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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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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後

1、自由之後又如何
    当极权统治存在时,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可能垮台?当极权统治垮台後,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还能存在?
    在中国,极权统治尚未结束。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思想改造运动的否定,不等於思想自由原则的确立。不过,单单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否定,便足以引起人们的事後惊讶。连我们这批当事者都常常纳闷:思想改造既是如此的荒唐和有害,怎么当初我们还会那样热情而认真地响应和投入?
    自由有如空气,唯失去之後更觉其宝贵。可是,一旦人们赢得了自由,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有了自由还不等於有了一切。近些年来,国人的眼界大开。我们对西方社会有了更多更切实的了解。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未来中国的变化前景。一方面,我们对自由民主在中国的胜利有了更坚实的信心;另一方面,我们对自由社会本身包含的种种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感觉。以下我将对实现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後可能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一番简单的讨论。我深信这番讨论是十分必要的。理想,只有当它仅仅存在於人心的想象中时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一旦转化为现实,势必显现出若干缺陷。这就很容易让一些热情而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感到失望。这种失望甚至会反过来降低他们的热情,而缺少足够的热情,我们就无法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理想。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理想兑现後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在更清醒的认知的基础之上铸造我们的信念,投入今天的斗争,迎接明天的挑战。

   
   2、是一种新的极权社会吗?
    我们知道,实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说到底,就是取消因言治罪。不过一直有人认为,仅仅是保护言论不受权力的侵犯,那并不足以实现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一个社会具有这样一种组织结构,使得权势者可以凭借暴力镇压之外的手段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全社会,从而使得民众无法形成实质性的不同政见;那么,这里的言论自由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而已。
    按照马尔库塞(Herbert Marcase)的观点,当代发达的工业文明,乃是一种舒服的、平稳的、合理的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它“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两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不错,这种社会接受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并使之制度化。但与此同时,它也就使得这些权利和自由变成了这个社会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这个社会共命运。“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於是,一个看来自由的社会就变成了自己的反面;於是,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极权社会。
    不难看出,马尔库塞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确有一脉相承之处。身为极权制度的直接受害者,我们很容易对他们贬低言论自由原则的观点表示强烈的不满;我们也很容易对他们向往的所谓社会革命以及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的追求表示强烈的怀疑。不过我们也应当承认,他们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在当代西方社会,某些尖锐的批评意见、反对意见,由於它们的合法化似乎反而削弱了它们的影响力。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归之为言论自由原则的胜利:由於医生卓有成效的工作,人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因而医生本人不再被人重视;这就叫“成就取消了前提。”(马尔库塞语)。我们还可以说,这些自称被体制所压抑、所消音的观念其实并未被社会所忽视,它们都曾经产生过相当可观的影响。在六八年欧洲的“五月风暴”中,马尔库塞被抗议者们奉为精神导师,可见其影响非同小可;
   至於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巨大影响更是有目共睹,不在话下。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猛烈地抨击西方社会对像他这样的异己思想进行压制,然而正是在西方社会之中,乔姆斯基平安地获得了广大的声名。由此可见,当代西方社会并没有剥夺言论自由的批判功能,它决不是什么新型的极权社会。话虽如此,我们总须承认,在自由社会中,那些拥有巨大的经济技术资源的人们更容易使自己的观念得到有力的传播,与之对立的声音则较难引起公众的关注。正因为这种社会接受了言论自由的原则,也就是存在着“观念的自由市场”,那反而会使许多人轻易地认定凡是占优势的观念必定是在观念的自由竞争中获胜的观念,从而松懈了自己的批评精神。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3、舆论的柔性专制与舆论的四分五裂
    其实,对现代自由民主社会提出批评者并不限於上节提到的那些激进思想家,许多自由主义者也发表过不少重要的批评意见。早在一百五十年前,托克维尔就讲到过“舆论的柔性专制”。托克维尔发现,在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中,多数具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极大权威,它“既能影响人民的行动,又能触及人民的灵魂”。由於平等观念的流行,人们很容易在思想、感情、趣味和行为方式上趋於一致。这就筑起了一圈多数的思想高墙,任何人倘若胆敢越出雷池一步,他虽然没有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危险,但必将遭到多数的排斥与歧视。多数的精神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於托克维尔要说:“我还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在思想的独立性和讨论的真正自由方面一般说来不如美国。”
