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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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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七年谈


   甲:不久前我回了趟北京,我发现北京不再是同仇敌忾的愤怒之都,也不是沉郁压抑的悲情城市,我感到很困惑,也很失望。难道人们这么快就把六四淡忘了吗?
   乙:其实,海外的情况也相差无几。这两年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人数比先前少多了。
   丙:我并不认为国人已经忘记了六四。只要看一看每逢六四忌日当局如临大敌的紧张模样,有识者便不难体察到民心远远不像乍一看去的那般驯服。在缺少表达自由的地方,当局的反应正好揭示出民间反抗情绪的潜在力量。

   甲:话虽如此,不过依照我的观察,这几年国人的反抗情绪似乎也确实有所低落。严重的问题在於,持续的高压不仅抑制了人们反抗意愿的表达,到头来它也降低了反抗意愿本身。
   乙:这恐怕是在所难免。人们若要长期地坚持对其所在的制度的否定立场而又无从公开表达宣泄,势必会在精神上、心理上造成持续累积的焦虑和抑郁;为了减轻这种压力,一般人就会有意无意地软化自己的立场。近几年国人流行句口头禅,叫“别活得太累”。这里所说的累,当然不是指体力上的繁忙劳碌,而是指心理上的沉重压抑。说别太累,正好说明大家本来很累,心理上压力很大。普通人难以承受这种长期的精神紧张和精神疲劳,他们要自寻解脱,因此,他们就把六四的痛苦记忆搁置到了一边,降低了反抗的意愿。
   丙:民众心态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六四的枪声响起,民众的愤慨达於顶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倘若不是面对现代化的坦克机枪,愤怒的北京市民一定会演出攻陷巴士底狱的伟大壮举。事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六四事件激起的巨大愤慨中,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无奈。你看到强盗持刀行凶,你当然会愤慨;如果你是个警察,手里正握着一支枪,你可以制服强盗,你就不必过於愤慨。当悲愤能够转化为实行正义的力量时,悲愤也就得到了缓解。我们的问题却在於,我们眼睁睁地看见当局开枪杀人,但无力制止,无力防卫,无力报复。我们因愤慨而感到无奈,又因无奈而倍感愤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专制相继宣告终结,偌大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土崩瓦解。这无疑给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再加上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即七六年四五运动)的经验,许多人预言中
   共强硬派的统治必将在两年内垮台。
   甲:可是,这种预言没有兑现。
   丙:但那并不等於说这种预言毫无根据。以当时的情势,老百姓义愤填膺,统治集团军心不安,假若邓小平在这时就撒手归西,谁能担保不会发生戏剧性的重大变化呢?我们知道,政治预言常常具有自我暗示、自我实现的性质。“四面楚歌”本身就是一件很厉害的武器,它能够起到瓦解对方士气的作用。在淝水之战中,秦军中有人大喊“秦军败了”,引起秦军人心大乱,果然大败。不过我这里要指出的是另一面,尽管说在当时,民众的反抗情绪很强烈,期待变化的愿望很急切,但与此同时,其心理又是很脆弱的,有很强的无力感。人们只是盼望着中共上层爆发矛盾,而对自己主动地促成变化则缺少信心。几年一下来,邓小平偏偏没死,中共上层也没有爆发矛盾,热切的希望就转化为深刻的失望,人们就陷入悲观消沉。如前所说,大愤慨中本来就包含着大无奈。大愤慨常常是大消沉的前奏。因此,後来出现的普遍消沉就是很可理解的了。
   二
   甲:如果人们仅仅是悲观无奈,问题倒简单了;因为那表明人们从思想意识上还是拒绝专制政权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从这两年的情况看,不少人反而倒去认同中共专制了。过去大家都说,六四屠杀使中共政权丧失了合法性。可是到现在,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似乎又得到了某种恢复。若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我能理解,也能原谅。但是,被动的忍受是一回事,主动的接受是另一回事。
   乙:这无非是“成王败寇”、“强权即公理”的逻辑在起作用而已。现在一般人都把“强权即公理”这句话视为一句反话,不承认强权就是公理。可是这句话最初的意义是说“强权造成公理”。这就是说,那些由於具有力量上的优势而取得权力的强制性的权力占有者们,会成功地——至少是部份成功地——引诱失败的一方承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以及由自己制定的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满人入关,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扬州十日屠,血流成河。後来满人胜了,建立起清王朝,没过多少年,汉人就认同了清王朝,歌颂起“乾嘉盛世”来了。
   甲:照你这么说,那岂不意味着六四屠杀不是摧毁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反而倒是强化了它的合法性?
   乙:如果邓小平不是相信屠杀能够起到维持中共政权的作用,他干什么要下令屠杀呢?中共政权难道不一向是凭借残酷镇压才巩固住自己延续到今的吗?起初人心当然是不服的,久而久之,许多人也就认了。
   甲:可是我要追问的一点恰恰是,人们是怎样从不服变为认可的?
