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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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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天安门——对当前争论的几点评论


    在“六四”六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围绕着对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分析与评价,再一次引发了热烈的争辩。
    报纸上登出这样的标题:“天安门之血能不能不流?”
    这还用说吗?当然能够不流。是中共政府开枪杀人酿成血案。如果政府不开枪,自然就不会有流血。

    不过,这不是提问者期待的答案。因为提问者的问题实际上是:示威学生是否应在军队开枪镇压之前放弃天安门广场,从而避免流血。
    答案同样是简单的:“是。”社会上偶有强盗杀人事件,但倘若被抢劫者顺从地交出财物而不作任何反抗,杀人之事多半都不会发生。抗战八年,中国人死了千千万万;假如大家都不抵抗,这些生命大致皆可保全。
    我知道这个答案仍然不符合题意,但我还是要写下去。我相信这是必要的。在我们对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进行分析讨论时,不论我们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有多少不同的看法,我们总不能否认中共杀人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人民反抗专制争取自由乃天经地义的权利。对待复杂的历史事件,见大不见小是不够的;但见小不见大更糟。
   二
    在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该报驻北京记者Patrick Tyler写道:这场辩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那六周期间稳健节制是否曾向激进强硬让步,以及比较激进的学生领袖是否因为不肯结束示威而破坏了学生们见好就收而宣称胜利的机会。”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新问题。早在八九年八月旧金山的一次研讨会上,几位发言人便依据政治学中“一报还一报”的理论,对八九民运的失利作出了初步的分析。在九零年三月—十月,我发表了一篇八万余字的长文《八九民运反思》(连载於《中国之春》杂志)。文章指出:八九民运的主要失败是未能“见好就收”。激进派学生领袖过高估计了群众承受风险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过於低估计了中共当局的残忍程度;故而导致了运动的失败结局(这篇文章後来收入拙著《中国民运反思》一书,由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於九二年九月出版)。据我所知,不论在海外还是在大陆内部,都有许多人持有和我类似的见解。也许我可以说,这种观点早已成为民运界大多数人的共同结论。
    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引用了激进派学生领袖李禄的话。他认为,“假如我们撤离广场,将发生的事会非常简单。政府仍会大肆搜捕、秘密杀人和迫害。”这话是否正确,我以为要依撤离选定的时间而定。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民运占据上风;此时撤离意味着民运的胜利,并由此开启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局面。在另外一些时刻撤离,效果就不会如此美妙;而拖到运动末期,撤离确实会引出李禄所说的後果。但即便在那时,“撤”很可能犹胜於“不撤”,因为“坏”总比“更坏”略好。有关这一问题,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细致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阅。
    其实,在最近这些天,由《世界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文章引发的热烈讨论,其焦点已经不在於Tyler所说的那个“核心问题”,即广场上的激进派是否压倒了稳健派而破坏了运动见好就收的胜利机会。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是,少数激进派学生领袖在广场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对他们的某些言行,以至於对他们的政治品德,究竟该做出何种评价?
   三
    报纸上刊出了柴玲在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一次录影采访中的两段话。柴玲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付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在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跟同学们说?……”当记者问到柴玲自己是否准备继续在广场上坚持下去,柴玲答道:“我想我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什么的,……”
    《世界日报》和《纽约时报》都宣称,柴玲的这段谈话是“首次公开”,是“过去从未完整报道过的”。其实不然。在八九年八月修订再版、第四次发行的《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中文,该书由台湾《联合报》编辑部编,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收有柴玲这篇录影讲话全文,长约八千字,其中就有前引的那两段。另外,在九零年五月出版的《Children of the Dragon》(英文,中国人权编,Collier Books和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一书中,也收有这两段话。纪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卡玛(Carma Hinton)对我解释说,所谓“过去从未完整报道”,是指的录影带,是指的没有被电视或电影完整使用过,不是说没有以书面文字形式公布过。正是卡玛女士,提醒我在《Children of the Dragon》一书中已收有这两段话。在我看来,和五年前发表的文字相比,如今公布的这两段话,既无所谓“窜改”,也谈不上“断章取义”。当然,专门拣出这两段话并列,其阅读效果多少总会和把它
   们放在全文中时不大一样;但那是几乎任何摘录都无法避免的,故不足为怪,至少算不上什么大毛病。
    我知道,当报纸上以“首次公开”的名义刊出柴玲的那两段话之後,相当一批读者感到震惊和愤慨:“原来还有这等事!”“柴玲怎么能讲这种话?”可是,既然这些话早在五年前就公布过(中、英文都有),为什么人们当初不震惊、不愤慨?
    粗考其原由,大概有以下几条:
    1、虽然印有这两段讲话的书销量不小,但很可能绝大多数人并不曾认真读过。八九民运,惊天动地;借助於发达的大众传媒(电视、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对运动具有相当广泛的了解。这反过来又使得大家以为没有再去细细读书的必要。我们买书是为了保存史料,偶尔浏览一下,难得认真咀嚼。这可说是现代人的一个堪称悖论的特点:人人无所不知,个个不求甚解——起码是在其直接经验和专业领域之外。
    2、和书籍相比,大众传媒(电视、报纸)在影响的广泛性上,以及在对接受者的情感刺激上,均不可同日而语。其结果便是,一件事,只要它不曾上报纸上电视——当然,还须是大报纸大电视台——它就不会引起什么轰动的反应。
    3、更重要的是,彼时此时,一般人的接受心理发生了变化。过去,大家都沉浸在对中共当局的无比愤慨和对示威学生及民众的深切敬佩与同情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普遍的强烈情绪下,那些有关民运内部的负面消息通常会被人们淡然置之。一提到柴玲,人们便会联想到她作为总指挥坚守广场的形象,联想到在六四枪响之际她和几千示威者最後撤离的情节。如果有人注意到那段“期待流血”、“自己求生”的讲话,他或许会感到某种困惑,但通常也仅此而已。如今,人们的心境或多或少有了变化。影响很大的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同时发表文章,专门引述了柴玲的这两段讲话,这就不能不令一般读者产生强烈的反应。
   四
    让我们作一番细致的分析。
   1、关於“秘密策略”
   
