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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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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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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阅读廖亦武《证词》


   胡平
     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作者手记
   一、一部传世之作
    《证词》这本书就放在案头,我常常翻阅。很多段落是读过的,但再读之下仍然被感动;很多章节是熟悉的,但再读之下仍然会有一些新发现,一些先前未曾注意的情节或深刻的议论。作者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能把别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是虽然注意到了、但却不会写在笔下的一些现象和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尽管其中某些现象和感受,恐怕作者自己也未必充分把握其意义,但是凭着敏锐的直觉,他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就使得他的这部作品包容了远比一般同类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幷启发读者做更深一步的阐发和引申。爱读书的人都知道,有些好书是需要一读再读的,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领悟。这一来是因为好书的内容很丰富,你只读一次未必能完全领会。二来是因为阅读过程是一种互动的过程,阅读也是创造;好书能刺激你的联想,善于阅读者可以从一本好书中获得的东西,常常要比这本书本身提供的还更多,但也唯有一本好书才会有这种启发与刺激的力量。《证词》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我相信它必能流传后世。
   二、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
    1990年3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宣称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自“六四”以来全国最大的文化人反革命案件,其罪状是在六四之夜创作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首犯廖亦武被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廖亦武的这部《证词》就是对这段监狱生活的描写。
     廖亦武把这部书取名为《证词》,这表明了一种深刻的文学自觉.诚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所言:“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
     1994年一个隆冬的夜晚,出狱不久的廖亦武拜访老右派、着名诗人流沙河。流沙河对他说:“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幷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幷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只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幷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份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借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流沙河说:“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再也写不出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这句话使人想起阿多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廖亦武的解释,那是因为“在中国,现实每每超出想像,所以我们不再虚构,我们只是一笔一划地实录”。这话说得不够准确.我以为,在中国,现实或许每每超出一般人对现实的估计或想像,但不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力本身。换句话,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比我们经历过的最黑暗恐怖的现实还要十倍百倍黑暗恐怖的世界(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像专制者动用核武器屠杀上亿的人民乃至于毁灭整个人类),但那个世界是虚构的,它只是想像力的产物。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共掌权五十多年的历史上,“六四”还不是最残暴最血腥的,毕竟,“六四”发生在极权统治的后期。但也正因为如此,一般人已经习惯了相对于毛时代的略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因而往往会想像不到在我们的生活中竟然还有象《证词》所揭露的那种恐怖与黑暗,所以作者的提醒仍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重要的是,作为一场现实灾难的亲历者,廖亦武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他所经历的那场灾难现实,在这里,任何一点夸张编造都会损害其描述的可信度,所以他拒绝虚构,拒绝在事实之上再发挥想像添油加醋。
     所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意思是说,亲身经历过一场大灾难之人,如果他过去就喜欢文学,喜欢诗歌,那么他会发现,以往的任何文学形式都不能描述他经受的苦难.他会痛切地感到文字的无力与沟通的困难.他不能不写,可是他深深地怀疑他写的一切是否能被别人理解。他意识到艺术必须将本身“非美学化”以证明其存在价值。一个亲历苦难与罪恶的人深知,现实的苦难与罪恶常常是没有诗意的,如果你打算把现实塞进某种传统的美学形式之中,如果你努力将自己的经验改头换面塞进原有的、也就是大众习惯接受的文学形式,你就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现实,落入媚俗的老套。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抛弃美学形式,因为内容总需要借助于形式来呈现.这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这就是所谓见证文学.见证文学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讲,一个人,只要他把自己目击到的苦难与邪恶记录下来,写成文字,那么,这种文字或文学就可以称之为见证文学.见证文学的特点是,它所描述的内容应基本上立足于第一手经验。如此说来,那种根据他人叙述或提供的材料而写成的文字就不能算作见证文学(这自然不妨碍其文学价值)。从狭义上讲,见证文学的作者必须是苦难与邪恶的亲身经历者,而不仅仅是在场的旁观者。
     犹太哲学家马伽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Memory)一书里提出“道德的见证者”(the moral witness)这一概念。按照马伽利特的定义,只有那些亲身经历邪恶以及邪恶所制造的苦难的人才可能成为道德的见证者。在这里,见证邪恶与见证苦难二者缺一不可。在这里,作者本人就是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另外,如果作者是在苦难与邪恶的背景下着手写作,也就是说,当作者开始写作时,那个制造苦难的邪恶仍然存在,仍然在继续作恶,作者还没有真正摆脱邪恶的控制而获得自由,作者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着手写作的,那么,这样写成的文字就是最纯粹的见证文学.不消说,这种写作多半是秘密的。他不是为当下而写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当时当地他不可能公开发表他的作品。他是为将来某一天发表而写作,或者是暂时先在其他某一地方,在此处的邪恶势力鞭长莫及之别处发表,但最终仍是为了将来某一天在此处发表而写作。廖亦武的《证词》是见证文学,而且是最纯粹的见证文学.
