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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胡平:评天安门自焚事件(系列文章之二)
·中国宜采用内阁制--论未来民主中国的制度选择
·法轮功与人民圣殿教
·评天安门自焚事件(之三)
·一言传世的思想家
·北京弄巧成拙的回应
·评“反邪教”签名运动
·谅“无言以对”无言以对
·震惊之外的震惊
·精神控制必定是一套物质性操作
·从法轮功现象谈起
·法轮功具有防止人自杀的作用---江泽民弄巧成拙
·从沈国放讲话和解放军报文章看撞机事件真相
·赵紫阳对戈巴契夫还讲过些什麽?──评点《中国“六四”真相》(1)
·关于5.16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的记叙有重大遗漏--评点《中国“六四”真相》
·李鹏笨不笨?--评点《中国“六四”真相》(3)
·《中国“六四”真相》问世
·江泽民是温和派吗?
·强化权利意识,坚定民主理念
·《“六四”真相》对谁有利?
·凭历史的良心写有良心的历史
·论自由民主与共产专制的基本分歧--答华生先生《策略失误还是本体错误》
·新国大案杀人灭口说明了什麽?
·屠婴、打胎与避孕
·对法轮功定性的不断升级说明了什麽?
·中共申奥——羊毛出在狗身上
·种族歧视与人权观念
·怵目惊心的统计数字
·私营企业主入党变不了中共独裁本性
·邓拓之死──文革期间自杀现象研究
·反腐败与权力斗争
·谁想杀赖昌星灭口?
·程式、规则比内容更重要
·谈谈赖昌星引渡的免死保证问题
·谈原教旨派的生存空间
·共同重建集体记忆
·无罪推定、宁纵勿枉及其他
·共产党一党专政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中国稳定吗?
·爲言论自由不懈抗争──公开的和平的悼念权利(一)
·爲言论自由不懈抗争(二)──澄清人权概念上的种种混乱
·爲言论自由不懈抗争(三)──反人权论剖析
·对《六四真相》的重要补充
·爲言论自由不懈抗争(四)──爲什麽说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
·别把他们的观点当真,但是......
·文明与野蛮之战
·灾难中的纽约人
·关于法轮功
·911恐怖袭击与民航安全
·也谈恐怖主义的根源
·评“反邪教”签名运动
·爲坚持自由而战
·切勿鼓励恐怖活动
·江泽民指鹿爲马
·赫鲁雪夫谈中共
·皮诺切特爲何崇拜毛泽东
·自由是生存与发展的保障──评《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
·《反美主义》评介
·911恐怖袭击与美国的中东政策
·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原则
·【书评】听“假洋鬼子”谈民族主义──读林培瑞《半洋随笔》
·文革研究的新成就——读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
·推荐《“六四”真相名家谈》
·铁面宰相的无奈──读《朱容基在1999》(舒崇)
·我看徐匡迪"辞职"
·中共会调整对台政策吗?
·读茉莉《人权之旅》
·永恒的纪念——读杨小凯《牛鬼蛇神录》
·是文明的冲突吗?--再谈911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加速度原理
·王若望在晚年达到生命的高峰(在王若望先生追悼会上的发言)
·也谈乡愁
·读李文和感言有感
·读李文和感言有感(之二)
·李文和案与美国社会制度
·读韦君宜《思痛录》
·给某些反法轮功人士上一课
·黄谷阳爲何杀人自杀?
·江泽民,退?不退?半退?
·爲长春播放法轮功电视片申辩
·中国的脊梁──推荐《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份子评传》
·可以推论的人──写在《许良英文集》出版之际
·从“希望工程”弊案谈起
·别以爲老实人好欺负
·又见“追查谣言”
·争取民主首先要争取言论自由
·中共政权爲何长寿?
·胡锦涛爲何拒收信件?怕里面有法院的传票!
·“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
·互联网与言论自由
·在西方,只有媒体老板才享有新闻自由吗?
·单眼人,双眼人与异族通婚
·跪交请愿书也是非暴力抗争
·纪念“六四”十三周年
·杨建利事件与中国的法治
·共军还会向民衆开枪吗?
