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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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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在晚年达到生命的高峰(在王若望先生追悼会上的发言)
·也谈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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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良心裁判权力,还是用权力裁判良心?

——评邓(上)
   1. 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
   

    邓小平死了。从这些天海内外的各种评论来看,对邓的评价虽说是有褒有贬,但大体上还是褒多於贬。这不足为奇。记得毛泽东去世时,海内外的评价也是如此,而且褒扬者更舍得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斯大林去世时也是如此。这是权力的逻辑即成王败寇的逻辑。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以後呢?
    讲到对邓的评价,有人说应三七开,有人说应七三开,又有人说应五五开或四六开。我对这种评价方式很不以为然。英国保守党政论家塞西尔(Hugh Cecil)讲得好:“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於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
    必须指出,所谓三七开一类评价方法,本是毛泽东的发明。当年苏共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为之辩护,提出对斯大林要七三开。後来邓小平也说对毛泽东要七三开。一个医生做了十场手术,成功了七次,失败了三次。你可以称之为七三开。但手术失败是一回事,蓄意杀人是另一回事。七三开之说的要害是混淆错误与罪恶的原则界限,混淆犯错误与犯罪的原则界限。其实,这条界限在毛、邓那里还是很清楚的。在毛、邓那里,七三开一类方法主要是用於评价“自己人”。譬如说,他们对希特勒并不“三七开”,甚至对林彪、江青“四人帮”们也不“三七开”。林彪集团里的黄永胜,当年是解放军的一员猛将,为中共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文革中投靠林彪。林彪坠机身亡後,中共将黄永胜逮捕判刑,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关入监狱。照中共看来,不管你黄永胜在过去为革命作过多少贡献,现在你成了反革命,性质变了,你就必须受到惩罚。充其量,在量刑轻重时,考虑到你过去立过大功,或许可以判得轻一点,但是,你犯了反革命罪,你成了反革命的罪人,这一定性的判决则是不可更改的。由此可见,在毛、邓那里,犯错误和犯罪这两码事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只不过他们对何谓错误、何谓罪恶的定义与我们大不相同。
    回到评价邓小平的问题上来,关键在於,六四屠杀是犯罪行为,抑或仅仅是“犯错误”?有些人也承认六四屠杀是犯罪,但奇怪的是,他们同时却又不承认那个犯罪者是罪犯、是罪人。理由是这个人还做了许多好事。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这是道德储蓄银行的逻辑。这是治好了一百个人就可以抵消害死十个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人类行为的道德底线被抹杀了,区分无罪者与罪人的基本界限被抹杀了。至於说到我的观点,那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我无非是坚持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
    批判不能改变过去,但它有可能影响未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对“六四”元凶坚持严厉批判立场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後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後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於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後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2. 强权与舆论
   