    密尔的观点与此类似。在《论自由》一书中,密尔提醒人们要防止“多数的暴政”。他特地指出,所谓多数的暴政,不只限於那种借助於政府权力施加的暴虐,同时也包括那种借助於“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而施加的暴虐;尽管後一种暴虐通常不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後盾,但是,它“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於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入得多,由於它奴役到灵魂本身”。
    讲到“多数暴政”的危害,我们都有切肤之痛。共产党明确宣布它所实行的就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应该承认,在共产党统治的兴盛时期,它确实拥有过庞大的多数。借助於多数本身具有的莫大权威,共产党在压制不同政见时,也并非总是一味地采取直接的暴力。而这种以多数的名义施加的精神暴虐,也确实常常比单纯的暴力压迫能对人心构成更严重的摧残。尤其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共产党主要地、大量地是采用了所谓“舆论的柔性专制”手段。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仅仅是凭借多数的精神力量去打击不同政见和自由思想,尽管它可以来得更深刻,但却很难广泛,更难持久。这就是说,一个社会只要接受了言论自由的原则,事情总会好办得多。假如托克维尔对当年美国的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後来的事实则表明,他所批评的那些现象并没有维持得太久。後来的美国,在思想的独立性和讨论的真正自
   由方面并不比别国差,而是比许多国家还要高明。
    当代法国政论家贺维尔(Jean-Francois Revel)认为,民主社会并没有像托克维尔担心的那样导致“舆论的柔性专制”。在民主社会,“舆论并没有变得越来越一律或越统一,事实上,它倒是变得越来越发散和越来越歧异。”在这里,人人都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彼此间很少理解,甚至也很少有理解的愿望。整个社会陷入了分裂与涣散。依贺维尔之见,这才是当代自由民主社会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贺维尔的批评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不过他确实指出了自由民主社会中一种并非罕见的现象。毕竟,我们需要言论自由,并不只是为了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自由的讨论去获得真理,择善而从。言论自由给了我们坚持己见的权利;但是如果缺少了对真理的严肃承诺,我们就很容易在自由的名义下变得固步自封,变得不进油盐,变得使气任性。这样一来,讨论将不成其为讨论而成了各说各话,它不但不会帮助人们接近共同的真理,反而会促进人们彼此的分离和对立;於是,自由也就失去了它宝贵的内涵。
   4、群众的反叛与大众文化
    还在六十多年前,西班牙哲学家奥德嘉(Jose Oretega Y Gasset)指出,当代西方文明面临的最大危机是“群众的反叛”。奥德嘉把人分成两种族类:“严格自我要求,竖立起艰难与责任,这是一种族类;另一种则是,对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而只是依照自己本然的样子日复一日地生活,不会把臻於完美的奋斗加诸於自己的身上,只是随波逐流。”他把前者称为“少数的选民”(select minorities),後者称为群众。这种区分不是所谓社会阶级的区分,也不是智力才能高下的区分。它和中国古代关於君子与小人的区分颇为相似。“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不是君子不知利,而是君子知道有比一己之利更高的理想。他能够把是非真伪和一己之利害分开,把善恶美丑和一己之好恶分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大量的群众,这不足为奇。问题是,“在一个健全的,具有动力的社会系统里,群众承认且安於其地位。”“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即是腐朽平庸的心智,这样的心智自知是腐朽平庸的,但却理直气壮地肯定平庸腐朽的权利,而且随意地强使於各处角落之中。”
    奥德嘉强调:“任何人若希望有观念,则必须有渴求真理的欲望,而且接受寻真理这场游戏所必须遵守的规则。无法接受统御着观念的更高超的权威,无法接受一连串能诉诸讨论的标准,而谈论观念是毫无用处的。”群众却根本否认有什么价值鉴别的标准。他们没有追求真理的诚意而只是一味地随心所欲。如果我们把自由理解为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便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地上进,也可以自由地不求进取,甚至自由地堕落。其实,不求进取以至堕落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这样做还心安理得,志得意满,反过来对他人真诚的追求表示蔑视,并依仗着人多势众对之进行打击。这就对自由本身造成巨大的威胁。
    这里,我们不妨再讲一讲大众文化的问题。本世纪以来,伴随着物质的丰裕,传播工具的发达,以及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大众文化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可谓有利亦有弊。大众文化的好处是,它使得更广泛的大众有了更多的接触各种文化和娱乐的机会;有利於大众增长见闻,扩大经验;有助於社会成员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从而产生同情心和共识;还能够帮助大众丰富生活的内容,增进人生的意义;如此等等。
    大众文化的弊病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它的牟利性或曰商业性。当然,牟利性这一特点和经济的市场化或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密切相关;所以在非市场化的社会中倒不会产生这一特点,因此一般也不容易出现发达的大众文化。不过若说牟利性是大众文化的弊病,那首先是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即大众本身的弊病。一本格调不高的小说能赚大钱,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读者乐意花钱买它来看。这只说明那些读者的欣赏趣味本来就不高。某些粗俗低劣的大众文化无非是投其所好而已。但是,好比吸毒会上瘾一样,某些大众文化既以迎合与满足人们的低俗品味为目的,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和加强了人们的低俗品味。这就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其实,品味高尚者也常常免不了会有一些不那么高尚的欲望。这种人也会对大众文化感兴趣,作为调剂,作为娱乐,甚至也作为增长见闻和认识人生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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