   三、《证词》背后的故事
    单单是《证词》一书的写作过程,也就值得写成一本书。
     廖亦武告诉我们,“本书前两卷初稿写于狱内。我在双层铁床的上铺卷缩了几百天,被子上覆满应付检查的花花绿绿的杂志、短文和家信。我鶏婆似地耸起双肩,在一页纸上尽可能多地写字(有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了近万字——引者),心快要跳出来了,连标点也蹦蹦地搏动起来,我已辨认不了自己的笔迹,我越写越不像个文人,不知道将来的读书阶层能否容忍这样的作品。”由于手稿经常被狱卒抄走,作者不得不一边写作,一边把所写下的文字默记下来,抄走一次,重写一次,百折不挠地从头写起。出狱后,廖亦武仍然受到高度监控。廖亦武说:“面对一次次抄家,我只有把写过的东西尽可能地複制,多藏几个地方”。“这太正常了,”作者的一个同案犯对他说,“警察不搜你搜谁?”廖亦武自嘲道:“我成了专门为警察创作的文人。”“1995年10月10日,警察突然袭击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幷宣布实行监视居住二十天,绝境之下,我只得重写此书,耗时达三年。”
     这是怎样的一种写作啊?这是用生命在写作,这是用写作支撑着生命。然而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书好不容易写成了,如何出版呢?
     廖亦武写道:“我曾把索尔仁尼琴题在《古拉格群岛》上的卷首语抄了十几遍:”几年来,我怀着压抑的心情没有把这本早写好的书付印,对生者应付的责任超过了对死者应尽的人事。但是现在,当安全机关反正已经抄走了这本书稿的时候,我除了立即加以公布外,就别无他法了。‘我到哪儿去公布?刚出狱时,我曾把冒死捎出的大量狱中文稿托故人带到海外,均一一杳无音讯。我给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河写信求援幷告知创作计划,迈河捎给我400加元,’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他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同中共做交易,讨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在冷战之后的国际结构调整中,独裁者的日子太好过了。谁又能把谁怎么样?作为你,一个诗人,除了保持自己内心的真实,不叫苦,又不说谎,还能指望什么?“
     对廖亦武们,写作既是如此艰难又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样一种写作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捷克异议作家克里马(Ivan Klima)说:“经常有人问我正在写什么,但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写作。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最基本的问题: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以及我对文学的理解是什么。”那些在自由社会中从事写作的人多半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些在专制社会中从事鸟笼写作的人可以回避这样的问题.但是,那些在专制暴政下坚持自由写作,幷因此付出沉重代价,但依然不愿放弃的人,却不能不一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写作可以有多种意义或目的,例如赚稿费谋生,例如追求一种美学境界,等等。但是,唯有廖亦武们的写作才可能触及到写作这一人类行为的最深层的意义.
   四、写作何为?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她天天去监狱门口排长队,给关在监狱里的儿子送衣物。一天清晨,一位排队探监的老太太认出了她,悄悄地问道:“你会把这记下来吗?”阿赫玛托娃回答:“我会的。”从老太太那憔悴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这就是见证文学的伟大意义:对于那些深受苦难幷从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们,被记载是他们在此生此世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苦只要记下来,就不算白吃了。正如廖亦武的一位难友所说:“处境再难也能忍,不能忍的是坐了牢却被人忘记。”文字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使得人可以战胜时间与空间的阻隔。长期从事秘密写作的索尔仁尼琴说得好: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记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索尔仁尼琴坚信,“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究会垮台;我的作品如肉眼看不见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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