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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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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追查毒奶粉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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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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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胡耀邦逝世与“八九”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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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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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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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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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回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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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与民运
·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
·追寻《失踪者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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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李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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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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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莱特 揭露大阴谋
·“是如何”重要 “如何是”更重要——再谈六四与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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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旅法华人6.20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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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甘肃泥石流灾害看中国的官员问责制
·从甘肃泥石流灾害看中国的官员问责制
·重建非暴力信念,让更多的人加入异议活动
·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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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对温家宝讲话应予肯定
·如何看待温家宝讲话
·无言者的代言人——写在廖亦武首次出访之际
·谈谈对温家宝讲话的若干争议——兼与余杰商榷
·中共是靠民主得天下吗?
·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
·愿晓波获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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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医生所著《毛泽东私生活》一书值得细读。诚如黎安友教授在前言中所说,此书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对专制暴君的“近身观察”。书中关於毛的记叙平实具体,读来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作为在毛身边唯一的一位知识分子,李志绥还具有高度的洞察力。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专制暴君总是要挑选一班头脑简单之辈环绕左右的重要原因了,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一双聪明的眼睛窥视到自己的内心。反过来我们又免不了要想,倘若李志绥的洞察力更敏锐一些,他一定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黎安友指出,只有“对邪恶能有某种程度视而不见的人,才能成为暴君生命的守护天使。李医生身为历史旁观者的局限是其工作要求之一。”在这本回忆录中,李志绥写到了他如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不愿去正视”毛的种种劣迹(第321页),“难得糊涂”(第205页)。如此说来,本书的不足或属难免,
   作者已尽其所能。
   简单即奢侈
    黎安友写的前言颇有发人深省之处。譬如他写道:“帝王权势让帝王享有最大的奢侈——生活简单”。生活简单如何会是奢侈?而且还是最大的奢侈?这恐怕是许多人想不到的。毛死後,他睡过的大木床摆在那里供人参观,观众无不感动,都以为毛果然“艰苦朴素”,更有人赞之曰“不忘农民本色”。然而,就是这张大木床,却要毛由专列一路运载到各招待所,甚至空运到莫斯科,这岂不是极大的奢侈?奢侈不一定只是金堂玉马、钟鸣鼎食,最大的奢侈是随心所欲,率性而为。少时读史,读到那些达官贵人在和平民隐士们聊天时常常要表示羡慕对方“无官一身轻”的舒适自在,总以为那是矫情、或者是为了减少他人嫉妒的锋芒;後来才知不尽然。培根讲得不错,身居高位者其实并不那么自由。繁文缛节、豪华气派,固然象征着赫赫权势,说到底是做给别人看的;那对於当事者本人来未尝不是一种负担。我们知道,就连古代的帝王,也不是个个都有力量不受诸多礼法拘束的。只有象毛这样的超级帝王,才能够在享有绝对权力的同时,又免除掉被他称为“表面文章”的种种不便。毛起居无常,颠倒日夜。一般人只以为那是毛的怪癖;然而身为最高领袖,毛既然拒不接受众人共同遵守的生活秩序,那就势必要求众人反过来将就他一己的怪癖。这样一来,毛倒是潇洒了,只是害苦了众人。
   欲为圣主、实成暴君
    提到反右,李志绥说:“今日我的後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发生。”(第195页)。
    李的这一见解可说与我不谋而合。我在八七年一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到:“比如五七年,我就不相信是故意设的‘阴谋’,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那时候,各方面情况看来都挺不错,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很严重,所以发动大家提意见。当然,预先估计到有些人会唱反调,可认为只是少数;反调唱出来必会受到大家的反击,领导乐得表现出英明、宽大的样子,不予计较。殊未料到,一旦议论开来,不是那个样子,批评反对的意见,远远超过想象。於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一巴掌打下去。这样,一翻脸,必然比原来还退得远了,这是很自然的。”
    现在有种很流行的观点,都说在五七年反右前,党与知识分子亲密无间。这是个错觉。事实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对党没意见,而只是不敢讲而已。这一点连毛泽东心里也很清楚,否则他何必三番五次地鼓励动员?鸣放初期,费孝通写 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据说在知识界引起很广泛的共鸣。这岂不意味着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感觉中,相对於此时的“乍暖还寒”,五七年前的政治气候简直就是一片严冬吗?只是後来一发动反右,事态必然变得比原先更恶劣;这时候再回过头去看五七年之前的那段日子倒显得是春光灿烂了。
    顺便讲一讲“第三只眼睛”的观点。按照王山的叙述,五七年,毛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这是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走向民主的机会。无奈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贱”,“男人对你露出笑脸时,你就撒娇翘尾巴,甚至抽男人的嘴巴”,那“男人”(党的领导)还能不恼吗?毛本无意“引蛇出洞”,这时也只好把“鸣放”转为“反右”了。是知识分子自己,“不识时务,不顾大局”,“触怒政权”,对国家和民族造成损害,“自己屠杀了自己”。看来,王山心目中的“言论自由”,无非是发表不触怒统治者意见的自由;王山心目中的“民主”,仅仅是“坚决拥护,一致赞成”的民主。王山的逻辑很简单:别怪党要镇压,谁叫你想反对呢?
