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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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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徐匡迪"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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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加速度原理
·王若望在晚年达到生命的高峰(在王若望先生追悼会上的发言)
·也谈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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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封从德


    读了封从德的文章《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见本刊上期),我第一个感觉是:怎么这样不经夸。六月三日,我们刚刚在《北京之春》编辑部举行了研讨会。如刘宾雁所说:“大家在应该总结这一点上达到共识,不同的意见也能心平气和地交流。”(《新闻自由导报》九五年六月九日)然而,在几天後写成的这篇文章中,封从德就失去了心平气和的态度,岂不令人遗憾。
    最能表明封从德失去心平气和态度的莫过於他那篇文章中的这样两段文字。
    1、封从德批评我“要自己书写历史,野心也太大了一点,就是以前皇帝想做也没有做到的。”
    按:在《中国民运反思》一书封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摘登了我的一段话,全文是:“人们用两种方式书写历史:一是行为,一是文字。当代中国历史的困境在於:我们有着相当丰富的英雄行为,但却只有相当贫乏的文字记录。没有自己书写的历史意味着没有确定的坐标。挖掘被刻意埋没的事实,重视戏剧性场面背後的努力,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书写的历史。”
    如此简单清楚的一段话,如何会招致封从德如此强烈的批判。我不大相信那是因为封从德的理解力不够,我看那只不过是因为他在闹意气。
    1、封从德写道:“其实,最令我为海外民运捏一把汗的是胡平的功利意识。胡平在《反思》中,反复强调‘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没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
    按:在《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反思》第二章第三节)中,我写道:“我希望借此来检讨一下在我们民运人士中间普遍存在的那种过度的浪漫主义情调:当许多人在为一种他们坚信是正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奋斗时,他们经常有一种不关心成败、至少是不以最大的注意力去关心成败的倾向。这种心理在道德上也许是很伟大、很动人,但在政治上却不一定是很合适的。我们必须懂得,当我们投入一场现实的民主运动时,我们决不仅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证明自己的良心,实现真正的自我,也绝不仅仅是为了让全世界向我们致敬,让历史记住我们的名字,让後人感佩我们的精神。更重要的,我们是为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功,是为了改进我们的生存的环境,是为了让所有的人能够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一些。没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
   德上的自我完成。”
    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抱有改进生存环境、让所有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的意识竟然会让封从德“捏一把汗”呢?我并不认为封从德是一个罔顾自己行为的客观效果的人。他早就对自己在八九民运中干扰对话的进行一事作过诚恳的检讨;因此我更倾向於认为,现在他对功利意识的强烈反对,多半是情绪化的反应而已。但也不尽然。在六·三研讨会上,吾尔开希讲到“我们最原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把中国的反对派的空间拓大一点”时,封从德迫不及待地打断说:“应该说是‘你们’。”(见本刊上期)看来,封从德很在意把自己和那些怀有功利意识的人们划清界限的。按照邹谠关於“激进”的定义“……他们更想表现对理想的献身,而非达到政治成功。”(参见本刊上期我的《时局与策略散论》)如此说来,即便我们想说封从德不是激进派,只怕他本人也坚决不答应。
   二、
    封从德坚持把八九民运定位为“新民主的启蒙运动”(见六·三研讨会发言,本刊上期),言下之意是,只要发挥了启蒙的作用,其余一切均可不计。可是,正象吾尔开希反问的那样:为了启蒙,“死了这么多人,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当然,一谈代价,便涉及功利,所以封从德大概有权不予回答。我完全承认,不计代价可以是一种很崇高的精神。文革中,遇罗克因发表《出身论》一文而被判处死刑。难友张郎郎问,为了一篇文章就牺牲生命,值不值得?遇罗克坦然答道“值得”。谁能说遇罗克不伟大?不过在这里,不计代价是指不计自己的代价。如果换成是别人付代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必重提那段引起争议的柴玲五·二八讲话。重要的是,纵然启蒙者事先想到的牺牲只是自己,只是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先锋勇士,一旦启蒙运动的後果竟然是导致了别人的牺牲,导致了普通民众的牺牲,我们难道也可以不闻不问、不理不睬么?不错,人民遭受牺牲乃是统治者血腥镇压的结果,罪责
   无疑是在统治者一方。但是,启蒙者是否可以宣称我们只关心别人是否“擦亮了眼睛”而对别人的生存环境变好变坏丝毫不放在心上呢?启蒙者是否可以把考虑别人的利益这种功利意识也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呢?
