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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胡平:悼念紫阳告别中共的重大意义“悼念紫阳 告别中共”----一场人性与反人性的公开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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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纪元2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于1月17日早晨病逝。新华社只发表五十六字的简短消息。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于1月29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新华社简要报道了赵紫阳的生平,只字未提赵紫阳曾担任中共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亦未提及他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贡献,却特别指出赵在89年“犯了严重错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了著名政论家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曾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79年投入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80年参加自由竞选,被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83年分到北京出版社,85年转至北京社科院,87年1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88年至91年当选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先后在《中国之春》杂志和《北京之春》杂志主持笔政,现居纽约,任《北京之春》主编。

   记者:胡平先生,您好。您认为赵紫阳先生的去世为什么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这其中说明了什么?赵紫阳先生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全球悼念赵紫阳先生的活动意义何在?
   胡平先生:赵紫阳去世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这本身就证明赵紫阳的重要性、他的意义。中共先是打算就发个五十六个字的讣告就算了事,但是由于各界的压力,最后不得不在八宝山举行祭奠活动。但与此同时,它戒备森严,对异议人士严加打压,中间发生很多很多恶劣的行为,而且尤其是在新华社发的通讯中,一方面闭口不提赵紫阳担任过国务院总理和总书记这两个职务,只是笼统地说“担任过重要职务”,这么一件明显的事实,中共都予以否认,试图抹杀。另外,还特别一反惯例、违反中国人对死者的尊重的传统,非要写上“犯了严重错误”。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对赵紫阳的嫉恨和惧怕。
   反过来,正是从这一点上,证明了赵紫阳的意义,尤其是中共非要提“犯了严重错误”,正好说明中共和我们大家最重大的分歧在于这一点上,在“六四”这个问题上,这也就是我们海外各界人士 ,国内民众,包括一些党内人士要悼念赵紫阳,而中共要反对、压制的根本分歧点。
   赵紫阳反对暴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这一点看起来很简单,无非就是坚持人的起码的道德良知。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对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来说是釜底抽薪的,因为共产党的制度非常庞大,又很复杂,但实际上使这种制度能够正常运作下去就是它的不间断的政治迫害。就是说,它不是吃素的,它必须吃人肉、喝人血,它要不吃人肉、喝人血,它就饿死了。
   所以赵紫阳反对镇压,貌似简单,实际上是对共产党的一个彻底的颠覆。比如从东欧发生的情况来看,当数十万、百万民众走上街头,你当局到底是不是要镇压?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放弃镇压,接着就是民主化的开始,一党专政结束了。罗马尼亚试图镇压,但是失败了,紧接着也是民主化转型。
   这一点其实就是关键的一点。这一点我们应该很清楚地认识。
   有些人容易低估赵紫阳在那个时刻采取那种立场的重要性,或者认为就算当时不镇压了,那也不见得就民主了、就自由化了,或者认为,以前也没有听过赵紫阳说过很彻底的自由民主的言论。其实在他那个位置上,有这种决定,就是最根本的东西了,这就是中共强权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步一让,他们整个专制就崩溃了。他们这一点看得很清楚,除非他觉得应该放弃专制,否则要坚持专制的话,就是这一道防线,没有别的防线,这一个垮了,就全部都垮了。
   且不说共产党一开始就建立在暴力之上,特别是到了后来,它那套谎言早就失效了,也就是说,以前还有人真心相信它那套谎言,到后来人们早就不相信了,它完全靠暴力在那儿支撑着。所以这个暴力系统一旦失灵了,它这个制度马上瘫痪就死掉了。
   所以在赵紫阳这件事情上产生的对立,实际上是人性和反人性的对立、自由和暴政的对立、民主和专制的对立,抓住这一点,就能充分理解悼念赵紫阳的意义所在。
   有些人认为,赵紫阳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你们这些很坚定的反对派,怎么去悼念一个共产党呢?当年,戈尔巴乔夫推动苏联的政治改革,提出“开放”即公开化,对不同政见采取容忍而不是镇压的态度,这一点就确定了苏联的改革已经走上另外一条轨道了,走上自由民主的轨道了,与原来的改革就不能同日而语了。苏联的沙哈洛夫,这么著名、这么坚定的一个异议人士,那时就明确提出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这不是他丧失立场,因为他很清楚这一点就是关键的一点,他对这个意义很清楚的。
   再有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在发生了89年11月的天鹅绒革命之后,由于形势发展得很快,十一月十几号,捷克十万民众走上街头,当局不敢镇压,结果开始了民主转型,不到十天的时间,大家都意识到,现在就该全国大选,该选总统了。最初哈维尔的公民论坛等反对派的组织,他们一致认为他们要推出反对派方面的总统候选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杜布切克,杜布切克是前捷共的总书记,曾经领导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来遭到苏联的镇压而被解除职务。当时捷克反对派很清楚地认识到,杜布切克不是属于共产党的,是属于人民的、是属于自由民主这一边的。当然,捷克的形势后来发展就更快了,很多民众觉得象哈维尔这样从来和共产党没有瓜葛的人,更值得尊敬,于是大家就推选哈维尔当上总统,但同时,民众又把杜布切克送上了他们国家的第二号重要位置,选他当了联邦议会的议长。这就证明,在捷克,这么坚定成熟的异议运动,他们的领导人、民众都看得很清楚。就是象杜布切克这样一个原共产党的总书记,实际上是和他们站在一边的,是属于人民的,这一点是没有误会的。我们中国人对这一点应该有很清醒的认识。
   而且,还考虑到赵紫阳不仅仅是在89的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反对镇压,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而且他为此付出16年的被软禁的代价。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都不改初衷。这个对于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说,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从他处的位置,反对镇压,共产党就不会再信任他了,邓小平也不会再重用他了。但是,共产党又非常愿意维持一个表面统一的假象,把赵紫阳当成花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只要稍微有些改变他的主张的表示,稍做一点让步,承认他以前做得不对,那么当局一定会给他很优厚的待遇。赵紫阳知道得很清楚,他知道坚持意味着什么?放弃又意味着什么?他非常清楚,他始终坚持,至死不渝。这非常了不起。
   记者:前段时间,全球的“悼念紫阳 告别中共”形成排山倒海之势,人们再次对中共的邪恶本性进行深刻的反思。我记得您也参加了,是吗?
