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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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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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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下)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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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

读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摘要(《本末倒置的世纪》,中时周刊第147、148、149期连载),颇有一些异议,特写此文与李、刘商榷。
   一、关于“本末倒置”
    李泽厚、刘再复一致强调以经济为本。李泽厚说:“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要改变中国状况,就要着眼于(经济)这个根本。我不大相信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刘再复总结道,过去几十年中国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忘掉经济这个本,全党全民都在“主义”上狠下功夫,在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上耗尽心力,“反而丢失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据李、刘之见,这也就是苏联东欧“亡党亡国”的惨重教训。

    对上述见解,似有三点可议之处。
   1.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吗?
    不错,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第一个发现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了的“简单的事实”。恩格斯说此话时,马克思已经长眠不起;否则,我以为马克思会第一个站起来表示反对,因为那和马克思自己对自己学说的概括并不一致(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问题在于,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原理,并不能直接地从“人吃饭才能活着”这句话逻辑地推出,因而前者也就不能简约地归结为后者。“人吃饭才能活着”不等于“人活着为了吃饭。”说“吃饭问题是人生第一问题”,这是一回事;说“吃饭问题决定着人生其它一切问题”,这是另一回事。前者并不逻辑地蕴涵后者。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吃饭哲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另一方面则是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丑化(按照这种概括,一个人否认马克思主义便是否认“人活着必须先吃饭”这个“简单事实”,因而他不是愚不可及就是居心叵测)。
   2.过去几十年中共的主要错误是“忘记”根本即“忘记”经济吗?
    不对。众所周知,共产党革命首先是变革生产关系、变革经济基础;而不是如李、刘所言,共产党只是一味地在上层建筑闹革命。象合作化、公社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等,其效果如何另当别论,但这些活动统统属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范畴,那总该是没有疑问的。一个皇帝误服仙丹而夭亡,并不表明他主观上就不贪求延年益寿。同理,过去中国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并非因为共产党忘记了抓经济这个本,而是因为它选错了经济发展的模式。刘再复说,如果在四九年后共产党决心发展经济,它就不会搞合作化、搞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刘再复宣称“进入现代社会就是进入以经济为市场中心进行结构性运作的社会。”我相信这只是刘再复今日之观点。应该承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接受了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以为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在七八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李泽厚强调生产工具、生产实践的意义。然而通读全书,我们既找不到对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批判,也找不到倡导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明示或暗示,因此要说它为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则未免牵强。
    按照李泽厚、刘再复的观点,所谓改革就是把以政治为本改为以经济为本、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生产建设为纲。试问这又如何解释“大跃进”呢?五八年,共产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号召全党全民“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全党全民大抓生产,誓言“十五年赶上英国”。但偏偏就在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为性破坏。华国锋上台后也想抓一抓经济,搞了个“洋跃进”,结果也是失败。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经济,而在于采取什么方式发展经济。从历史上看,计划经济模式一度很时髦。苏联通过几个五年计划而迅速地成为超级强国。许多新兴国家都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以为实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是一条捷径。就连发达国家中的不少人也以为计划经济代表着未来的方向。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就是针对这种思潮而写的。几十年过去了,计划经济模式遭到彻底失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信誉扫地。面对这一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才不得不将其关注的焦点转到文化批判上来。李泽厚、刘再复一类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同。他们不是把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错误,反而断定那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正确。这怎么能让人信服呢?依据李泽厚、刘再复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失败是因为它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非马克思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又如何解释呢?难道我们可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反倒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吗?
   3.关于苏联与东欧的教训。
    在日常谈话中,“经验”一词常带有正面的意味,“教训”一词常带有反面的意味。出了一件好事,我们说学习其经验;出了一件坏事,我们说汲取其教训。苏联东欧实现了由极权专制到自由民主的和平演变,我们以为是好事,所以我们说要学习他们的经验。邓小平们以为是坏事,所以他们说要汲取其教训。李泽厚、刘再复也只讲苏联东欧的教训,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认为苏联东欧的变化是坏事呢?