    再者,启蒙,启什么蒙?谁启蒙谁?按照一些朋友的观点,八九民运使中国人民擦亮了眼睛,认识到共产党的专制本性。我承认八九民运起到了这种作用,但我必须补充一句说,人民对共产党专制本性的认识“事实上早在八九民运之前就基本上完成了”,“否则也就不会发生八九民运了”(《反思》第二章第二节)。既然我们都认定八九民运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共产党专制的强烈不满,可见是人们具有对共产党专制本性的认识在先,尔後才有八九民运;而不是先发生了一场没来由的八九民运,尔後人们才认识到共产党的专制本性。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四·二七那天上午,学生们决心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许多老师亲友在校门口苦苦劝阻。注意:他们不是因为太爱共产党而担心你们“犯错误”,他们只是太怕共产党因而担心你们被镇压。由此可见,倘若依照激进派朋友的观点,把八九民运的启蒙意义归结为使人民认识到共产党的专制本性;那么我们就必须说:是劝阻者早就具有了这种清醒的认识,倒是游行者原先似乎还认识得不清楚。也就是说,所谓启蒙,实际上不是启蒙者(即游行者)在启蒙被启蒙者(即劝阻者),而是被启蒙者在启蒙启蒙者。这不是很滑稽吗?
    其实,八九民运的启蒙意义主要并不在於使人民认识到共产党的专制本性。八九民运的真正启蒙意义在於:学生们通过自己英勇而成功的实践,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压力下退让妥协以至改变,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民主是经由多次重复的有正面心理效应的策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惯。可惜的是,六四事件又使得这种启蒙意义遭到严重的损害,它使得许多人又重新回复到当初劝阻者那种无力感和悲观心态。因此,即使着眼於八九民运的启蒙性,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未能取得成功。我之所以写下《反思》,目的就在於让大家认识到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六四事件的发生并非必然,它们也是我们自己的策略失误所致,而这些失误决不是不可能纠正的;从而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反思》第六章、第七章)。
   三、
    在争论或论战中,论者最需警惕的一点是,千万不要抱着“凡是对方肯定的我就要否定”这种态度;因为对方的观点未必一无是处,你若采取不加分析便一味否定的态度,到头来往往会使自己陷於尴尬。这不幸正是封从德文章和讲话的一个弱点。
    譬如说在《反思》中,我写道:“一场运动过去了,它能给人们留下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於我们能从这场运动中挖掘出什么。”为此,我写下了对八九民运的总结。封从德为了彻底驳倒我,他干脆宣布“现在就想对八九年这么一场运动作评价,我觉得好象为时过早”。他进而宣布:“历史一般来说不是当事人自己来评,而是後人来评价的。”我想中共当局一定很愿意接过封从德的这个主张。面对着人民要求重新评价八九和六四的呼声,当局很可以用“为时过早”为理由予以拒绝;当局很可以说对六四一事的重新评价最好交给我们的下一代人。倘若当局果然作此宣布,试问封从德们将何言以对?
    再举一例。我指出,八九民运的主要失策在於未能见好就收。这也就是说,假设我们在当时做到了见好就收,八九民运就不会失败,六四事件就会避免。为了彻底驳倒我,封从德又提出了一个论断,他声称不能依据假设来讨论历史评价历史。白梦也发表过同样的主张。白梦说:“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象我们现在不能假设说:如果当初共产党的革命没有成功,或者中国没有选择共产主义,从而得出中国现在肯定是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结论一样荒唐。”请问白梦和封从德:你们是否认为,象如下一句假设——如果毛泽东不发动大跃进,就不会出现三年大饥荒,就不会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也是荒唐的呢?如果历史真的不能假设,人们如何还能对之讨论和评价呢?我们讨论历史评价历史,这本身就暗含了一个前提;即历史上已然发生之事未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当事者并非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因而另外一些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据此我们方可进行褒贬扬抑。这才是“最基本的常识。”
    顺便讲一讲白梦的另一句惊人之语,白梦宣称“无知并不是错误”。我不懂医术,但我不冒充内行去给别人开药方动手术,我自然没有错误。你不懂医术却硬要给别人开药方动手术,没治好病人倒把别人治坏了,你怎么能说没有错误?其实,白梦的意思本来还不至於这么荒唐。白梦的本意无非是说,当初大家坚守广场,目的是为了瓦解当局的暴力镇压,取得一场菲律宾式的和平革命的伟大成功;殊不料中共当局的残忍超出了我们事先最坏的估计。假如白梦的话说到这里为止,那本来是相当正确的。可惜他要画蛇添足,加上一句他自以为警辟的格言式的句子“无知不是错误”,反而使自己显得很荒唐。我一再说,我们在八九民运中犯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但情有可原的错误毕竟是错误而非正确;如果我们连事後都不肯承认那是错误的话,那就不大好原谅了。
   四、
    封从德批评我在进行理论分析时,“惯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懒於求证”。这个问题很严重,值得多谈几句。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封从德对“第一手材料”的理解过於狭隘。他以为只有当事者的叙述或回忆才叫第一手材料。其实,对於八九民运这样一桩引起全世界媒体密切关注的事件,各种媒体的现场报导和采访记录也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它们并不一定比当事者的叙述或回忆更不可靠。《反思》一书依据的事实大体上只限於那些最一般、最基本的事实。这些事实经由多种独立的媒体而加以披露和相互印证,因此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迄今为止,我尚未发现任何有份量的反证,足以动摇我在《反思》中对八九民运的叙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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