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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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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是在搞政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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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答郑义、曹长青

在这次反思八九民运的讨论中,我的朋友郑义和曹长青分别发表文章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细读之後,我发现他们的批评仍未超出我在《反思》一书中所论述的范围;不过我还是愿意再花一些篇幅作出回应。毕竟,这不是一场纯学术讨论,有些道理是需要反复申明的。
   一、重读赵紫阳五·一七讲话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见好就收”。郑义和曹长青坚持认为,在八九民运的六周期间,中共当局从不曾对学生的要求作出任何正面的回应。不是我们一点不妥协,而是中共半点没让步。我以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事实上,在八九期间,民运曾经取得了不止一次的大好机会,例如五月四日赵紫阳在“亚银”上的讲话,五月十四日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与学生代表的直接对话,五月十六日阎明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真诚表态,还有五月十七日、十八日官方媒体对民运的正面报道,也包括五月十八日李鹏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以及对全国的实况转播。在这里,我要全文引用赵紫阳五月十七日讲话。这篇讲话在五月十七日凌晨由电台播出,并刊登於五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现据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抄录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後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後,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请大家认真读一读这篇讲话。注意,这不是赵紫阳一个人的表态,而是他代表中共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在六年之後重新阅读这篇讲话,难道我们还能说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中共当局没有作过任何让步或妥协?难道我们还能说,如果我们当时接受此一呼吁——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後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郑义写道,在绝食期间,他曾经“征得绝食团指挥部意见,托人与赵紫阳接触,寻求妥协之途。听从赵紫阳劝解,给赵一分,算是支持改革派;赵对学运表个说得过去的态度,给我们一分,以胜利结束绝食,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但赵已下台。我为结束绝食所作的努力毫无成效。”不难看出,郑义提出上述建议已是在五月十九日。然而问题是,在五月十七日赵紫阳已经表了个很说得过去的态度,那时候绝食者为什么没做出正面的回应,胜利结束绝食呢?
    我注意到,在郑义描述八九民运的所有文字中,他都不曾提到中共政治局五常委五·一七讲话。郑义很详细地写下了他在绝食期间的各种思绪与感受,唯独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听到五·一七讲话後想了些什么。郑义说,作为“胜利结束”绝食的行家,他一直期望着当局作出“哪怕仅仅是部分”的让步,那样,他就可以设法说服学生鸣金收兵,平息绝食;可是,“中共死硬得寸步不让”,於是使绝食陷於僵局。我认为这话说得很不客观。当局分明作出了让步,分明是我们没有对当局的让步及时地作出正面的回应,怎么能反过来否认事实,硬说当局“寸步不让”呢?
   二、面对事实
    有些朋友对“见好就收”的策略不以为然,其理由是什么算好“难以测定”。然而我敢断言,当听到赵紫阳五·一七讲话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就是好。问题不在於我们由於未能认出“好”故而坐失良机;恰恰相反,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对赵紫阳五·一七讲话还感到不满足:共产党既然不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执政四十年来又犯下那么多错误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体下台也不为过。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不肯鸣金收兵:一场天安门运动唤起了全国千千万万民众,我们凭什么不乘势追击,争取更大的胜利?换句话,我们当年的失误实在是太情有可原了。但不幸的是,那终究是一个失误。我要强调的是,在六年後的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失误,坦率地承认这个失误。这表明我们的成熟,表明我们的坚强,表明我们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表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退一万步讲,你可以继续坚持你当年的主张,你可以认为在当时“不撤”比“撤”还更高明;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否认五·一七讲话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事实;五·一七讲话虽然没有明文否定四·二六社论,然而它实质性地改变了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一切错误指控。我不以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什么争论的余地。
   
   三、关於承诺的效力
    接下来,我想,反对者所能提出的唯一的一条反对意见就是:尽管中共当局表面上承认了学生追求民主的爱国热情,公开作出了绝不秋後算帐的承诺,但是,难道你相信他们会说话算数吗?