    上述道理,一点也不深奥,本来用不着我一再论证说明。想当初,六四枪响,举世惊骇,海内外同声谴责,绝大多数人都认定邓小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从此成了千古罪人。可见,要对这样一桩显明的罪恶作出基本的道德判断根本无须呼任何高深的知识或复杂的推理。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为什么过了七年多——这离“千古”还很远很远——以後,邓小平本人并不曾有过任何悔过的表示,而许多在当年义愤填膺痛加声讨的人却反倒改变观点了呢?
    对於舆论的这种变化,我想邓小平大概事先多少就料到的,所以他当年才敢不顾舆论的巨大压力,悍然下令开枪。我在八九年八月写的<法拉奇再访邓小平——虚构的对话>一文中,让邓小平讲出这样的话:“历史上,搞小屠杀的人都失败了,搞大屠杀的人有些反而获得了成功”。“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杀了二十万共产党,当时世界舆论都骂他是屠夫,可後来怎么样?他站住了,站稳了,印尼没有再乱,经济也上去了,人们照旧要尊重他。这就是现实的政治”。暴君总是蔑视舆论的;但是,如果我们知识分子、我们民众自己就不尊重自己的道德感,不尊重自己的良知,朝三暮四,反复无常,那岂不活该被暴君蔑视?
    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对舆论的这种变化痛心疾首乃至愤世嫉俗。我的态度要乐观一些。因为我相信眼下看上去流行的那派意见其实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舆论。如前所说,斯大林、毛泽东去世时也曾赢得一片赞扬。这无非是成王败寇的逻辑。伏尔泰说:“聪明的暴君都能寿终正寝。”我可以补充一句:寿终正寝的暴君往往还能得到一时的舆论的赞扬。因为权力压下了抗议的声音。这次邓小平去世,中共当局如临大敌,表现的十分紧张。天安门广场一类敏感地带密布军警便衣,对民间自发悼念活动严加限制,甚至连官方自己举办的悼念活动也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以防不测。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听不到响亮的抗议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样严厉的控制下,仍然有些勇敢的人们努力发出另一类信号。例如有人鸣鞭炮,有人扔小瓶子,还有人秘密贴出标语“大快人心”。北京有学生公开打出一幅横标“小平走好”。这话顺着读,意思是“小平好好地走”;换种读法就成了“小平走了,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而这一天决不会太远,中国人民将摆脱恐惧,发出其内心真正的声音。我相信,对“六四”的严正谴责必将重占上风,历史罪人终究还是会被确认为历史罪人。退一万步讲,就算民心如水,本无定向,朝东暮西,反复无常。那么,今天它能变过来,难道明天它不能又变过去吗?我敢说,至少邓小平本人是不怀疑这一点的,否则,他为什么要在临终前嘱咐将遗体火化,连骨灰也不保存,洒入大海呢?你真以为他有那么浪漫吗?
   3.驳“不得已”
    有一种为“六四”辩护的论调,曰“不得已”。根据海外流传的一份所谓“邓小平遗嘱”,其中写到:“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件事情我感到难过,那就是八九年的事。那个时候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执政几十年,没见过,眼看我们共产党人用无数鲜血和生命牺牲所换来的政权就要被颠覆,就要垮台,很危急,所以开了枪,结果死了很多人,有的是解放军,有的是年轻的学生娃娃。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後来也想过,也许还有更好的办法,但当时的决定是形势所逼,是不得已。”
    “不得已”一说实在不值一驳。道理很简单。要知道,人世间各种大的过错或罪恶,十之七八都是为了掩饰或拒绝改正先前的一件过错,一件较小的过错而“不得已”犯下的。例如强盗,强盗本来只想掠走财物,强盗本来并不打算杀人。强盗只是因为害怕失主上来争夺才“不得已”杀死失主,害怕目击者前去告发才“不得已”杀死目击者,害怕警察把自己抓进监狱才“不得已”杀死警察。因此,要看一件所谓“不得已”之事是否情有可原,关键是看在这场冲突中你是有理还是无理。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压制不同政见,这本身就是错误的;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邓小平顽固坚持专制立场,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而不惜开枪杀人,这只能是错上加错或曰罪上加罪。
    不错,在民主运动中,我们既要敢於进攻,也要善於妥协。如果我们只知进攻而不知妥协,对方在情急之中便可能作出过於极端的行为。一旦对方作出过於极端的行为,那固然加深了对方的罪孽,但同时却也使得己方蒙受过於重大的损失,其效果反而不好。基於这层考虑,我们确实可以说,在八九民运中,示威者未能“见好就收”是一大失策。不过这决不等於说邓小平在情急之中下令开枪就是“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因而便不再是犯罪。我要强调的是,所谓“没有选择”的情境其实都是有选择余地的,只不过可供选择的余地更小、更难而已。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就是指在某些极端的情境中,当事人要比在其他情境下更容易做出不可挽回的错事。当我们说某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时,那语气常常带着遗憾的感慨,因为我们充分理解当事人的困难处境;可是,千古恨就是千古恨。你或许可以为邓小平在六四下令开枪一事表示某种遗憾,但遗憾的前提必须是肯定那终究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行。
   
   4.邓传下卷为何难产
    记得两年前,邓小平女儿毛毛来美,为她写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英文版)一书促销;提及六四,毛毛称之为悲剧,也说那是“不得已”。不过毛毛没有讲明她所谓的“不得已”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共产党搞专政,搞镇压,从来都把自己说成是被动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按照这套逻辑,共产党专政既是天经地义,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共产党“不得已”只好镇压。假如毛毛说的“不得已”就是这个意思,那自然不必多说。但平心而论,我看毛毛还不是这个意思。
    说来也是,毛毛写的邓小平传的上卷已经出版好几年了,但其下卷却拖到今天尚未面世。原因何在?当然,下卷很不好写,尤其是六四这段故事不好交代。无非是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说,从八九民运爆发之初,邓就打定主意要坚决镇压,可是赵紫阳却拼命反对,致使镇压之令迟迟不能落实,民运得以坐大,最後“不得已”而动用机枪坦克。不过依我之见,这种写法未免有悖情理。不错,在八九民运中期,当局的态度一度较为温和,但那不可能只是赵紫阳一派之力,除非赵派同时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或默许。据当年的<南华早报>和<明报>透露,四二七大游行之後,赵紫阳赶到北戴河见邓小平,提议对学生采取软办法。邓对赵说:“你所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局面,......如果局势稳住了,你可以执行你的方案,如果它可行的话,不必管我曾说过的话。”这里,“我曾说过的话”应是指四二六社论,该社论是邓授意写的,其中把学运称为动乱。赵紫阳在五四讲话中,态度温和,只字不提“动乱”二字。赵在五一七代表政治局五常委的书面讲话中,更明确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说,赵在这段期间采取的态度,是得到邓的同意或至少是默许的。因此,所谓“不得已”的另一种写法是,在八九民运期间,邓一度同意作出某种让步,以求得息事宁人。但是,让步的结果没能换得息事宁人,反而成了惹火烧身,最後“不得已”重新采取强硬措施;由於民运已经借机演成燎原之势,要扑灭就不得不动用极端手段,所以是“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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