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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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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基本价值选择——在耶鲁大学的讲演

正如刚才崔之元所说,我们提出预言,实际上也表达了我们的愿望。我们希望未来能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去发展,我们通过传播自己的观点,唤起更多的人自觉地朝那个方向去努力,从而促成我们理想的实现。
   是认同自由民主,还是认同专制
    对於後邓的中国形势,人们已经发表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中间也包含了各自不同的愿望。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在有些朋友看来,眼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腐败问题,主要是干部的腐败问题,对邓後的中国,他们最耽心的是稳定,能不能顺利接班。至於其它的问题,象“六四”杀了人,还没平反,他们觉得那不要紧,不就只死了千把人嘛,不少不同政见者仍在遭受迫害。但他们人数不多,全国十几亿人呢,所以也不重要。可是照我看,如果他们只担心稳定,只担心干部问题,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就该向古人学习。如果担心邓小平的权力不能平稳交班接,恢复帝制、搞世袭不就成了吗?邓的儿女都四五十岁了,当皇帝足够胜任的了。过去我们批判所谓封建君主专制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批评古人太笨,搞了几千年都不知道搞民主,总是迷信一个皇帝,把皇帝当成圣人。有人进而批评说那是儒家的过错,因为儒家相信人可以成圣人。人家基督教承认人人都有原罪,所以对权力需要制衡。其实这倒不相干。中国搞了几千年的皇帝,并不是因为大家认为皇帝是圣人。不信去查查历史。一部二十四史,在史家笔下,有几个皇帝是英明的?这是正统的文化。再看民间的文化,小说、戏剧,那里面的皇帝有几个是好人?大多数不是傻瓜就是坏蛋,算得上英明者寥寥无几。可见在中国,从士大夫到老百姓,谁都知道皇帝不是英明的。在上古时期,尧传位於舜,舜传位於禹,禹就传给了他的儿子。先前是禅让,後来成了世袭。这叫“传子不传贤”。这话本身就表明了子不一定是贤。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放着贤不传要传给子呢?原因很简单,稳定嘛。一百年前国人讲维新变法,提出要学西方,搞立宪、搞议会,反对改革的一派人的主张,和今天邓小平讲的一模一样,就是说一搞就会乱,并不是说皇帝都英明伟大。当然也有人说因为皇帝英明伟大所以才不需要宪政不需要民主,但这类话是说给不懂事的人听的。是面子上的话。说这种话的人自己并不真信。想想看,那么多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把一个三岁的小孩、坐上龙椅还要尿裤子的人捧上皇位,他们怎么会相信那个小孩子英明伟大?到了清朝,帝制已实行了两千多年,很制度化了,连三岁小孩登基都坐得稳稳当当。共产党比起来可就差远了,选个六十多岁的人上台,我们还担心呢。

    要说干部制度,那就更不用说了。共产党根本就没有一套干部制度。一会儿是从工农兵中选拔优秀份子,一会儿又是第三梯队,没一个是成型的,现在一个人要是想当官,你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当得上。古人搞了个科举制,你得佩服人家是搞得很象样子,很成熟。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卷纸是密封的,想作弊开後门都很难。清朝建国没几年就大兴科举,你爹你妈是不同政见者的也可以来考。连那些不同政见者自己,明朝的一批遗民,不肯和新政权合作的,躲到山上去的,想下来应考也行。如果共产党恢复科举制,那批朋友们大概很高兴。这样一来,知识化这一条就有了,年轻化大概也就不成问题了。看一看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官至极品,学问也很出色,一代士林领袖。在知识界中都很有威望。如今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至少算不上士林领袖。论起知识学问来,我们在座的未必瞧得上,对不对?
    因此,要讲起规章制度,共产党不如古代的帝制王朝。道理很简单,天下的制度无非两大种,一种叫民主,一种叫专制。当然,民主制度可以有多种形式,君主立宪制、总统制、议会制等等。专制也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是君主专制,中外历史上最常见的,可见是个共同经验。中国的君主专制搞了几千年,自然更成熟一些。共产党的问题是,一方面它拒绝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它就只好回到专制的路子上去。这也不是共产党一开始就存心要这么做,很多共产党人在起先还真以为他们要搞出一套最新最好的制度呢。但是你共产党既然拒绝了宪政民主,就只有专制一条路可走,可是共产党闹革命,又否定了传统专制制度的很多成熟的规矩办法,到头来你势必搞得连古代君主制都不如。
    刚才王绍光讲到一百年来中国政治都是强人政治,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并不需要强人,几岁的小孩子都可以当皇帝。我说过,制度这东西,信则灵,不信就不灵。过去古人信帝制,认这套东西。现在不行了。袁世凯想称帝为什么失败?那不单单是蔡锷在云南造反,云南离北京远着呢。问题是袁世凯周围的大将亲信,象冯国璋、段琪瑞个个都不高兴,他们本来还指望着你当完总统我再当呢。袁世凯的亲信都不支持袁世凯了,他就非输不可了。所以在现代中国,总是要靠强人统治,一个人如果不在军队等要害部门有很大实力他就镇不住。因为这里没有制度性的共识。美国民主制也离不开共识。美国人相信这套制度。柯林顿跑到白宫宣誓就职。照说柯林顿和国会、和武装部队都素无渊源,凭什么能坐得住?要是有那个高级将领仗着自己资格老,在军政各界的关系深,发动政变把柯林顿逮起来自己宣布当总统行不行?不行,因为别人不会听他的。
    民主制也好,君主制也好,人们对制度有共识。共产党的统治没有这套共识。共产党给自己编出的理由是它代表了全国人民,可是什么叫代表全国人民,说不清楚。你说你代表,我还说我代表呢。所以共产党非靠高压统治不可。庐山会议,彭德怀以海瑞自命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是不是有夺权的动机我们不知道;可是毛泽东看得很清楚,要是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么凭什么该由我、而不该由你来当主席呢?大家承认毛泽东是最高领袖,是因为毛泽东最英明最正确。如果你自己都承认自己不正确,承认有别人更正确,那还凭什么由你来当最高领袖呢?这和古代不同。海瑞骂皇帝,不管怎么骂,一般人都知道你海瑞只是海瑞,人家皇帝总还是皇帝。皇帝可以下罪已诏,共产党领袖却认不起错。你看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把手一认错就非下台不可,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在美国竞选时也没人肯认错。布什和柯林顿竞选总统。要是布什对柯林顿说,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你
