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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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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世纪末》一书评介

   
   
   
   
    胡平

   
    二十世纪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年半,我们已经站在了新世纪的门槛上。好象一个长途跋涉的旅行者,在即将踏上新的征途之前,他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认真地进行一番思考。
    去年七月,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推出《世纪末》一书,原著是英文At Century's End,主编是美国《新见识季刊》的奈森.嘉戴尔斯(Nathan P.Gardels)。这本书收录了全世界近三十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企业家的文章与访谈,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米洛什、索因卡和帕兹,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的曼德拉,有国际关系专家布热津斯基、亨丁顿,思想史家柏林,未来学家托弗勒,历史学家布尔斯汀,电影导演奥力佛.史东,政治家有法国的密特朗、加拿大的特鲁多、以色列的裴雷斯和新加破的李光耀,企业家则有前美国大通银行总裁大卫.洛克菲勒和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森田秋夫,等等。全书共370页,分为四部份:一、世界秩序的精神,二、冷战以后的多样性与民族主义,三、二十世纪的文化潮流,四、世界之现状。
    《世纪末》一书的二十八篇文章,从多种角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科学技术——对本世纪进行了全面的反思,观点鲜明,语言流畅,深入浅出,颇有可读性。不同的作者关心的问题不同,对同样的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这恰好是本书的一大优点,因为正是这些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看法,才刺激读者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当今的世界。有些文章主要是肯定人类在本世纪中取得的进步,但更多的文章强调的是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们知道,“世纪末”一词常常使人联想到走头无路,大难临头,消沉颓废,放纵沉溺于物质享受和肉体快乐以及诸如此类。这本《世纪末》并不是这个意思。这本书是提倡理性的思考,鼓励我们迈向新世纪的勇气。
    《世纪末》一书没有收录中国人的文章,这是令人遗憾的。书中唯一的一位华人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李光耀在谈话中几次讲到中国,想必会引起我们中国读者的格外兴趣。
    众所周知,李光耀一向被视为所谓东亚模式的代言人,是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被视为对抗所谓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代表人物。其实,李光耀的思想并不那么单纯,譬如在这本书中,李光耀就明确指出中国不但需要摆脱共产体制,而且还要抛弃儒家思想的陈旧部份,否则就不能有效地吸收新知识,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他主张各种文化要互相学习。他说:“放眼世界,我们见到的是不断地向对手学习而胜对手一筹的发展过程。”不错,李光耀曾在别处讲过,他不赞成西方的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主张精英们可以一人两票;于是有人便以为这是反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其实不然,因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在西方也是晚近之事。早期西方的民主制对选举权实行了若干资格限定,它把相当一批人排除在选举过程之外。实行普选制后,也有人提出复数投票的办法。J.S.密尔认为,让无知者享有和有知者一样多的权力不是有益的而是有害的,应当允许精英们有两票或两票以上的投票权。还有一件事。几年前,一个美国小伙子在新加坡触犯了当地的法律,被罚以鞭刑。这是在国际上引起一番争论,有人赞成鞭刑这种惩罚方式,有人斥为野蛮。于是又有人将这两种观点归结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也是不相干,因为按照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作者)的记叙,至少是在本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就还保留有鞭刑这种古老的惩罚方式,不过它所针对的只限于暴力犯罪。如此说来,李光耀的某些观点倒未必都应该挂在所谓东方文化或曰儒家文化的账下。
    李光耀确实为专制辩护。在《世纪末》一书中的访谈里,他为中共的专制辩护。李光耀强调历史性的文化差异,认为西方的民主观和人权观不可能被中国人猝然接受,因为价值观要在一群人的历史中、经验中才能形成。这话看来并不错,但它回避了一个更具前提性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确定的问题是,源于西方的民主观和人权观是不是好东西,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如果它是好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就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使之进入我们的历史和经验。我们与中共的分歧,不在于如何在中国保障人权、实现民主的具体方法或步骤上,而在于要不要保障人权、实现民主的基本目标上。中共当局压制人权,反对民主,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李光耀说,是极端贫穷造成人命不受重视,消除贫穷便是第一优先的大事,其它一切都次之。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文化教育程度提高了,那种动不动就杀人、不经适当审判就把人一枪打死的野蛮行径就会减少了。可是,这如何解释当年纳粹的暴行呢?当年的德意志民族不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吗?还有文革中红卫兵的暴行,这些暴行大都发生在经济更发达的大城市,发生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大中学生。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工作,但何以见得它必定会与保障言论自由一类基本人权相矛盾,因此为了前者就必须牺牲后者呢?以中国为例,三年的经济“大跃进”导致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究其原因,恰恰就是少了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
    《世纪末》一书不是学术著作而是通俗著作,但通俗不等于庸俗。不论你是否赞成书中的观点(实际上你不可能全部赞成,因为这些观点彼此就不一致),你都会从这本书里获得启示,获得灵感。在这个大众传媒占据了人们耳目的时代,愿意读书、特别是愿意读严肃书籍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少了,但正象书中一位访谈者、史学家布尔斯汀指出的那样:“肯定书的价值,也就是承认文明能在大量速成的即时价值之冲刷中屹立不坠。”
    《世纪末》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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