样:「生活好时以为人好重要」。这并不是说在生活好的条件下人是不好的。因为脱离了相当的好人和相当的好的人际关系,根本就做不到生活好。遣只是表明了:
    一、人在生活好的前题下对人舆人的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安娜.卡列尼娜不满于和卡列宁的那种缺乏深挚爱情的婚姻并最终离异,而一个生活在贫困封闭的社会中的女子却很可能认为得到这样的婚姻是三生有幸。一般人容易误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以为那是说一个人只有当其低层次的需要获得相当满足后,高层次的需要才会产生,那当然是不合乎实际的。其实马斯洛的本意是指,对社会中的多数人而言,只有当其低层次需要获得某种满足时,高层次的需要才会显得突出。这恐怕倒是实情。讲现代人对人际关系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变得敏感所致,好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位「真正的公主」,对十四层鸭绒被下的一粒豌豆都感到如芒刺在背。这种批评固然失之偏激,但其中确实包含了不少真理。反过来我们也必须说,这种[过敏]有它的积极意义,它能推动人们建立更为美好的人际关系。
    二、生活好了,固然可以使人身上的很多美德得以有力地发扬,同时也可以使人性中的某些弱点表现得更加触目惊心。核武器时代再出个希特勒,后果就不堪设想。纵然说人性的提高是可能的,但是一般说来,道德品性的提高总不及生产和知识的提高来得迅速。结果便是,随着生活的迅速改进,世间的阴暗面反倒显得越加刺眼。得到改进的事物越多,那未曾得到改进的部分便越发难以忍受。
    简言之,「生活好」与「人好]这两件事确实是既有彼此相关相联的一面,同时又确有不那么相干乃至毫不相干的一面。因此,生活的上升并不等于人性的同等上升。记住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
   四
    在生活好时人是否好,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天外天社会的经验迫使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的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却是;为什么在人好时生活却不好?确切地说,为什么一个社会把追求美好的人际关系和造就高尚品德的个人作为其基本目标时,往往会使自己陷于贫困?根据小说提供的线索,原因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天外天的善人们相信,人世间一切罪恶,无不源于人们的贪财好利。因此,根治之道便是遏制人们的物质追求,使人们都满足于最起码的生活水准。不言而喻,这种禁欲主义势必导致普遍贫穷。不要以为这种思想简单、幼稚、不值一驳。古往今来一直有些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文学家们在极力主张这一观点。已故法国女作家德.波伏娃明确宣称:「在所有国家中,无论其为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人皆为工业技术所折磨、束缚,弄得昏头昏脑。人不应去追求那永不可求的富裕,而应该以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自足,一如在沙丁尼亚和希腊的一些贫困的社会那样,那里尚未为工业技术所侵人,也未为金钱所污毁。在那里,人过着简朴而幸福的生活,因为他们还保存着真正的人类的价值--尊严、友爱和慷慨。这些才使生命有情味。
    人愈追求更多的物质的享用,则幻想更多。这种堕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当人着重科学而忽略了智慧,着重实用而忽略了美的时候,是与文艺复兴、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俱来的。很好,但现在怎么办呢?只有在我们里面和周遭恢复智慧和美的感觉。只有一种精神革命,而不是社会的政治的或技术的革命,才能使人重新捡回他所已失去了的真理。」读这段话我不禁要想:假如波伏娃真的移居于她所赞美的那些贫困地区,她的境遇,比起落户天外天的珍珠姑娘来又将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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