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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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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奥巴马胜选对中国的冲
·大饥荒时代的有力见证——观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如何启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驳“北京内幕:胡锦涛亲自下令逮捕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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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刘晓波 继续推进宪章签名运动
·谈胡耀邦逝世与“八九”民运
·谈谈《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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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荐好书《麦苗青菜花黄》
·反驳为六四辩护的一种论调
·从“只想领导自己”到“有能力领导世界” ——《中国不高兴》说明了什么?
·二十年前的今天——介绍《八九中国民运纪实》
·对“白衣行动”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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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通社文章《人间正道是沧桑》
·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
·掩耳盗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开了什么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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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与奇迹
·解析新疆事件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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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权合法性——谈谈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荒诞中国
·再谈回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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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失踪者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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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胆英雄冯正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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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李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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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篇官方报道看今日中国“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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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六四”日记》披露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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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关注海莱特 揭露大阴谋
·“是如何”重要 “如何是”更重要——再谈六四与中国模式
·点评《李鹏“六四”日记》
·也谈旅法华人6.20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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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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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龙应台北大演讲叫好
·米奇尼克到中国这场对话不寻常
·从甘肃泥石流灾害看中国的官员问责制
·从甘肃泥石流灾害看中国的官员问责制
·重建非暴力信念,让更多的人加入异议活动
·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
·中美关系新动向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对温家宝讲话应予肯定
·如何看待温家宝讲话
·无言者的代言人——写在廖亦武首次出访之际
·谈谈对温家宝讲话的若干争议——兼与余杰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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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

一、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化革命是一场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因此,如何理解这种广泛的群众参与,就成为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文革中的群众参与给出解释。在我看来,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参加文化革命的基本动机是为了争取承认,为了争取声望,为了证明自己革命,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对他们而言,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这当然不是说,在文革中,群众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只是说,各种不同的思想行为大致都可归之於一个相同的心理动机。由於人们的处境不同,性格不同,对革命的理解不同以及诸如此类,因此他们的思想行为会表现出颇大的差异;但是,那并不妨碍他们在心理动机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二、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社会
    众所周知,当年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
    在人类生活中,政治本来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按照阿伦特的观点,仅有政治活动才能赋予生命的意义。人类最精华的本质在於追求不朽;而达成不朽的唯一方式,便是进入公共领域并在其同类中安身立命,因为唯有与他对等的人方能判断其行为,同时也唯有借助於同类的在场见证,才可能使他的行动进入共同记忆即历史之中,并维持不朽。福山根据黑格尔的理论认为,人不仅有满足肉体欲望的需要,而且还有需要他人的需要,也就是希望获得他人的承认,尤其是希望被承认为一个具有某种价值和尊严的存在者。为了赢得这种承认,他甚至乐於冒着风险,克服其动物本能而追求更高更抽象的目标。这就是政治的意义之所在。
    在当年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是革命。别佳耶夫指出,在俄国,革命并非仅仅被理解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种冲突,革命简直是一种宗教。中国的情况更加如此。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被视为唯一正确的人生目标。举凡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独立的价值,唯有从属於至高无上的革命才有意义。起码是在理论上,大家都承认,革命是一个人们应当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而被革命所排拒,甚至被认作反革命,那就比单纯的肉体死亡还更加痛苦。革命既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也是人生的唯一归属。
