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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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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与中国

一、清理共产主义

    二十世纪是共产主义兴起和衰亡的世纪。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予以认真清理。这种清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因此我们的清理不仅有历史的意义,而且还有现实的意义。

   提起对共产主义的分析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本世纪以来,这种分析批评的文字已经十分丰富。不过我以为还不够,尤其是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的分析批评还相对贫乏。或许有人会争辩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眼下我可以暂时不管这个问题,因为我试图清理的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不管它是不是“真正的”。

   其实,对於中国的共产主义(也包括其他共产国家的共产主义)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如换一种思考角度。我们不妨问一问,假如确有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那么何以在现实中总不出现?为什么我们见到的总是冒牌货?假如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现实的共产主义都是假共产主义,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国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都是假共产主义者,那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国家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总是被排挤被打压被捉弄?为什么总是让那些假共产主义一类骗子占了上风?沿着这条思路下去,我们也许更容易发现,问题究竟是出在共产主义的真假上,还是就出在共产主义本身。

   二、亚历山大、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戮,

    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是为了屠戮而征服

   让我们先从《共产主义黑皮书》谈起。在199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80周年之际,法国出版了一部厚达八百多页的巨著《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该书记叙了实行共产制度的各个国家以及发生於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重点是共产国家的专制与暴力。黑皮书指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一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两千万,中国六千五百万,越南一百万,北朝鲜两百万,柬埔寨两百万,东欧一百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拉美十五万,等等。按绝对数量,中国死的人最多;按相对比例,柬埔寨最高。当然,上述数字不一定可靠,因为许多国家的档案材料尚未公开。譬如中国的死亡数字,有人估计比六千五百万更多,大约在八千万上下。有人估计不到六千五百万,但一般认为不会低於五千万,因为仅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就超过四千万。

   所谓非正常死亡,一是指遭受政治迫害而死,一是指由於统治者人为的饥荒被饿死。我们先讲第一种非正常死亡。

   一讲到共产制度下的政治迫害,人们立即会想起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等。其实,在共产中国,政治迫害并不只限於政治运动期间,它始终存在於每一个时期,只不过在政治运动期间表现得格外强烈、格外集中罢了。正如黑皮书序言作者古尔多瓦所说,共产国家是“把镇压变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讲的迫害或镇压,是指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後的所作所为。历史上有过许多政治集团,为了夺得政权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不过一旦政权到手,一旦对手放弃了抵抗表示臣服,大规模的杀戮也就结束。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不以夺得政权为满足,共产党把夺得全国政权只视为“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改造世界改造人,於是就有了更大规模的各种名目的迫害和镇压。共产革命犹如一头贪得无厌的怪兽,先吃敌人,再吃朋友,後来吃自己。历史上其他的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共产党却好象夺权是为了杀人。共产党在夺权之後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记住这个事实,对於我们评价共产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破除五十年代神话

   

   长期以来,对中共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的罪恶事实虽然时有揭露,但总的来说还很不充分,很不完整。通常,这种揭露比较集中在文革时期,或者上溯到五七年反右运动。在不少人心目中,五七年之前的中共似乎还是很不错的。有这种错觉也难怪,因为以五七年为界,此後的迫害重点是对朋友对党内,此前的迫害则是对“敌人”。中共当局後来表示要全盘否定文革以及部份否定反右,但对五七年前的政治运动还不肯改口。有鉴於此,我打算就五七年前的政治迫害(如土改和镇反)说上几句。

   直到今天,土改仍被不少人视为共产党的一大德政。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共在农村问题上的错误是从公社化或合作化时期开始的。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中共的土改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无偿地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一是给地主富农定上“阶级敌人”的罪名实行专政。固然,在四九年前的中国,土地资源的占有确实存在问题,由此也导致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紧张,因而土改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在於如何改:是用暴力的办法还是用和平的办法?是无偿没收还是有价征购?