    《纽约时报》文章写道:“柴玲在访谈中说,由她领导的广场指挥部的秘密策略(hidden strategy)是,挑起政府以暴力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
    “秘密策略”一词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误解。有些读者或许会以为,在柴玲等人那里,有着一套早就深思熟虑、精心拟制且密不示人的通盘计划。按照这种理解,人们就有理由认为,原来六四屠杀事件,竟然是少数学生领袖蓄谋追求、刻意挑动的结果。我们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在我看来,导致此种误解的原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中英文两种词汇的差异。不错,strategy应当译成战略、策略;不过在英文中,strategy的应用范围要比中文的“战略、策略”宽得多。类似的例子还有politics、philosophy等。美国人常常把我们中国人只认作一般人事纠葛的事情称为politics;而中文的“政治”则是一个很大的词。如此说来,把hideen strategy译成秘密策略,在字面上固无不可,但在一般中文读者心目中则很容易引起过於严重的联想,从而导致不容忽视的误会。其实,那无非是指一种不便公开讲出的想法或打算而已。在广场上那种紧张复杂的情势下,年轻的学生领袖们的思想并不稳定。要说他们早就暗中抱有一套明确严密的大计划,显然不符合事实。
   2、关於“期待流血”
    柴玲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这是什么意思呢?毕竟,期待不同於等待。期待兼有期盼、期望之意;等待是纯粹中性的,期待却表示我们对於期待之事抱有某种正面的态度,我们愿意见到那件事发生。柴玲说:“期待流血”,看来不是用词不当;因为她认为“只有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团结起来。”按照柴玲他们的解释,在当时的形势下,撤也会遭到屠杀,不撤也会遭到屠杀。与其让共产党不事声张的屠杀,不如让共产党明火执仗的屠杀;因为後者会唤起民众,激发更有力的反抗。所谓“期待流血”,是指期待在广场流血。这不是在流血与不流血二者之间作选择,而是在以什么方式流血之间作选择。因此,要说柴玲坚持要在能够避免流血时不去设法避免,还要故意刺激政府杀人流血,那未必符合柴玲的本意。
   3、关於“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
    那么,柴玲为什么不向同学们讲明他们正在“期待流血”呢?用柴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很难对同学说我们必须用鲜血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愿意这样做,但其他人还是年轻的孩子”(痛哭)。换言之,不讲明是因为不好讲明,是因为不忍心讲明。柴玲认定同学们甘愿为民主流血,因此让他们流血就没有什么不道德。可是要在事先就告诉他们必须以流血唤起民众,那确实很难讲得出口。
    至於说“自己求生”,柴玲认为自己很重要,不甘心就这样给共产党毁掉。另外,她认为自己身为领袖,势必要遭到比一般同学更重得多的处罚,所以她要躲避。
   五
    以上,我尽量以同情的角度,对柴玲的讲话作出我以为讲得通的解释。我想,许多对柴玲讲话极表震惊和愤慨的读者读了上述分析,或许会发现事情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严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柴玲的讲话就象她自己说的那样“不会有问题”。
    首先,作为学生领袖,不论你如何认定同学们都有甘为民主流血的决心,一旦流血的危险迫在眉睫,你也应该明确地将危险告诉大家。在战场上,指挥官有时可以不把战局的险恶向士兵讲明;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到底不同於战争,而群众组织领导人与所属群众的关系,也和军队指挥官与士兵的关系不一样(这一点我在《反思》一文中讲得更细致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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