    在一个高度革命化的、由所谓革命者掌控了全部资源的社会,革命和个人物质利益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本来,革命是贬低个人物质利益的。革命要求你“吃苦在前,享乐在後。”革命具有克制个人物质欲望的斯巴达式的外貌。因此,革命具有吸引理想主义者的强大魅力。但与此同时,既然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资源,既然革命被确立为人生的唯一价值标准,因此这种社会又不可避免地会依据人们的革命程度而安排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它势必要按照人们的革命程度给予奖赏和惩罚;因此,革命又常常是(虽不必然是)有利可图的,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则必定是受剥夺的,是吃亏倒霉的。这就迫使那些本来不追求革命的人也不得尽量做出要革命的样子。於是到头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革命追求有多真诚或多不真诚,你都会卷入到比赛革命的革命中去。
    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不仅被大家视为唯一的价值,事实上它也的的确确是唯一的价值。因为其它活动一概遭到否认、压抑,或者是被局限在一个相当狭窄而又大体平均的范围之内。譬如说,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赚大钱是多么光荣的事,事实上你也没有赚大钱的机会,周围也没有谁比别人有太多的钱。一般人(这里主要是指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大都过得去,还不至於为了糊口而必须终日劳碌无暇它顾。换言之,人的物质欲望既有基本的满足,故而缺少迫切的冲动,再加上没有明显的诱惑和没有独立追求的机会;这就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民众将其精力投入政治,投入所谓革命。
   三、没有对手的革命
    和以往历史上的各种革命都不同,文化革命——如果你硬要称它是革命的话——是一场没有真正的对手的革命。由於十七年的极权统治,大多数人的思想心态均被铸入同一种模式,大家信奉的是同一套革命理论,服从的是同一个最高权威(甚至连文革的被打倒者也常常采取的是同样的立场)。尽管人们对同一套理论的理解有所不同,各自心目中的领袖形象也远非一致;但只要大多数人还都认同一个权威,整个运动就必定还处於最高当局的控制之下,任何真正具有离经叛道色彩的观点和行动就必将遭到有效的压制。因此之故,文革中群众之间的斗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异端或异教对正统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争夺同一个正统的竞争,争夺同一个权威支持的竞争。在没有公开的外部竞争者的情况下,文革势必成为一场内部的竞争。
    文革既然是一场内部的竞争。因此,文革的参与者必然会关心自己在这场竞争中的地位,他们希望自己能跑在众人的前面,至少是不要被运动所抛弃。换句话,大家都希望通过运动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显示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唯恐被众人视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我们不能说这是每一个参与者都最关心的问题,但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是每一个参与者都不得不关心的问题。
    诚如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言:政治就像踢足球,流行的战术不是制定规则的人期望的那些,而是球员发现能赖以取胜的那些,而人们隐约感到,那些最可能使自己获得胜利的手段和那些最能够把国家治理好的办法常常不是一回事。
    文革的情况便是如此。在文革中,人们之所以采取某种政治观点,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那种观点是正确的,是革命的,而且还因为他们发现采取那种观点更容易证明自己革命,更容易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或者是更不容易被他人误会为不革命以至反革命。一个人去做一件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情,这是一回事;一个人去做一种他认为最能招致他人好评的事情,这很可能是另一回事。一个人把问心无愧作为最高标准,他会采取某种做法;一个人把赢得他人承认(或避免他人否认)作为最高标准,他常常会采取另外一种做法。
    我们知道,文革中最流行的心态是宁“左”勿右。一事当前,大多数人总是宁可采取一种比他们真心认为正确的立场还要左上几分的立场。这既是求胜的策略——左对了,证明你比别人更革命;这也是自保的策略——左错了,那只算认识问题,你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仍是得到肯定的。既然大多数人都宁“左”勿右,互相作用的结果,又怎么不导致越来越左的结局呢?本来,在任何一派政治力量内部,在任何一种政治运动内部,都存在着这种宁“左”勿右、越来越左的天然趋势;只不过在多元社会中,由於其它派别、其它运动的对抗和牵制,防止了这种趋势走向极端。整个社会有可能在各种对立的力量的相互制约中获得某种平衡;一旦社会本身是高度一元化的,那么,这种激进化趋势发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了。照理说,毛泽东关於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就够左的了;然而在实践中,群众
   的做法往往比毛的理论还要更左,有时候,甚至连毛本人都无法对那些极端行为的泛滥实行有效的约束。究其实,这种极端行为的泛滥正是那种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机制的自然结果,尽管毛本人不一定对这种效应有清楚的自觉。
   四、文革——表演革命的舞台
    正常状态下的极权社会无疑是一个壁垒森严、僵硬死板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尤其是年青人,十分缺少表现自我和发挥创造力的正当机会。人们的进取心和表现欲一概被严格地限制在当局所规定的既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沉闷和压抑;而且,越是那些有能力、有抱负的人越可能感到沉闷和压抑,越是那些处境优越因而自命不凡的人越可能感到沉闷和压抑。
    文革的爆发,意味着给这种压抑的能量提供了一个渲泄的出口。毛泽东批准了一张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封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那立刻就引起了全国性的巨大骚动。这场骚动与其说是社会阶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如说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表明了年青人对先前那种缺乏刺激和挑战的生活而进行的一种反叛。学生们兴奋地发现,他们从此可以摆脱日常生活的琐碎平凡而进入一种充满伟大变化的历史场景,可以不顾各级组织的层层管束而径直登上政治舞台,可以不再充当消极被动的螺丝钉而在复杂的斗争中发挥出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不错,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命,但是,既然在过去他们还必须服从每一级地方组织的控制,那么,如今的他们可以拒绝服从各级地方组织而仅仅是服从最高当局,这首先会使他们获得一种自由感、解放感,而不是压迫感和束缚感
   。更何况他们那时还正以服从最高当局为原则为光荣呢。
    多年以来,共产党不断地向民众灌输它那套意识形态,灌输它精心编织的革命历史神话。这使得许多人(特别是许多青少年)对革命抱着一种高度浪漫化的憧憬,对革命的暴力行为怀有极大的欣赏和崇敬,对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英雄充满效仿之心。因此,只要现实生活提供了某种理由或借口,许多人就会迫不及待地进入角色,以种种夸张的姿态显示他们的革命精神;而那种普遍的夸张表演反过来又造成了一种煞有介事的气氛,以致於使得这些人把表演变得和真实难解难分。如果我们把这些狂热份子称作真正的信徒(True Believer),那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过於装腔作势;然而,我们也很难把这一切仅仅称为表演,因为它们的的确确造成了可怕的现实。
   五、对若干现象的解释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文革中群众的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了。不妨举几个例子。
    1、关於造反
    和现今流行的解释不同,文革中的造反首先还不是对压迫的反抗。因为最早的造反者大都是红五类出身,党团员,积极份子,既得利益者,不错,造反是指对那些仍然享有正统地位的当权派发动攻击;可是,这种攻击决不意味着反抗正统。恰恰相反,造反者是站在更正统的立场,批判对方的背离正统。因此,只有那些原先就具有正统的身份,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最高当局的承认具有更大信心的人,才会率先打出造反的旗号,照理说,这种人既然是原体制下的受益者,因而似乎没有造反的动机;其实不然,因为这种人比别人更早地领悟出文革的意义,他们正要通过造反的行动来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尽管说到後来,造反派队伍吸收了不少原体制的受害者,少数造反派人士还萌生了若干异端思想,不过这两类人始终未能构成造反派的主流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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