    在《要改良不要革命》一文中,李泽厚明确地说,苏联东欧的道路“充满危险,对中国非常不利。”我们知道,利与不利都是比较而言的。我们说苏东模式好,是说它比所谓中国模式好,那不等于说它十全十美,不等于说我们今后不可以或不应该力求做得比它更好一些。李泽厚的意思看来是相反的。他认为苏东模式“对中国非常不利”,这就暗示人们,所谓中国模式相比之下对中国较为有利。对于这种观点所包含的价值判断,此处暂且不论,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把苏东的失败归因于丢失经济之本的见解是否合乎事实。
    李泽厚、刘再复都强调,苏东的“亡党亡国”是因为他们丢失了经济这个本,因为他们“太执着于计划经济这一死亡模式,造成了人们再也不能忍受的贫穷与匮乏。”这一判断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举世皆知,苏联东欧一党专制是在民主运动的冲击下瓦解的。苏东人民投入反抗运动,其中固然也有追求物质生活改进、推动经济改革的愿望,但主要的动力是为了争取自由争取民主。在这场历史巨变中,经济因素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按照李泽厚、刘再复,共产党国家只要抓住经济之本,只要搞经济改革,便可以保证其一党专政于不坠,那为什么象匈牙利、波兰、捷克等最早进行经济改革且富裕程度较高的国家都未能保住其一党专政,而古巴、越南一类很晚才着手经济改革的国家反倒依然是一党专政呢?尤其是北朝鲜,北朝鲜难道不是最执着于计划经济这种死亡模式、其人民最为贫困的国家吗?为什么还没“亡党亡国”呢?以中国自身为例,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经济最糟糕,但共产党专政在当时并未受到强烈冲击;八九民运不是爆发在中国经济状况最恶劣,而是爆发在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最好的时期。邓小平批判胡耀邦、赵紫阳“一手硬、一手软”,可见他也明白单靠经济改革决不足以保住一党专政,更重要的一条是必须加强对自由化民主化的坚决镇压。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苏联东欧的一党专政垮了,中国北朝鲜的没有垮,是因为前者的民主力量更强大,其统治者更开明,起码是心肠更软,不敢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动坦克车机关枪;后者的民主力量较弱小,尤其是统治者更残忍。可是按照李泽厚、刘再复的解释,事情成了另一个样子。苏联东欧一党专政垮了,是因为那里的统治者没抓好根本,老百姓不堪忍受;中国、北朝鲜的没有垮,是因为这里的领导人抓好了根本,老百姓都很满意。我们知道,一直有些天真的朋友们,不加分析地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句老
   话。因此他们断定,凡是保住了政权的必定是好政权,凡是失去了政权的必定是坏政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看来,李泽厚、刘再复的历史观也与此相差无几。
    在《八九民运反思》里我曾经写道:“有一个道理,十分简单,几乎人人都凭直觉而本能地明白,但有时人们却因受谬误的概念或理论的误导而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或是不肯承认。这个道理就是:人们之所以公开地反对一个政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满,而且还因为他们不怕。”文革前史学界有过争论。翦伯赞说,每次农民起义之后,统治者都要作出让步。毛泽东反驳道:哪有让步政策,只有反攻倒算。其实两种意见都各有道理。在大规模的反抗被平息后,统治者往往双管其下,一方面革除某些弊政,让人民日子好过点;一方面加强政治控制,使反抗更难以发生。降低不满,增强恐惧。八九之后中共所作所为,无非如此。
   二、关于“政治冷漠”
    李泽厚、刘再复都认为政治淡化现象是好事,人们普遍地不关心政治是好事。这种观点据说在国内甚为流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之考查一番。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政治淡化和不关心政治不是一回事。政治淡化是指“把上帝的给上帝,把凯撒的给凯撒。”经济活动、学术活动应有其独立性,不应受政治的支配干扰。就这点而言,政治淡化是件好事。不关心政治则不然。一个人,不论他是商人还是学者,他首先是公民。身为公民,他应当珍视个人自由权利,认真履行公民义务,积极关心公共事务。不关心政治意味着放弃公民的身份而堕落为顺民。“避席畏谈文字狱(不敢关心政治),著书都为稻粱谋(向钱看)。”这怎么能算是好事呢?
    李泽厚说,不关心政治表示人们已走出空头政治的时代,故而意义重大。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不关心政治,不是相比于文革,而是相比于六四之前的情况。象文革时期的“关心国家大事”,自然不足称道(对文革中的关心政治也不能一概否定,此处姑且不论);但六四之前国人对政治的关心已然不属于共产党的那套空头政治,不属于阶级斗争理论。六四之前国人对政治的热切关心,体现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体现着对自由民主的强烈追求。那难道不是好事么?
    前人早就指出:普遍的政治冷漠是专制的恶果。因此,歌颂这种政治冷漠,实际上就是歌颂专制。如果说迫于高压,一般人不敢关心政治,那当然情有可原。但是必须记住,出于不得已而忍受压迫是一回事,把压迫合理化是另一回事。过去,“莫谈国事”的告诫写在墙上,如今,一批知识分子努力要把这句话写在人民心中。于是,被动的屈从一跃而变成主动的认同,耻辱一跃而成为光荣。是非颠倒,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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