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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温对汉源事件的四点指示

   

   胡平

     据凤凰卫视报道,“四川汉源县农民激烈反抗不公徵地事件,终於迎来重要转捩点。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下达四点重要指示:在移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没解决前,瀑布沟水电站不复工;维护安定团结、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维护移民权益;保证国家重点水电工程建设,支援西部大开发。”

     乍一看去,胡温的决定差强人意,但仔细读下去,却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

   新政不新

     报道说,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在汉源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将农民抗议示威定性为‘10.27不明真相的移民大规模聚集事件’,并明确表示,不追究参与抗议示威的一般群众,但要求事件中的打、砸、抢、烧分子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而那些顽固不化、继续打砸抢的人将受严惩。”

     政府出面给一次民众集会“定性”,这本身就很荒谬:集会自由本是基本人权,即便在集会活动中有违法现象发生,那也该检察院出面起诉,怎么轮得上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省委书记和省长出来做政治“定性”?平时大讲“依法治国”,一遇到事情就扔到九霄云外,连表面文章都不做一下。

     不少人解释说,这次中央给汉源事件的定性是中性的。不对,所谓“不明真相的移民大规模聚集事件”,所谓“不追究参与抗议示威的一般民众”,这不就是文革时的流行说法“受蒙蔽无罪”吗?那分明意味着此一事件本身是错误的,是有罪的,只不过念尔等无知,不追究而已。什么“不明真相”?这又不是文革,汉源民众又不是为抽象飘渺的革命路线而战,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唯有穿鞋子的人自己最知道鞋子哪里夹脚,还有谁能比汉源民众自己最明白真相?硬给你扣上“不明真相”的帽子,意思是“不知者不为罪”,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做错了,你们的抗议活动是错误的,有罪的。因此,这样一种定性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否定性的。

     接下来的一段报道就把这层意思说得很清楚了。报道说,“会议要求‘对事件持暧昧态度’的干部尽快提高认识,要求曾参与事件的干部深刻反省,对那些执迷不悟、固执己见的官员,要坚决严肃处理。”如果胡温不是把汉源事件视为“犯上作乱”,凭什么要“参与事件的干部深刻反省”呢?凭什么要对“固执己见的官员”“坚决严肃处理”呢?其实,当局本来就明说所谓“不追究”,只是对参与事件的“一般民众”,这就是说,不属於“一般民众”者不在不追究之列。这和中共过去一贯的“揪一小撮坏人”,杀一儆百的做法实在没有多少差别。

     如果我们联系到下面一段报道,问题就更严重了。报道说:“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高度评价在事件中付出重大伤亡的武警官兵,称讚他们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并肯定当地政府敢於承担责任,採取果断措施,为解决事件创造有利条件,表示将提拔事件中表现积极的党员干部。”

     这就怪了:事情分明是让当地政府给搞坏的,正是当地政府不顾民众愿望,做出了严重损害民众利益的错误决定,官逼民反,激起民众起来抗争,当地政府非但拒绝作出合理让步,而且还出动军警镇压,导致流血事件,胡温四点指示既然是对当地政府错误的纠正,照理说,当地政府是该受处罚,起码是该挨批评的,怎么倒反过来受称讚被提拔呢?同样是地方官员,那些为民请命,站在抗议民众一边的被要求“深刻反省”,那些蔑视民意,调集军警镇压民众的却受表彰嘉奖:该赏的受罚,该罚的受赏。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吗?

     在这次汉源事件中,地方政府调动军警镇压,民众方面多有伤亡(有说打死17人)。然而在上述报道中,四川省委书记“高度评价在事件中付出重大伤亡的武警官兵”,却对事件中想必付出更重大伤亡的民众不置一辞。这和“六四”事件后,邓小平对执行镇压命令而遭受袭击的军警送上共和国卫士或烈士的桂冠,同时却对被打死打伤的民众不抚恤不慰问的做法有什么两样?