    我完全同意,毛号召鸣放是出自真心,毛本来并不想搞一场反右。天底下的统治者,有哪一个不希望自己能得到广大臣民的真心拥戴呢?假如反对意见一冒头便立刻成为过街老鼠而陷於极端的孤立,统治者又何苦兴师动众加以镇压?站在一边连小手指头也不动一动,做出十分宽大仁慈的样子,难倒不是更令人神往吗?倘若这就叫“英明”“开明”的话,古今中外就没有谁还算得上暴虐专横了。王山准确地说出了毛这位暴君的心理;但他把这种心理看作是全人类的共同心理、正常心理,从而否定了暴君是暴君。我们知道,杰弗逊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大力倡导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其後果之一是他使自己遭到了政敌的猛烈攻击。报纸上天天都有尖刻批评的文字,其中许多批评既不具有善意又不符合事实。杰弗逊十分恼火,後来他干脆拒绝再读报纸。他甚至说过:“一个从不读报的人也比一个只读报的人更有教养。”但尽管如此,杰弗逊仍然信守自由原则,保护反对者的权利;於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才得以维持和巩固。王山说中国人“缺乏自律精神”。很对。但是是谁呢?
    假如说反右是早产的文革,那么文革则是迟来的反右。文革初期,毛“放手发动群众”,是因为他料定了在经历十七年的洗脑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成了毛的忠实战士。於是就有了一段热火朝天的“大民主”。但当群众逐渐醒悟反过来构成对自己权力的威胁时,毛就再一次把群众坚决镇压下去。我们注意到,在反右初期即鸣放阶段,毛和邓的态度不一样。邓从一开始就不主张“大鸣大放”。两人的区别在於:毛一度过高估计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尤其是对自己的真心拥护程度,邓则始终对人民不抱“幻想”。毛曾经以为,自己是如此英明伟大,足令天下万民心悦诚服。邓却坚信,共产党既没那么伟大英明,老百姓尤其不知好歹;与其先放而後收,不如从头就不放。有趣的是,等到若干年後,邓第三次复出,权力威信均达於顶峰,邓也染上了当年毛的那份自信,因而重复了当年毛的那种循环。从支持民主墙到
   逮捕魏京生,从提倡政治改革到反对自由化,直到“六四”下令开枪。这时候又轮到陈云一类保守派暗中责怪邓忽左忽右,“六四”前太“软”,“六四”又太“硬”。邓和毛一样,起先想做圣主,到头来终为暴君。
   异端者的正统性
    李志绥在书中讲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六一年夏,“大跃进”的灾祸已无可\字(27).避,若干中共领导人提出了责任田或包产到户的主张。毛迫於压力,不得不同意作出“暂时的退却”,但仍然坚持说搞责任田只是权宜之计,它“并不是我们的方向。”当时,继续大唱集体经济高调的人也不少,如柯庆施,如王任重。“成为一个讽刺而不异常的现象倒是一九五九年被打倒的彭德怀。这时彭到他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调查後,认为搞责任田或包产到户是一股歪风。在他的报告中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第364页)
    这件事看上去很令人生疑,不过细细一想却也合情合理。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彭德怀可能仍然笃信集体经济优於个体经济的马列教条。他在五九年的万言书中批评当年的种种“左”的错误,但对集体化的优越性并没有表示过怀疑。换句话,彭反对包产到户,很可能是出於几分真心。更重要的一点是,正因为彭被冤枉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并一直不服气,所以,他就比别人更急於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左派。出於这种焦虑的心情,他就比别人更容易自囿於成见之中,从而看不到他本来可以清楚看到的东西。当一个人在某些问题上被贬为异端而他自己又不肯以异端自居时,他往往会比别人更急切地想在其它问题上显示出自己的正统。由此可见,暴政对人心的歪曲,即便在那些秉性刚直的人们身上,也常常会留下它的烙印。
