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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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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在维吾尔人权研讨会上发言

   讲三个问题。

     一、一次学习和理解的好机会

     维吾尔人权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对这个问题都知道得很少。今天的会议,我们请到了很多维族的朋友和学者,请到了研究维吾尔人权问题的西方学者裴克凛,还有八九民运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又是维族的吾尔开希。这对於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瞭解的机会。

     二、民族认同问题

     在中国大陆,汉人占95%以上,身为汉人,我们几乎感觉不到民族认同的问题,也因此而常常感觉不到其他少数民族的身份问题或曰认同问题。现在我们到了海外,到了美国,我们在这里成了少数民族,於是我们才开始体会到这个问题。

     有不少人说,越是到了外国,越是感觉到自己是中国人。这还用说吗?中国人生活在中国,当然不会感觉到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只有生活在外国人中间,你才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在中国,我们汉人生活在汉人和汉语文化的海洋里,所以我们常常感觉不到我们的汉人的身份问题,但是那些少数民族呢?

     特别是那些从外貌到语言都和我们汉人有差别的少数民族呢?他们在汉人和汉语文化的汪洋大海里生活会是什么感觉?我们想过吗?

     按说,美国既自由民主又繁荣富强,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不错,但是很多人却仍然感到不那么自在,很难把美国完全当成自己的家园,流亡者不用说了,但大多数不是流亡者的华人也有这个问题。很多华人在美国生活很多年了,也早早就入了籍,成了美国公民,可是在心理上感情上却仍然不能完全投入。今年既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又是台湾的大选之年,很多华人,不管是来自台湾还是来自大陆,许多人已经是美国公民,但是他们对美国的大选不太关心,而对台湾的大选特别投入,好像台湾的大选是我们自己的事,而美国的大选却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是别人的事。这就是因为陈水扁、连战是华人,长得和我们一样,说的是一样的语言,我们就感觉亲切,布希、凯瑞是洋人,从外貌到语言都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感到隔一层,就不那么容易认同。

     第一代移民还有语言障碍,就不必说了,就连第二代第三代华人,所谓ABC即美国出生的中国人,语言上毫无问题,但是由於肤色差异,还是不大容易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许多ABC 小时候不愿意学中文,因为他们在这里土生土长——不,洋生洋长,自然就认为自己和别人一样是这里的人,中文对他们是外语,所以学习的兴趣不大,可是等到长大了,意识到自己还是和别人不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华人身份,常常又很想学习中文,瞭解中国的文化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可能产生一种和自己的民族与文化脱节断裂的感觉,一种身份认同的困惑和苦恼——“我到底是谁呢?

     我应该是谁呢?“我相信在西方的华人对这种问题都不会感到陌生。那么,想想在中国生活的别的少数民族吧,在如此自由、如此民主、如此多元、如此包容的美国,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尚且有这样的认同的问题,更何况在缺少自由民主缺少多元包容的中国大陆里的少数民族。

     老话说:“要得公道,打个颠倒。”我们汉人应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别的少数民族的立场上思考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就好理解了,彼此就容易沟通了。华人在美国,英文不过关,谋职就很不容易。也难怪,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么。

     可是一个维族人,一个藏族人,要是在自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都必须学好汉人的语言才行,否则连个好工作都找不到,那又是什么滋味?我认识好几个少数民族朋友,汉语好得很,和我们交流毫无困难,我们也一点不把他们当外人。可是他们自己呢?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汉人,就象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他们很对自己脱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而感到难过。这不也是很自然的么?对於他们的这一层苦恼,我们是否感受到了呢?

     在中国大陆,民族认同问题更由於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而强化。过去中共实行的是意识形态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理论一样是一种普适性理论,用毛泽东的话叫“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於一切民族和文化。这套理论强调的是阶级,强调的是路线。那时流行的口号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线上分”。民族差异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则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曾经一度,这一理论确实产生了很大的效果,随着冷战结束,共产党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原先被掩盖被沖淡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日益突出。现在,中共为了排拒自由民主,找不出别的理由,就宣称自由民主只是西方的价值,没有普适性,否认世上有任何普遍适用的价值,竭力强调特殊性,强调“国情”,大肆鼓吹民族主义。可是这种做法也是双刃剑:你鼓吹你的民族主义,那就必然反过来刺激别人的民族主义;你讲你的文化传统,别人也会讲别人的文化传统。你大讲特讲“炎黄子孙”,大讲特讲儒家传统,可是,象维族、藏族,人家不是炎黄子孙,也不属於儒家传统,你这样讲,不是刺激人家的疏离感,刺激人家的分离意识么?

     官方讲中华民族,可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个政治概念,不是民族学上的民族概念,再说,这个概念也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要用这个概念塑造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效果是很有限的。单一民族的国家有天然的凝聚力,多民族的国家就缺少这种天然凝聚力。美国不是靠讲什么美利坚民族而凝聚人心的,美国是靠讲人权自由民主的普适性理念凝聚人心的。中共拒绝这种普适性理念,所以它拿不出能够凝聚各民族人心的东西,只有靠强力,而强力又恰恰是有反作用的。

     我的意思是,作为汉人,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为少数民族着想,从而加深对他们的理解(其实,理解本身就意味着设身处地)。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式。

     三、非暴力抗争问题

     我强调非暴力抗争,不但因为非暴力抗争在道义上更可取,而且还因为非暴力抗争在现实中更可行。由於“六四”屠杀造成了严重的恐惧效应,许多人对非暴力抗争失去信心。有人以为,一旦人们认识到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投身暴力抗争。其实不然。因为从事暴力抗争意味着你死我活,孤注一掷,除去少数勇猛者外,多数人在苟且可以偷生的情况下是不大会参加暴力抗争的;再说,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军人与非军人,武器与非武器的区别已经十分巨大,这就使得纯粹由民众方面发动的暴力抗争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问题不在於人们是否拥有武装自卫或暴力革命的权利,主要问题是人们是否拥有相应的手段。如果民众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从而放弃了採用非暴力的方式展开抗争,实际上他们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抗争手段,到头来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

     不错,如果中共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警始终铁板一块,民间的非暴力抗争确实难有取胜的机会。但是问题在於,民运可以激化中共内部的矛盾,促成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可能会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可能会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有可能发动兵变;另外,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中共上层也有可能分裂,开明派可能战胜强硬派,如此等等。一旦发生这些情况,专制权力即宣告瓦解,民主转型就此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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