   胡平先生:是的。在纽约。
   记者:您认为“悼念紫阳 告别中共”的活动有何重大意义呢?您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有何感受呢?
   胡平先生:“悼念紫阳 告别中共”的活动,很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实际上就是公开的一场较量,人性和反人性的一场公开的较量。
   有些朋友中有一种极端的想法,说赵紫阳是共产党员,你为什么去悼念?如果我们大家都抱着这种想法,那整个这个事件就没有了,那共产党就轻松了,也没法对他们造成压力了。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大家来悼念,而赵紫阳毕竟曾经在共产党内担任过最高级的领导职务,还没给你共产党开除党籍,所以才把这个难题摆在了中共当局的面前。如果赵紫阳完全是一个平民,那就自己家里悄悄处理丧事就行了,报纸上也不用登了,也不存在讨个说法、做个评价,是否进八宝山等问题。
   我们的活动不是要给赵紫阳在党内争得什么一席之地,更多的意义实际上是对共产党的一种压力,对共产专制的一种挑战。七六年悼念周恩来,很多人是借题发挥,周本人并不曾公开反对过四人帮,更不反毛,更不反共,可是我们却借悼周反四人帮,借悼周反毛,借悼周反共产党专制。但是我们这次悼念赵紫阳就不是借题发挥。赵紫阳反对暴力镇压,坚持对话,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些主张正是我们也真正主张的。
   赵紫阳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把各种不同处境、不同地位的人,海内的、海外的人,把大家都共同的一点集中起来,包括党内的有民主思想的人、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人,和体制外的坚决的反共产专制的人,在赵紫阳这件事情上找到了一个共同点。
   要想进行一种有效的抗争,就是要善于找到共同点。每两个人的想法都可能不一样,但做任何事情,要取得一种集体的行动才能产生力量。这就必须找到共同点。
   有些事情,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人们找到共同点,同时又构成对专制暴政的最致命的打击,这就是最好的共同点、最有效的共同点。恰恰赵紫阳这件事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具有这种象征意义。
   赵紫阳去世,中共当局表现得非常恶劣,国际上反映很坏。本来胡锦涛刚上台,西方政府还要观望一段时期的,这次一下子就把丑恶面目暴露得那么充分,一下子就引起外界的强烈反感。西方媒体一下子都在批判他们了。这件事情把当局的虚弱、顽固暴露无遗,使民间的潜在的反抗情绪也加强了,给中共造成更大的危机。
   看中国的形势,不要通过中共当局怎么说、而要通过他们怎么做去判断。共产党永远说:形势一片大好,老百姓都站在它那一边的。其实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可以看出,它防民、害怕老百姓害怕得厉害,那就可以看出它是怎么样不得人心、在人民之外的,从这件事情上可以做出一个很充分的结论。
   我们最近又看到,去年夏秋之交对赵紫阳的采访,他谈到对中共、时局、改革的看法谈得更明朗,他对说共产党“没治了”,这些都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应该对他怀有高度的尊重。
   事实上,赵紫阳说共产党“没治了”实际上就和大家最近所说的“告别中共”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拒绝共产党,这种说法一句话就批驳了那种“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不行了”的说法。实际上中国是因为有共产党才不行的,共产党自己改不了自己,自己救不了自己了。
   记者:近来海内外不断有人公开发表退党声明,您觉得退党有何重大意义呢?
   胡平先生:我们任何想结束共产党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出来,和这个党划清界限,反对共产党的这种专制。当然一直有一些人想在共产党体制内去改变它,一直有这种说法,但是问题在于,赵紫阳的情况不能作为现在这种说法的例证。因为赵紫阳在年轻的时候还真的相信共产党那套东西而加入的,在后来他才意识到要改变这个党、改变这个制度,他利用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这么去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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