·为了自由与尊严
·私産入宪与归还産权
·胡平书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问世
·胡平书评:读戈尔德哈根《希特勒的自觉帮凶》
·胡平书评:棗詹姆斯?曼《向後转》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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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人走出来的——论争取自由的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论争取自由的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上)
   一、存在的困境
    思想控制,说到底,是对思想表达的控制;因此,争取思想自由,实际上就是争取思想表达的自由。

    几年前,国内一位作家出国访问。别人问他中国有没有创作自由,他回答得很干脆:“有。”这个答复立即引起另外一些作家的非议。事後这位作家辩解道:
   “我说中国有创作自由,没说中国有发表自由。”这种辩解很巧妙,但却是概念的混淆;因为我们所说的创作自由,就是指发表创作的自由。
    在共产制度下争取思想表达的自由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业。最令人困窘的一点是,在这种制度下,你越是争取思想表达的自由,由於它很可能招致当局的压制,因此到头来你越是有可能会失去仅有的思想表达的自由。反过来,如果你从来不直接地、公开地争取思想表达的自由,你就有可能保住你原有的表达思想的机会,因此你反而能够比别人更多地表达你的思想。试看今日之中国,许多力倡言论自由,大胆讲出不同政见的人们,要么被监禁,要么被放逐,要么被禁止出现在公开论坛上,从而在国内广大公众中好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那些从不参与或很少参与争取思想自由的人们,则始终保持了他们对国内公众的发言机会并由此造成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後一种人在促进国人的思想活跃方面作出的贡献比前一种人还更重大或更有实效。然而问题在於,面对着共产
   党的思想控制之网,假若人人都只是盘算着怎样从网眼里钻过去而不是努力摧毁它,这张思想控制之网岂不是得以永世长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对於那些决心摧毁专制之网的人们来说,我们不能仅仅满足於我们行为的正义性,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何使我们的行为产生最大的效果。经验证明,即便在最严厉的思想控制之下,一个人要产生自由的思想也不像某些局外人想像得那么困难。真正困难的乃是如何使自由的思想能够公开的表达和广泛的传播,并最终取得胜利。
    美国学者赫契曼(Albert O.Hirschman)在他那本“充满新思想”(肯尼思·阿罗语)的小书《退出、提意见与忠诚》(Exit,Voice and Loyalty)中写道:当人们对其所在的组织、公司、政党或国家不满时,他们可以采取退出的方式表达不满,也可以留在内部提意见;所谓忠诚,是指一个人在分明可以采取退出的方式时仍然留在“体制内”谋求改进。在这里,退出或出口是指有替代物,有竞争者;提意见或声音是指有表达意见的言论空间。不言而喻,这几种抗争手段都须是在一个有竞争的、开放的大环境下方能充分发挥效用。赫契曼对於在不同的情况下这几种抗争手段的表现、效果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十分透辟和极富启示的说明。可惜,作者没有花多少笔墨分析极权社会的情况。按照作者的观点,极权统治、一党专制的特点是既无出口,又无声音,自然也谈不上有忠诚。这当然只是一种简单化的概括。极权制度既是人间之物,它决不可能天衣无缝,再者,借用索尔仁尼琴的话,“无缺
   陷的制度总是要靠有缺陷的人去执行”,因此,在极权制度下从事卓有成效的抗争依然是可能的。苏联与东欧的变化业已提供了成功的例证。中国的极权制度虽然尚未根本转变,但它无疑正处於衰落的过程之中。赫契曼的著作虽然未对极权社会的情况展开细致的讨论,但他提出的那些概念和思路仍然富有借鉴价值。
    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我或多或少地已经讨论过极权制度下人们从事反叛的方式和意义。以下我打算对此再作一番分析。
   二、特异现象分析
    共产国家有很多特异的现象。所谓特异,是说它与一般人所抱持的某些朴素的信念明显冲突。譬如说,一般人都以为,一个政党,只有当它以往的政绩被人们赞赏,秉持的理念被人们认同,它才能够吸引人们的参与和支持。如此说来,中共、至少是今天的中共,显然不具有这样的优势。然而,偏偏是这样一个党,在它的种种骇人听闻的败德劣行日益广为人知的今天,却依然保持了世界第一大党的地位。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怪事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人要去入党?为什么连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乐於留在党内?为什么那些屡受党的迫害的人到头来还要一再地向党表示忠诚?为什么许多关心国是的善良的人们总是要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为什么在共产党内部,当不少人的政见已经和最高当局产生直接矛盾时,仍然很少有党员退党、官员辞职?如此等等。
    让我们一一作出解释。
   1、为什么还有人要入党
    通常人们以为,一个人加入某一政党,是因为他认同该党的政治理念;但那只在有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情况下才是如此。随着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建立,人们是否加入共产党,理念的认同已不是必要因素,其它的一些因素的作用则可能越来越重要。