   关於“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李志绥写道:“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认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制止那场大灾难。”(第285页)
    当然了。我也这么认为。天下没有一个统治者乐於自己国家的经济走向崩溃,正如同没有一个统帅乐於自己的军队打败仗。可是,一旦纠正错误可能会影响到自己至尊无上的权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完全相信毛是真心实意地想了解真相。谁说暴君不喜欢听真话呢?他只是不喜欢讲真话的人。所以暴君常常分不清真话假话,所以暴君常常被谎言所包围。
    我同样相信毛是愿意纠正自己错误的,只要这种纠正无损於自己的英明形象。然而,除非事态恶化到无法掩饰的地步,毛才有可能完全了解真相;此时再出面制止已经谈不上“及时”,那势必会损害到自己不容挑战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暴君宁可将错就错,甚而变本加厉。暴君尤其不能容忍别人先於自己指出错误纠正错误,因为那在暴君看来便有谋反夺权的重大嫌疑(想一想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直到现在,共产党还坚称党犯了错误党自己能够纠正。这话的实际含义是,党的错误只能由党自己来纠正,党不允许别人起来纠正。假如说到後来(六一年六二年),毛不得不作出让步,那么他从此便对那些比自己正确的同僚怀下了不可原谅的忌恨。在某种程度上,毛发动文革正是为了对当年的退让进行报复。无怪乎刘少奇、彭德怀会成为文革中在劫难逃的牺牲者。昔日官渡之战,刚愎自用的袁绍拒不接受谋士田丰所献之计并将田丰关入大牢,果然被曹操打败。消息传入牢狱,狱卒对田丰庆贺道:“主公不听先生之言而战败,看来先生复起有望。”田丰答道:“若袁绍打了胜仗,我或许还能免於一死;如今袁绍打了败仗,我必死无疑。”毛泽东在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中写得很清楚,要善於团结大多数,特别是要善於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有人在此句下面加上一条注:对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同志务必要坚决打击。这是句俏皮话,但在揭示暴君心理上入木三分。
   
   关於无敌者的神话
    江青对李志绥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斯大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第137页)许多人,包括某些批毛反毛最激烈的人也相信毛的政治权术出神入化、举世无敌。其实这种看法未必靠得住。林彪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反证。
    众所周知,林彪父子曾拟定多种方案试图将毛置於死地,其中一次可说是功败垂成。前空四军军长王维国奉林密令用手枪将毛击毙,殊不知王是个樊舞阳式的人物,事到临头过度紧张,故未能下手。毛最终躲过林的暗算,部分是由於毛的机警,部分也是由於毛的幸运。假如我们承认毛的幸免於死在相当程度上靠的是运气,那么,我们有多少理由还对毛的权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呢?事实上,如果林的暗杀计划获得成功(那决非没有可能),一般人的评价只怕又会趋於另一极端,这最後一次惨败将使人们淡忘掉毛此前的多次胜利。毛作为政治斗争无敌者的神话将彻底粉碎而徒留笑柄。一提起毛泽东,人们心目中只会浮现这样一段诗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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