    对此,我在《反思》中作出了详尽的回答。我专门写了一节讨论秋後算帐的问题。我承认,人们关心秋後算帐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事件的另外一面。”假如有人问,难道你以为中共的承诺是有用的吗?“对於这个貌似有力的反问,我们正可以提出另一个反问:假如你们认定当局的承诺没有用处,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求他们作承诺?你们为什么要当局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为什么要当局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为什么要当局宣布高自联是合法的组织?难道它们不会是同样毫无用处?倘若如此,我们何苦要提出它们?而当局又何苦不满口应承(这後一点尤其值得大家深思)?当百万民众雄踞广场时,当局何不立即宣布:接受学生提出的全部条件,骗得大家满心欢喜地撤离广场,然後再来个分而治之,“秋後算帐”?显然,我们需要考虑得更深入一些。然後,我进一步分析到承诺的效力问题。我指出,统治者作出让步的承诺,抛开其有无诚意不谈,其效力的大小取决於以下三个因素:1、承诺的公开性;2、承诺的确定性;3、承诺的被动性。这第三个因素尤其重要。只要统治者是在群众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的承诺,那么这种承诺的效力就会很大。
    郑义对我的分析不以为然。郑义说,即便中共在群众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的承诺,可是一旦群众撤离广场,压力便不复存在,因此中共又可以翻脸不认帐。
    郑义的这种看法包含了两个错误。第一,郑义以为,只有当群众聚集在广场上才能构成压力,一旦撤离,此压力即告消失。其实,只要群众是在迫使统治者作出让步的承诺之後主动地撤离广场,那就不意味着压力的消失,而是意味着压力的固定化。道理很简单,能够胜利地结束一场抗议,便意味着使下一次同样的抗议成为可能。否则,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群众性的抗议斗争又如何还有过取得稳固成果的先例呢?第二,郑义以为,当统治者在反对派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的承诺後,它手中的权力并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它还具有和原先一样大的权力。倘若这种承诺果真只不过是郑义所说的“空头支票”,统治者干嘛不随便开呢?可见统治者深知这样的支票决不是“空头”,它有着相当的兑现能力。我可以同意,如郑义所说,“在统治权威受损和食言失信之间,统治者肯定选择後者。”但我要说的是,一旦统治者在反对派的压力下作出了公开的、确定的让步承诺之後,它的权威就已经受到了损害和削弱,从而也就失去了食言失信的大部分能力。我在《反思》中提到:“东欧各国共产党在群众压力面前作出了让步的承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片面撕毁的。未必都是出於不愿,实在出於不能,出於不敢。”郑义讲到中共过去食言而肥的例子,但由於那些承诺都不具有足够的公开性、确定性和被动性,故不足为证。
    需要指出的是,郑义的观点前後并不一致。在八九民运时,郑义相信只要当局作出让步的承诺,我们就可以“胜利结束绝食,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可见在那时,郑义是相信这种压力下的承诺是有效力的。可是现在他又说,不管当局作出何种承诺,只要示威一结束,承诺就会失去效力,统治者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反攻倒算;因此,什么“胜利结束”,什么“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统统都是天真的幻想。在这一点上,我当然站在八九年的郑义一边。
   四、结构与人
    郑义认为我对八九民运期间中共上层的决策过程的分析是有价值的,不过他又认为我“整个的论说建立在对具体的‘个人’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分析上,而忽略了抽象的‘结构’”。这种批评很难令我信服。众所周知,民主的目标不是人事的变换而是制度即结构的改革。我参加民运这么多年,总不至於连制度的重要性都不明白。在我看来,问题不在於我忘掉了结构,而是郑义忘掉了结构也是人造之物。当郑义说“结构一旦建立,往往就会变为有生命的自为的活物”时,他是把霍布斯用过的一个比喻和那个被比喻的现实混为一谈了。
    制度是人造之物一话的意义有二:一、制度是经由具体的个人而建立的;二、建立之後,制度并不能自动地起作用,制度总是通过具体的个人来运作来维持的。制度对人的制约不同於自然对人的制约,後者是不变的,前者却有很大的弹性。秦始皇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制度,在其中,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同样一个制度,当它原封不动地传到秦二世手里时,事情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中国古代实行君主制,它规定了皇帝一人独揽大权。可是一部二十四史,真正做到大权独揽的皇帝还不到一半。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说制度是有生命的自为的活物呢?
    郑义说,极权社会的结构是一人对抗全体。这话本不为错。平时我们也说专制权力是绝对权力、无限权力。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上述这些命题只不过是一种简单化的概括,它毕竟和事实本身还有差异。由於专制者只有假手於他人才能进行统治,因而他的权力在实际上仍是相对的、有限的。平时我们说专制者享有绝对权力或无限权力,那仅仅是说他不受各种有形的或被明确界定的硬制衡,但决不等於说他可以不受任何无形的或者缺乏明确界定的软约束。一个成功的独裁者无非是善於利用软约束的巨大弹性而将自己的权力扩充到最大限度而已。反过来说,正因为软约束富於弹性,搞不好,那个身居独裁宝座的帝王或总书记很可能倒比民主制度的总统更难以贯彻自己的意志,甚至连位子都坐不稳。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还少了吗?郑义说中共政治局不过是极权君王的办事机构,“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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