     许多人感慨说,胡温的四点指示很不错,只可惜发佈得太迟了。汉源民众苦苦抗争了半个月,还遭到军警镇压,死伤多人;如果中央早一点发指示,事态何至於恶化到如此地步?但问题是,胡温为什么不早几天发佈指示呢?半年多来,汉源民众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假如说在当初,中央的办公人员掂不出轻重,未及时向胡温彙报,故而胡温不知情,或有可能;然而等到10月26、7日,汉源十万民众集体抗议,此举焉能不惊动胡温?更何况到后来地方当局调动大量军警,不可能不经过中央的批准。我们知道,在胡温四点指示之前,当局对汉源事件曾经有过一个定性,说汉源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超过六四和文革,和境外反华势力勾结,是有组织的。”这个定性不是出自当地政府,也不是出自四川省委,而是出自中央,出自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汪洋。汪洋此说,即便不是传达的胡温的意见,至少也是获得胡温的授权。如此说来,对於前阶段汉源事态的恶化,胡温本人就是负有间接乃至直接责任的。

     基於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胡温在处理汉源事件时,首先考虑的是维护政权(用他们的话叫“稳定压倒一切”)。起初,他们对汉源问题并未格外重视。这也难怪,由征地拆迁引出的冲突多如牛毛,无非是官商勾结,图谋暴利,只给拆迁户很低的赔偿费和搬迁费,再加上大小官员层层克扣,逼得拆迁户们起来抗争。中央对此类冲突见惯不经,故不以为意。一般人总以为,处在胡温的位置,他们理当希望下面的官员个个公正清廉。但问题是胡温深知,如今的共产党政权是靠腐败而团结而巩固的,官员利用权力发不义之财是正常现象,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太露骨,只要不致引起太强太深的民怨,只要惹出麻烦还能镇得住场子,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汉源十万民众走上街头,当局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於是赶忙下令“平息动乱,维护稳定”。按理说,“平息动乱”有两种办法,一是对话谈判,接受群众的合理要求;一是武力镇压。对中共而言,前一种办法是万万不行的,因为那无异於承认了民众集体抗争行为的合法性,接下来各地民众有样学样,那还得了。所以,当局自然选择了武力镇压,於是汉源县成了小天安门。但是一味镇压也不是办法,毕竟,汉源事件又不同于八九民运,汉源民众的具体诉求并不是自由民主,而是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况且民众也实在是被剥夺得太惨,先前地方政府开给拆迁民众的条件也太低太不像话,因此中央是可以出面做做好人,多少让让步的。只不过正像一部小说里某位官员所说:“做政府的法人代表,特别要注意别在群众闹事时让步,要让也得等将来,这样就不会养成他们遇事就闹的习惯。”所以,在血腥镇压之后,胡温又作出安抚动作。这一剿一抚,前剿后抚,不是没有变化,但不一定是自相矛盾的。

   出路何在

     中国的老百姓也称得上饱经风霜了,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一清二楚。就算事后政府兑现提高补偿的承诺,他们也不会对政府感恩戴德。时至今日,除了那些参与分赃的所谓精英,谁个还会说共产党的好话?

     有人攻击示威抗议的民众是“暴民”、“刁民”。请说这种话的人站出来,请你们当一回民众的代言人如何?如果你们有一套不同的办法能有效地维护民众的利益,民众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你们并不肯、实际上也没有别的办法更成功地为民请命,那不过证明你们对所谓“暴民”“刁民”的指控其实是为专制者充当帮闲帮凶而已。

     必须看到,中共专制政权的贪婪残暴程度,它和人民的对立程度,以及人民对它的反感程度(想想万州事件),在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仅仅是靠着高度现代化镇压机器的帮助,这样的政权才得以苟延残喘至今。倘若是在大刀长矛的冷兵器时代,倘若是在来福枪加农炮的热兵器的初级阶段,这样的政权早就支不住了。它能够永世长存吗?当然不能。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使它结束得早一些。否则我们民族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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