    首先,入党可以得到更多的现实利益。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里,只有党员才吃得开,所以自然会有不少人为了吃得开而去入党。照理说做党员就必须“吃苦在前,享乐在後”,因此,入党似乎是没有什么便宜可占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共产党社会既然处处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它难免要按照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程度来确定其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一个人的政治地位愈高,那么,根据“革命需要”,他就愈可能得到某些特殊的照顾和便利。“文革”中批判“入党做官论”。那无非是说一个人不应该抱着做官的动机去入党。可是,既然共产党把一些官职都指派给“自己人”即党员,那你又如何能避免别人为了做官而入党呢?即便说在某些时候,作党员或是申请入党,你必须表现得比别人更积极,付出更多的努力或代价。不过大体上讲,在共产党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条件下,做党员总是要更沾光些。刘少
   奇说得很坦率,这叫“吃小亏占大便宜”。
    我们知道,在共产党治下,担任大大小小的各种职务,包括那些纯专业性纯技术性的职务,一律通称为干部。这就是说,即便你只是个专业人员,即便你只是追求专业职务的升迁,政治标准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党不在党都是大不相同的。
    当然,并非每一个想入党的人都仅仅是追求物质利益或职位的升迁。假如说其中还有什么理想主义动机的话,即便是为了在公共事务中做一番事业。入党有利於做事。共产党垄断了一切权力,它也就差不多垄断了在一切公共领域中做事——不论是做坏事还是做好事——的机会。没有党票这张入场券,你就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权力,因此你也就不可能在公共事务中有多少作为。这和古代的科举制度颇为相似。古人中略有头脑者何尝不知道八股文章的无聊无用,但唯有通过科举之途,一个人才可能跻身政界,做一些於国於民有利的事情。“党天下”远比科举制度来得广泛周密,所以会有不少人,虽然对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毫无兴趣,但为着在政治上施展一番身手而愿意加入共产党。问题不在於共产党是否为你施展抱负提供了让你满意的条件。问题在於你没有什么别样的选择。好比一家制鞋厂,它垄断了一切
   制鞋的原料和工具,它自然也就垄断了所有的鞋匠和买主。如果你想做一名鞋匠,你想让大家有鞋子可穿,看来你只好进入这家工厂。
    把上述比喻再加以引申,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更尴尬的推论。假如你发现这家工厂的老板对员工的待遇相当恶劣,工厂的经营管理一塌糊涂,生产的鞋子质量极差,因此你不肯进入这家工厂;可是,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情况下,你纵然可以荒废自己的一身手艺而不去做它的鞋匠,但你却不能一辈子打赤脚而不买它生产的鞋子。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不当共产党的人,可是,只要你还生活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你就不能不受共产党的管。这样,你也许就会想,与其让那批人胡作非为,让自己承受恶果,那还不如自己加入进去,好歹还能把事情改进改进。
    “文革”浩劫之後,共产党的威信一落千丈,在年青人中间,积极靠拢党组织,一心争取入党者显著减少。然而就在这时,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正因为党内混进了坏人,做下了坏事,所以才格外需要我们好人进去改善它。在八零年北京大学的竞选运动中,青年教师樊立勤贴出大字报,“谈知识份子特别是大学生入党的必要性”。作者指出,由於我国实际上是一党制,所以,为了实现国家兴旺和民主法制。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就有必要积极进入党内。像樊立勤这样公开讲明为了改造党而去加入党,党听了当然不高兴,因此也不大会把他们吸入党内。不过可以相信的是,那时候确有不少人争取入党是为了改变党的成份,推动党的改革。
    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共产党始终能保持其庞大的组织规模,那不是因为它的开明,而是因为它的专制;不是因为它广行德政,而是因为它横施暴虐。不少好人要入党,是因为他们发现党内坏人太多;正因为他们不满意现有的党,所以他们才设法让自己进入其中。
    由此,我们还可引出两条推论。一、如果共产党依旧专制,但不再“领导一切”;也就是说,如果在某些领域,一个人可以既不当共产党的人又不必受共产党的管,那么,想要入党的人数一定会大幅降低。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共产党的直接控制范围已经有所缩减,於是,党组织的发展已经陷入停顿或降低了速度。二、倘若某一天,中共放弃专制而改行民主,可以肯定的是,党员的数量只会比现在少不会比现在多。
   
   2、为什么有些不同政见者乐意留在党内
    除了上节讲到的理由之外,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说来有趣,如果你要争取自由民主,或者说你要反对共产党,身为党员似乎也要更方便一些。
    这其中又包含两层原因。其一,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共产党理所当然地对其成员提出了严格的思想要求与纪律要求。照此说来,一个非党员便可望享有比党员更多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可惜不然,共产党以党治国,它把每个公民都当做党员一样对待。非党员充其量可以表现得消极些、懒散些。倘若他要积极地介入公共生活,积极地对政治问题发表见解,那么他就要受到和党员不分上下的同等严厉的对待。其二,非党员并不比党员多一些自由,而党员却可能比非党员多一些权力或者说多一些机会。这便造成了两个後果。第一,比如说发表同样性质的“自由化”言论,如果你是党员,你就有更多的发言机会和更有力的发言地位,因此你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声音产生更大的影响。别人见你是党员,往往也更容易表示附和。第二,一旦惹了麻烦,党决定要反“自由化”,那么,党票,如同官职,多少可以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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