   是对的我是错的。那还竟什么选呀,回去算了呗。当然,美国总统也可以认错,他有四年任期,在任期内认错没关系。可是共产党还说要学巴黎公社,随时可以撤换领导人,那不让他成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吗?共产党统治缺少制度化。它既然拒绝了民主制,又否定了过去君主制的很多规矩,到头 来它什么都不是。我要强调的是,且不说我们中国人受了那么多年专制之害,在座诸位又都在西方生活过好几年,懂得了自由民主,如果我们在考虑中国今後的前途时,仅仅是担心权力交接是否稳定,仅仅是担心干部队伍不要太腐败,而一点不去考虑自由民主,那我们比古人都还差得远。我想我们总不该把标准降低到这个程度吧。按照有些人的观点,邓小平这一套就已经很好很好,什么自由民主统统可以不要,他们只是唯恐邓小平这一套不能延续下去。要是再出个康熙乾隆,再恢复个科举制,那他们岂不是要山呼万岁吗?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低了点?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考虑中国今後的形势时,首先要确立一个最基本的价值选择:是认同自由民主,还是认同专制。
   自由与稳定
    有人担心自由会导致不稳定。他们问我你能不能担保中国有了自由後不会出乱子。我说我不能担保。你要求一个人对一件事情作担保,除非他对这件事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本身就是在要求绝对权力的专制。但是我们可以有一种相信,抱一种信念,努力让自由的社会保持稳定。为什么要把自由和无秩序联系在一起呢?因为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以承认他人同等的自由为前提。这本身就意味着秩序,意味着一套法治。没有法治的秩序也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不会导致不稳定。只有一些人滥用自由去侵犯别人的自由才会有不稳定。
    我承认,有了自由之後,各种分歧、矛盾会公开化、表面化,搞不好会有人去犯规,可能出麻烦。刚才军涛讲了不少国家在经济停滞的时候倒很稳定。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反而不那么稳定。道理很简单,在过去,人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被压抑着,所以他们也就算了。在经济发展时期,人有了实现自己物质愿望的机会,这种愿望、这种追求就会被刺激起来,提升起来。你会说凭什么他就比你得的多呢,凭什么你就不能得的更多呢?大家都朝前看,朝高处走,冲突的可能性就大了。好比在公共汽车上,你受了一个人的气,但一见那人膀大腰粗,样子十分凶恶,料定不是对手,你只好忍下这口气。要是对方的样子不那么厉害,你就可能和他争,他也和你争,越争越来气,到头来动手,搞得头破血流也不一定。专制下为什么稳定,因为政府太凶狠,大家知道惹不起,只得老老实实。在自由社会中人们没有这种恐惧,
   各种分歧、争端表面化,有些人争着争着就上了劲,不容易再克制自己,就容易去犯规。事情在萌芽状态就去压制比较容易,等到了很热烈的时候再去控制它就比较难。但你总不能因此就赞成专制,就因噎废食,反对人们表达和追求他们的愿望。就象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生下来免不了会闹灾闹病就不准他生下来,不准他长大成人一样。
    今天的中国确实面临着选择。我们无法担保未来的中国就一定会出现我们理想的局面。我不相信历史决定论。历史上没有什么事是注定要发生的,除非我们大家去努力。其实历史决定路对人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相信历史决定论,其结果是他拼命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有的人则是消极等待。对於那些打定主意不行动的人来说,无论信什么理论,他们都可以给自己的不行动找出理由,即使你说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事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人的主观努力只能起到或三分或七分的作用;但如果这三分或七分作用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我们就该全力以赴地去做。
   共同争取自由
    今天的中国,离自由可以说很近很近,也可以说很远很远。说它近,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懂得了什么是自由,这和过去不同,过去我们还以为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大的自由,以为西方的自由都是骗人的鬼话。另外,今天的人们思想更活跃,一个起码是半民间社会正在出现,我们有了比过去更大的活动空间,这就为我们进一步争取自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离自由还很远,既然在现在,人们的很多具体愿望都有了一定的实现机会,有些人可能就对自由本身没那么强烈的追求了。好比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如果你父母给你找的对象实在不中意,而你又有了另外的心上人,爱得要死要活。你就会拼命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要是你父母给你找的对象让你觉得还挺不错,你也许就对包办婚姻不那么反对,对自由恋爱不那么追求了。再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索尔仁尼琴说:“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文化革命中,网眼太密,网成了布,大家都钻不过去。这时候你号召大家粉碎这个网,一般人都容易听得进去。现在网眼很宽,许多人能钻过去,就少数不同政见者钻不过。有些人就会说,谁叫你自己找别扭呢?何必呢?谁都知道没有网好,但破网很费劲,不破它也能过得下去,於是有些人可能就不肯花力气去破它,那个网也就有可能千秋万代地存在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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