   以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为例,其做法是,规定给地主保留稍多的土地,其余的土地则由政府按一定价格征收,再分给别的农民,同时鼓励地主用出卖土地的钱投资。整个土改过程采用和平方式。这种做法表明,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承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它是在承认私有产权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干预,更不曾把地主当做敌人。共产党的土改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的土改是对私有产权的公开否定和粗暴侵犯。“共产风”不是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才刮起来的。土改就是共产风,是充满血腥的一场共产风。共产党的土改是暴力土改,不到夺走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还要对被剥夺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曾经拥有过较多的土地。

   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发明了一种新罪名——阶级成份罪。一个人被定罪,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违犯法律的行为,而是因为他被划入某一阶级,定为某一成份。因为那个阶级从理论上被认为是“反动的”,因此所有被划入那个阶级的成员也就被认定是有罪的。在土改运动中,许多地主被处决,有些是在斗争会上被打死。侥幸生存者则从此堕入社会最底层,处於被劳改、被管制的悲惨境地。在以後的历次运动中,他们都被当做当然的打击对象,其中又有多少死於非命。他们的子女也是黑五类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估计总人数至少有两千万以上。1979年,中共宣布给地富摘帽——此时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绝大部份地富都已经死掉——据《北京周报》报道,被摘帽的地富还多达400万。土改中一共杀了多少地主富农?有人估计是100-200万,有人估计上千万。事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场土改,把中国农村的乡绅阶层彻底消灭。

   关於镇反,注意,所谓镇反,主要并不是镇压反革命活动,而是镇压“反革命份子”。在这里,被镇压的“反革命份子”绝大多数其实并没有从事任何现行的所谓反革命活动。他们之所以被定成反革命份子,无非是因为在过去他们曾经是旧政权的官员,大部分只是比较低级的官员,不少还是“起义人员”。和历次镇压运动一样,当时,定“反革命罪”是十分草率的,滥杀妄杀更是司空见惯。不错,历史上也有过一些政治集团对已经投降归顺的敌人横施暴行的,如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降卒,但那通常都发生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不象共产党的镇反是发生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後。

   说到对前政敌的镇压,通常是针对地位高、权力大的人,一般成员则不予深究。中共却好象反了过来,一方面镇压了千千万万个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员甚至普通成员,另一方面却又对那少量的头面人物作出宽大为怀的姿态,以显示共产党以德服人。这种反常的做法造成了强烈的效果。中共当局看来很清楚一般人都是感性大於理性。如果你杀的是名声显赫的大人物,哪怕杀得很少,由於它在人心中能造成生动具体的感性刺激,所以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你杀的是无名之辈,杀得再多,由於它在一般人心中只是抽象的数目字,给人的印象反而会很淡薄。

   眼下也没有镇反运动被杀者的准确统计数字。有人说是几十万,有人说一、二百万。除去被杀掉的之外,还有更多的“反革命”被监禁、劳改、管制,其中被折磨致死者应不在少数。和地富一样,镇反中幸存的“反革命”在以後的历次运动中都在劫难逃,例如文革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八月”,文革後期的“清理阶级队伍”、“揪出国民党残渣余孽”,对他们而言都是鬼门关。

   四、文革中的几种政治迫害和自杀

   

   杀人最多的运动当属土改,其次是镇反。反右运动中,至少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未听说有判处死刑的,但被折磨致死的估计也以万计。文革中死人很多,总数量可能超过镇反。其中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以政府名义直接杀人,比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各地革委会就把许多“反革命”判处死刑;事实上,绝大多数被处死的“反革命”仅仅是持有不同政见而已。因为思想、言论而被定死罪的情况早就有,但以文革期间最多。

   二是群众性的暴力迫害,把人打死杀死,文革初期的“红八月”和後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即为典型。这种迫害致死的行为不是政府直接干的,而是群众或群众组织干的,但是得到当局的默许、纵容以至鼓励。这是一部份群众对另一部份群众单方面地施加暴力,由於施暴者在当时享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有整个政权作靠山,受害者不能或不敢进行任何自卫。在我看来,所谓政治迫害,严格地讲,应是指用政权的力量对其治下的个人或群体有意识地施加伤害。单纯的民间斗殴行凶不叫政治迫害。因为文革中群众性暴力迫害实际上不是单纯的群众的事,而是政权的事,所以它属於政治迫害。

   三是不同派别的群众用武力方式彼此争斗,从动手动脚直到动枪动炮。尽管有的派别实力更强,後台更硬,但由於不具备绝对的正统性,换言之,对立派群众也有某种正统性,在政权内部也有一定的支持者或保护者,因此他们敢还击,敢有来有往,起码是敢自卫,所以形同战争。这种武斗死伤甚众,不过其政治迫害的性质要轻一些。

   因迫害致死,除了被杀死被折磨死以外,还包括自杀而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大量的人自杀。有的是不堪精神上的凌辱,有的是不堪肉体上的折磨。另有许多人自杀是以死明志,以死辩冤,以死证明自己绝非“反党反社会主义”。例如自杀身亡的邓拓和自杀未遂的罗瑞卿,在遗言里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都叮嘱家人要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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