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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我会去实践”——读杨建利《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

   

   杨建利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已经两年又七个月了,作为他的朋友,我常常思念他;读着他这本新出版的文集《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不禁生起许多感慨。

   八九年八月,在旧金山,我第一次见到杨建利。那时他以海外留学生的名义飞往国内参加民运,刚从北京回来,激动地向大家叙述他亲身经历的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那时侯,留学生群情激昂,同仇敌忾。十五年过去了,世道人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当年一道为中国的民主奔走呼号的留学生,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有的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有的放弃了民运。然而,杨建利却始终如一。建利没有放弃学业。他接连获得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数学博士与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和政府学博士两个学位,并参与了哈佛大学的一些研究项目。建利也没有放弃民运。他参加了民运组织并担任领导职务,创建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成功地组织了多次大型会议和活动,创办和主编网站与丛书,还就许多重大问题撰写了一百多篇文章。其信念之坚定,才智之超群,精力之旺盛,不能不令人赞叹。

   建利豁达开朗,热情洋溢,谈吐风趣,很有亲和力。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既能搞组织,又能写文章;既能做大事,也能做小事。《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一书收录了建利写的四十几篇文章,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议论深入,文字朴实,从不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只是诚恳地向读者讲出自己的理念和思考。这既体现出作者的风格,也体现出作者的品格。

   《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一书的副标题是“论中国民主化之路”。这个副标题表明,建利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纯学术的研究,而是为了给中国的民主化找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它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用建利自己的话就是“我说的我会去实践”。

   建利写道:“民运多年来有许多大事都儿戏化了,组党就是一项。我真希望我们说出去的诸如正当防卫、制宪、临时政府等设想不再儿戏化。我还是那句老话,我说的我会去实践。”

   建利这段话很重要,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例如组党,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反对人士突破党禁,要么是有大规模群众运动作后盾(如东欧国家的情况),要么是有多年选战的积累,有几十万张选票作基础(如台湾的民进党)。现今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些因素。不错,单独的个人无法有效地向强权抗争,我们必须展开集体行动,建立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展开集体行动,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具体形势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面对专制高压,民间的集体抗争必须着眼于如何扩大民众的参与和如何减少当局的镇压。在组织的形式上,与其有名无实,不如有实无名;与其名大于实,不如实大于名。政党当然是政治组织的高级形式,但这并不等于说,只要我们给自己安上了政党的名字,我们就把运动提升到了一个高级的阶段。我们要为中国的民主化催生,但千万要避免再造成习惯性流产。

   所谓制宪,那是议会或专门的制宪会议才能做的事;所谓临时政府,那总要建立在事实上控制了一部分土地、人民和军队的基础之上;否则只是空谈,只是儿戏。我们在现阶段就可以研究和草拟未来民主中国的宪法,也可以就各种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替代性政策。事实上,杨建利负责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和制宪,和临时政府不是一回事。

   关于正当防卫,道理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怎样操作,怎样实践呢?问题是,在民众不具备足以自卫的手段这一客观条件下,民众该怎样对待专制当局?这就联系到整个非暴力抗争的问题了。由于“六四”屠杀造成了严重的恐惧效应,许多人对非暴力抗争失去信心。有人以为,一旦人们认识到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投身暴力抗争。其实不然。因为从事暴力抗争意味着你死我活,孤注一掷,除去少数勇猛者外,多数人在苟且可以偷生的情况下是不大会参加暴力抗争的;再说,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军人与非军人,武器与非武器的区别已经十分巨大,这就使得纯粹由民众方面发动的暴力抗争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问题不在於人们是否拥有武装自卫或暴力革命的权利,主要问题是人们是否拥有相应的手段。我们之所以强调非暴力抗争,不仅仅因为非暴力抗争在道义上更可取,而且也因为非暴力抗争在现实中更可行。如果民众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从而放弃了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展开抗争,实际上他们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抗争手段,到头来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

   不错,如果中共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警始终铁板一块,民间的非暴力抗争确实难有取胜的机会。但是正像非暴力抗争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指出的那样,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可以激化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可能会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可能会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有可能发动兵变;另外,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也有可能分裂,开明派可能战胜强硬派,如此等等。一旦发生这些情况,专制权力即宣告瓦解,民主转型就此启动。

   在2002年4月临回国前夕,建利发表了一篇文章“破分隔内外民运之计”。建利讲到,中共镇压国内民运,总要给国内民运扣上一顶“与海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罪名,其目的是将内外民运分割开来。他指出,破掉中共当局这一分割之计的最好办法,不是内外民运小心翼翼地各自为战,以免给当局提供把柄,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加强内外民运的互相联系。建利强调,“只有用公开的思路和献身的精神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这个主张非常正确。建利甘冒风险的回国之举就正是这一主张的身体力行。

   这就是杨建利最令人尊重的一点:他所说的就是他所做的,他所做的就是他所说的。 --------------------------原载《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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