   乙:存在着一种来自权力关系双方的心理压力,使得有必要把强制性的权威变成合法的权威。一方面,统治者为了减轻因对他人使用暴力而造成的罪过,不得不把自己的权力合法化。也就是说,统治者会努力做出某些一个合法的权力所应该做的事情,譬如说维护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看到,六四之後,中共进一步推动改革,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甚为可观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般民众要求富民强国的愿望。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这就叫“反革命执行革命的遗嘱”。民运被当局压下去了,但是民运提出的一部份要求却被当局接了过来。也就是一些史学家讲的实行让步政策——这和统治者实行反攻倒算的另一手同时并举。不少民运人士说,八九之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实际上也和民运的推动分不开。此话甚是有理。邓小平在九二年提出深化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主张,明显是受到八九民运以及苏东巨变刺激的结果。如果统治者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它就会自欺欺人地宣布它所采取的暴力压制措施是出於不得已,因而也就是正当的。
    在民众这一方面,正因为他们无权无势,有很强的无力感和无奈感,那就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调整自己以便适应现实。换句话,他们会有一种把强权合法化的心理需要。好比一个被强掳成亲的女子,她发现自己无法挣脱对方的控制,她就会反过来想是不是和对方过下去算了,只要对方能够履行一个合法丈夫的职责的话。一方面,那个非法的丈夫在把女人抢到手後会做出一些一个合法丈夫应该做的事;另一方面,那个被强行成婚的妻子则会在无法挣脱强制的前提之下,因为对方做了一些合法丈夫该做的事而放弃反抗的念头,转而接受婚姻的现实。这样,一个原本没有合法性的婚姻也就取得了某种合法性。
   丙:你解释了一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在中外历史上,大部份权力都是先靠暴力取胜,树立起对失败者的强制性权威,然後再成功地改造失败者,使他们承认统治者的合法性。这也是因为在过去,人们没有判定合法性的另外的一套标准。其实,古代中国并没有“合法性”这个概念,只有“正统”概念与之多少有些相似。可是,谁是正统?谁不是正统?没有明确的标准,不大说得清楚,到头来免不了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满人夺了明朝的权,杀了许多汉人,汉人当然不情愿承认满清为正统;但是,既然清政府取得了胜利,控制了局面,并且在治理国家上作得一点不比明政府逊色,广大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你一味地不认帐,自绝於政府,究竟又有什么意义?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政权易姓,也就是一家一姓之 国的兴亡和我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否定文化、否定文明即亡天下,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了。顾炎武把清政府视为野蛮人,从保卫文化、保卫文明的原则出发,他拒绝认同清政府。可是後来人们发现满人并不是蛮子,他们也在认真地学习和实行中国的文化。这样一来,人们要拒绝认同清政府就越发地缺少根据了。今天则不同。今天,我们具有了宪政民主的概念。我们认为,一个政府,只有当它承认基本人权,立足於人民的同意,它才具有合法性。基於这条原则。我们理直气壮地批判专制,否定专制。
   甲: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今天还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懂得一点自由民主理念的人也要转变态度,放弃反对立场呢?
   丙:心理学家发现,人的观点、态度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反过来,人的行为也可以影响人的观点和态度。起初,你是想反抗而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所以你没有反抗。然後你就会努力说服自己不必反抗,不值得反抗。人常常有一种把自身行为合理化的倾向。这就是强权能够扭曲人性、改造人心的原因。强权控制了你的外部行为,然後你就会改变内心的态度以便和自己的外部行为相一致。举个例,六四後不久,有学者提出“撤出广场,退回书斋”。如果你甘愿做一个静守书斋不闻世事的学者,静静地做就是了,发宣言干嘛?而且,为什么不迟不早,偏偏在六四枪声之後才发?你分明是被当局用枪杆子赶出广场、躲进书斋的,可是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被驱赶的,因为你担心那会显出自己的无奈和屈辱,所以你就要宣称你是自愿撤离、自愿退隐的;你甚而还进一步宣布我们当学者的本来就该静守书斋,不该去广场
   凑那份热闹。这就等於说当初上广场的行为反而错了,等於说那些至今仍不肯撤出广场(即不肯放弃社会关怀)的人反而错了。
   乙:狐狸想吃葡萄,跳了半天够不着,只好放弃,然後就悻悻地说那葡萄其实是酸的,我才不稀罕呢。
   甲:这两年当局宣扬一种论调,说什么西方的人权观不适用於东方,标榜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少人开始表示赞同。如此说来,那并非这套论调具有多少说服力,而是因为它迎合了一些人给自身行为合理化的心理需要。
   三
   丙:人在压力下退让,然後再编出一套体面的说词为之掩饰,这还不足为怪。重要的是,我们切不可走得太远,以至於弄假成真了。狐狸嘴上说葡萄酸,心里还是知道葡萄甜。万物之灵的人可不要到头来把这点常识都真的扔掉了。
   甲: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些先前介入过民运或同情民运的人,自己躲开不说,还要回头来对那些依然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人指责嘲讽。
   乙:英雄未必恨懦夫,懦夫必定恨英雄。不恨英雄的懦夫已然不是懦夫,因为“知耻近乎勇”。据哈维尔讲,当年他参加七七宪章运动,受到警察监视。这就对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构成了“不方便”,别人担心受牵连而对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布罗茨基写信问哈维尔:“你真的敢肯定人们当时回避你仅仅是因为出於尴尬和担心‘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到那个制度的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至少没有一些人只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倒霉蛋,所以值不得和你打交道?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你不但不是你所坚称的不方便,抑或在不方便的同时,还是一个很方便的错误行为的样板,因而也是可观的道德安慰的来源,就像病人之於大多数健康人那样?难道你没有想象过他们在黄昏时分回到家後对他们的妻子们说:‘今天我在街上看到哈维尔,这下他可惨了。’或者,难道是我误解了捷克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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